文/春风秋水
我今年已迈过50岁的门槛，进入了知天命之年。在我的人生历程中，有过10年民办教师的历史，又有几年办幼儿园的经历，总之是一段辛勤育桃李、飘溢着芬芳的岁月。后来，我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地创办了一所经市教委审批的民办学校——育英小学。我要讲述的故事也就从这里开始。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大街上碰见一位熟人，对方带着个十来岁的孩子，我就问孩子上几年级了，得到的回答是根本没上学。我感到诧异，就问：“孩子这么大了，咋还不上学？”这一问不知要紧，对方一脸无奈，向我倒出了一肚子苦水：孩子几岁时看病落下了残疾，到了上学的年龄，跑了几所学校，好话说绝，人情托尽，都被拒之门外。听了这话，我心里如同打翻了五味瓶，残疾儿童也是国家的接班人，同样有受教育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权利，怎能当成包袱一甩了之？看着这名残疾孩子母亲迷茫的眼神，听着一声接一声沉重的叹息，我毫不犹豫地说：“到我们学校去吧，别人不要，我收！”
我接收残疾学龄儿童的消息不胫而走，霎时间，周围的10多名“没人要”的残疾学龄儿童哗啦啦涌了进来，邻近的几个县也送来了几名。从此，我的学校里出现了这样的“特殊一族”：有的弱智，有的痴呆，有的腿瘸，有的手残，各种残疾都有。接收的这些孩子，既要对他们进行特殊的教育训练，又要进行特别照顾护理，但我不避麻烦，不辞苦累，和学校的老师们一道，以爱心呵护着他们成长，既教给他们简单的语言和生活自理能力，又给他们开设“小灶”补习文化知识，俨然成了这些孩子的生身母亲。
涛涛是一名弱智男孩儿，2年前转学来到了“育英”。转学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涛涛原本在一所小学读一年级，到了升级考试时，学校以其“榆木疙瘩死脑筋”为由，把他给“劝退”了。之后，父母托熟人送他进了另外一所小学，不到1年时间，学校也以同样的理由把他撵了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依然接纳了涛涛，而且一见面就喜欢上他了——这是一个虽然弱智模样却挺可人的孩子。涛涛入校的那天，他的爸爸十分感激地说：“校长，您肯收下俺这孩子，俺全家永远都会记住您的大恩。这孩子智力上有欠缺，也不指望他成啥才，能上到小学毕业，分辨清男女厕所就行了。”说这话的时候，涛涛的爸爸很满足。我却大不赞同，有点儿发急地说：“作为孩子的家长，你咋能这样悲观？别人看不起咱的孩子，咱自己可得看起呀！”我的喜欢并没有白费，涛涛在学校里很懂事，也很听话，考试成绩由原来的每门几分提高到了六七十分。
痴呆儿军军是4年前来到我的学校开始上一年级的。当时，已经8岁的军军流着长长的鼻涕，衣服脏兮兮的，周周正正的小脸蛋整个涂抹成了“花老包”，而且语言有障碍，不管问他什么，就会答一个“好”字。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军军初次来到学校的情景，老师们问：“军军，上学好不好？”军军神情木讷地答道：“好。”“今天早上吃的什么饭？”“好。”老师们又随手拿起一支粉笔问：“这是什么颜色？”回答还是一个“好”字。老师们有点儿哭笑不得，有的直摇头，有的朝家长投去了征询意见的目光。我没有丝毫犹豫，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说：“推到社会上咋办？既然来了，咱们就应该收下。”我心里牵念着这个特殊的孩子，常利用课间的10分钟，跑到班里去看看。军军爱流鼻涕，总是拖得长长的，一吸溜一吸溜，我见到了，就掏出衣兜里的手绢给他擦去。每逢这种时候，军军则一动不动，接受着我的关爱。4年来，军军对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每次在校园里碰到我，总是伸长小手轻轻戳一下，这是他在打亲切的招呼。军军爱吃苹果，有时候老师们故意逗他：“军军，老师也想吃苹果。”听到这话，他就赶紧双手一背，把苹果和手一起藏到背后。如果我在场，就说：“军军，叫我吃吧？”军军就双手递了过去。我则会说：“我不吃，跟你玩哩，俺乖进教室学习吧。”军军的学习成绩当然不会怎样好，但他已经由入校时只会说一个“好”字，进步到了能说简单的日常用语，虽然学会了几个字，写得也总是歪歪扭扭的。
