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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书连载 《药物的相互作用》  ○ ○ 第二部分 第四章 几个烦人的问题（2） 3 数百种不必要的药物？ 2013年10月11月至12月，《健康问答》杂志告诉读者，在法国药店有11000种特殊药品可供选择，全国药品消费量相当于每人每年48盒。这样的消耗量导致每年有15万人次住院治疗，导致18000例死亡，据说其中三分之一是由于不合理的处方造成的。  造成事故最多的药品是： 抗维生素K； 心血管治疗药物； 精神药物。 在43%的病例中，医疗事故是由药物相互作用、处方不足或患者的错误造成的。 难道所有的药真的都是必须的吗？ 2014年，一群（勇敢的）医生透露，我们只需要150种药就够了。根据这些医生的说法，如果取消所有不必要的或无效的药物，民众的整体健康会得到改善，这有两个原因： 由不可控的副作用所造成的事故数量会减少； 可节省大量的资金，可以改善其它地方的护理工作。  这篇信息分析来自于让-克洛德·萨洛蒙博士（Dr Jean-Claude Salomon），他是一名医生，也是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名誉研究主任。这篇文章在让·加德雷博士（Dr Jean Gadrey）的网站上发表过（我们可以将药物种类从15000种减到150种，而不会损害健康）。 这项工作是在没有资金赞助、也没有官方机构支持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它很容易会被主流媒体和政客们所忽视。负责制定卫生和公共财政管理规则的“决策者”，把持着整个系统，使其处于一种会导致公共卫生僵局和财政灾难的恶性循环中。 医学研究提出了惊人的创新纪录。即将上市的“新”药，往往是以“新”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的老分子，具有“新”的治疗适应症。  所谓的仿制药的出现，也没有任何改善：都是烟花一现！善良的民众眉头都不皱一下地继续消费新药，却不知道每年法国的药品市场达到约340亿欧元，这是法国经济数据表上提供的数据。牵扯的利益如此庞大，任何政党的政客都不敢触碰这个制度。 民众认为药品是“免费的”（但谁来为所谓的“免费”买单？），是一种“权利”（这些有毒性的东西？），甚至是一种“社会权益”（某些协会或工会领导的要求）。  卫生系统需要从根本上反思。 只要不积极赋予公民智能管理健康的权利，个人和集体的争议就不会改变。 当然，制药业投入了巨额资金，但更重要的是政客和卫生部门的游说，以及新闻宣传，剥夺了保健品消费者的权力，并使其像孩子一样幼稚。 4 抗抑郁药不为人知的一面 抗抑郁药（百忧解®、Deroxat®、Paxil®、Effexor®或Serzone®，自2004年起在美国和加拿大持续销售，是全球销量最大的抗抑郁药），被全世界认为是“快乐药”。  法国是世界上最贪吃这种药丸的国家之一，每年有6500万盒的销量（据《Le Point》2009年12月10日报道的调查显示，目前有600万法国人在服用抗抑郁药，其中半数的病例中都有不合理的处方）。 魁北克省2008年在全省范围内开出了1100万张处方（自2005年以来，每年增加100万张处方）。血清素（SSRIs），如Effexor®和Celexa®是处方最多的抗抑郁药，2008年处方数量为780万。 在法国，超过63,000名青少年和21,000名儿童使用抗抑郁药（据《Le Point》2009年12月10日报道)。 在大西洋两岸的北美和西欧，实验室让我们相信了他们的幸福药丸。如果这是医药行业的大骗局，那怎么办呢？  1980年，一种商业上享有盛誉的抗抑郁药成为了严重的批评对象：给怀孕的老鼠服用Paxil®后，会导致先天性畸形的数量异常增加。服用了抗抑郁药的母亲们，生下了心脏有缺陷的孩子，纷纷向生产商葛兰素史克公司发起攻击。2009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要求该药的药盒包装上应含有对孕妇的警告。 抗抑郁药被巧妙地作为幸福药丸销售：副作用被隐蔽或最小化，其疗效被高估。 现实情况截然不同：这些抗抑郁药不会比安慰剂更有效，但有额外的副作用。研究人员搜索了美国的营销授权文件，发现除了最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外，从未公开显示该药缺乏疗效的研究（载于《PLOS医学》2008年2月26日“最初的严重程度和抗抑郁药的益处”）。  20世纪90年代初，百忧解®上市时，负责说服开药医生的医药销售代表介绍了该研究，强调了研究显示该药对70%的病例有效。这是个半真半假的说法，因为大部分参与治疗的豚鼠同时还在服用镇静剂。 记者盖伊·休格（Guy Huguet）是第一个在《La grande intoxication》（Éditions Le Cherche-Midi出版社，巴黎，2004年）一书中谴责这种药品营销的人。 伪造数字和统计学的能力是无限的，这显然缺乏评价药物疗效的严谨性。例如：睡眠的质量，精神病学家莫妮克·德宝赫（Monique Débauché）揭秘说：“如果你知道这种分子有镇静作用，它只需要做得比安慰剂好，仅在这方面就可以被称作抗抑郁药了”。它是布鲁塞尔与欧洲议会的精神药物合理使用的专家。  在研究中，招募参与的病人越多，就越能从放大效果中的收益，哪怕是最轻微的正面效果也会被放大。而只需要做相反操作，即可最大程度地降低副作用，并表明药物的耐受性良好。 大多数临床试验都是由实验室资助的。他们设计研究，并拥有研究结果，这些结果将作为推广工具。 为了让他们的药物上市，实验室委托专门的媒体撰写赞美性文章，然后以“意见领袖”的名义在科学期刊上发表。研究人员在自己的领域内得到认可，然后便可以用丰厚的报酬买下“抢手”写的文章，有时甚至都不需要校对，就签上自己的落款。因此，葛兰素史克公司（Glaxo Smith Kline，俗称GSK）在1998年“聘请”了一位美国著名的精神病学教授，来大肆宣扬Paxil®药物的优点。 抗抑郁药已经从最初的治疗重度抑郁症转移用途，变成现在治疗精神不振或焦虑的药物。  实验室已经设法（通过市场营销的手段）说服悲伤或焦虑是抑