女孩儿玲玲自幼患有“大头病”（医学上叫脑积水），不足10岁的年龄却扛着个斗样大的脑袋，极不相称且令人担心。为给她治病，她的父母带着她去北京、去上海，大城市的医院进了一家又一家，有名望的专家教授请了一位又一位，医疗费花掉了10多万，也没有治愈这顽固的“大头病”。属于玲玲的生命之路有多长，谁心里也没底，而且据医学专家讲，这种病患者最怕磕磕碰碰，一旦摔了跤，极易脑浆迸裂而命断身亡。到了上学的年龄，玲玲自然被拒之门外，没有一所学校敢收。父母焦急呀，用他们的话说，孩子是不幸的，也是可怜的，既然来到了这个世界，就应该让她在短暂的有生之年享受应该享受的权利。他们找到了我，原本准备了一大堆哀求的话语，刚说了个开头，就被我打断了，我说：“玲玲的爸爸妈妈，别说了，既然来了，我就得收下，这是我作为一名普通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更是我作为一个普通女性的良心。”谁知老师们都不敢买这个“账”，谁都怕出了问题承担责任，我的“脸面”生生地被搁在了尴尬之中。目睹此情此景，玲玲的父亲说：“老师们，可怜可怜这个孩子吧！我现在就写保证书，如果孩子出了意外，老师们没有任何责任。”老师们不便再说什么，玲玲也就留了下来。
据医学界人士介绍，“大头病”患者常常连带着行动困难。玲玲也是如此，走起路来，只能是一点一点艰难地挪动，那种吃力的表情难以描绘。看着她走路的情形，我常常不经意间就产生了蚂蚁搬家的感觉。玲玲所在班的教室在三楼，自己不能上下，我就天天跟玲玲的老师一道，一边一个人，“架”着她上上下下；玲玲需要上厕所时，我总是左右不离地照料着，甚至还要给她擦屁股……父母的感激之情已不能用语言表达出来，多次硬拉着我和老师们到饭店“坐坐”，但都被拒绝了。
玲玲来到我的学校已经2年有余，虽然成绩不好，每次考试只能得四五十分，但她生活得很快乐。也许，对这个随时都可能结束生命的女孩来说，学习成绩并不是重要的。
在四年级就读的残疾男孩明明，有一次闹肚子，没跑到厕所就拉到了裤子里，顺着腿流。当时他又害羞又着急，直想捡块砖砸那不听使唤的腿。我知道后赶紧跑过去，二话没说把他抱到我的办公室，替他脱下臭气熏天的裤子，先给他擦净身子，又把手伸进裤腿儿里，翻过来用水刷了又刷，然后撒上沙土，在火炉上慢慢烘干……在我的日常生活中，类似的事情时有发生，但在我，这些早已成为动听的“小插曲”。
再提一个孩子，就是痴呆儿蕊蕊。这是个长得白嫩嫩、胖乎乎、模样挺叫人喜欢的女孩，几年前遭遇了一次车祸，便落下了痴呆，已经9岁了，连幼儿园的门都没进过。父母领着她来到我的学校时，我问她叫啥名字，她嘟嘟囔囔说了一大串儿，但我一个字也没听清。又问她几岁了，答了个“不知道”。我用商量的口气说：“写写一二三四这几个数字吧？”蕊蕊听懂了，毫不含糊地拿起笔写了起来，小手一抖一抖写得很快，只可惜写的啥也不是，在场的老师们笑了起来。就是这样一个智残儿童，我还是爽快地收下了。几天后，我问她：“蕊蕊，吃过饭了吗？”蕊蕊用憨憨的声音回答：“吃过了。”“吃饱了吗？”“吃饱了。”“在学校好不好？”连问三遍，蕊蕊都没吱声，过了好久，才回了一句答非所问的话：“我想妈妈。”入学以来，这样的“镜头”经常“重播”，我不得不拿出极大的耐心，用最甜的话语又哄又劝。适应学校生活后，奇迹在蕊蕊身上发生了——她已经开始学习写字了。
平平常常的日子，真真切切地过，对自己所做的点点滴滴，我也有着越来越多的认识，在我的工作日志中，我曾经写下了这样两段话：“一个学生只是全校的几百分之一，一个班的几十分之一，但是，对于每一个家长来说，就是百分之百。残疾儿童也是祖国的未来，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教育，而且要教育好他们，绝不能落下一个，这是我的责任。”“看到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听到孩子们懂事的话语，一种少有的幸福感和满足感便充溢了我的心田。”
这么多年，我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实施着助残行动，有人评价说：“还残疾儿童以受教育的权利，这份功德，要比物质上的资助高出许多倍！”也正是因为如此，我的助残行动便倍加引起社会的格外关注。同样引起关注的，还有我这些年实施的助孤行动。
2017年初春的一天，县妇联和镇妇联的负责同志找到我，说有个名叫郝永刚的男孩，父母双亡，面临辍学，问能不能把他接过来，帮助他完成学业。妇联的同志本是寄希望于万一，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的，没想到我会爽快地答应下来，于是几个人立即坐车赶到了郝永刚的家中。这是一个赤贫的家庭：一个瞎奶奶，一位老爷爷，都已年逾古稀，丧失了劳动和挣钱的能力。恰巧郝永刚这天没去上学，一个人正在外边玩耍，脸上尽是泥土，身上沾满杂草，跟个野孩子没什么两样。再看看屋里院里，除了一个小得可怜的粮食囤和几件破旧不堪的生活用具外，几乎是家徒四壁。目睹此情此景，我鼻子一酸，眼泪就掉了下来，情不自禁地说：“永刚这孩子，我收养了！”刚刚把郝永刚接过来，我顾不上喘口气歇息一下，骑上自行车就去了百货商场，买来了几件衣服，把郝永刚从里到外打扮得换了个人似的，与城里的孩子分不出两样。郝永刚背起书包，高高兴兴地坐在了宽敞明亮的教室里。郝永刚食宿都在学校，衣食无忧，生活得挺好，但我还是不放心，三天两头就把他叫到家里，变着花样给他改善生活。天冷了，我买来毛线要给他织毛衣，没织到一半，一直不好的身体状况便捣起乱来，怎么也织不下去了，我迫不得已把这“任务”交给了一位女教师，随即又买来一套毛衣毛裤。那一年的秋末冬初，郝永刚第一次没有挨冻，把温暖穿在了身上。
在收养了郝永刚之后不久，我又收养了孤儿韩金帅。韩金帅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就亡故了，母亲因摆脱不了贫困家庭的重压，一气之下喝药身亡，此后，他的姑姑暴病死去，姑父触电而死。一连串的家庭不幸，把他唯一的亲人——年事已高的奶奶摧残成了疯子。不足10岁的韩金帅成了孤儿，无人管顾，没有经济来源，失学也就成了必然之中的事情。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知了这一情况，毅然把韩金帅接到自己家中，如同亲生儿子一般照顾得无微不至。韩金帅原本已读到二年级，但我出题一考试，发现他仅仅有学龄前儿童的水平，就安排他上一年级，从头开始。我的家庭里又多了一个成员，这个新成员的吃、穿、住包括上学的一切费用，仍然由我全包。
发生在我和刘扬之间的故事，说起来有些离奇。刘扬原本姓郭，乳名叫小牛，早年我办幼儿园，他就跟着上幼儿园。小牛贪吃，常常跑不及拉一裤子，擦擦洗洗的活儿，我没少给他干。那时候我还没有办学校，到了上学的年龄，小牛就离开了。幼儿园的孩子一茬一茬地招来，又一茬一茬地送走，但小牛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今年4月份的一天，我偶尔在大街上碰见一个卖水果的男孩，越看越像小牛，上前一问，证实了自己的眼力没错。我惊诧得半天没合住张大的嘴巴——仅仅10多岁，竟然如此熟练地跟人做起了小买卖！又问小牛为啥没去上学，这才得知，小牛离开幼儿园的第二年，他的爸爸就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失去了生命，后来妈妈远嫁贵州，小牛就成了实际意义上的孤儿，自然而然地失学了。我不敢相信这一事实，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个“小商贩”就是当年自己一次次给擦屎刮尿的小牛。我拉起小牛就走，从此，我的家里又添了“丁口”，并且让小牛重新坐在了教室里。我的母亲挺喜欢小牛，说结束了没人管顾的生活，又开始读书了，应该是个新起点，得给这孩子改个名字。老人家思来想去，自己姓刘，我的婆家姓杨，就给这孩子取名“刘扬”吧。于是，昔日在大街上叫卖的“小牛”不见了，人们看到的是捧着课本读出琅琅书声的“刘扬”。
这些年我助残助孤，不过是实实在在地做了些力所能及的事，没想到却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交口称赞，人们甚至送给我一个“公益母亲”的雅号，这让我感到惶恐不安，今后，我将用一如既往的行动来呼唤更多的人都能献出一份爱，让社会充满温馨和欢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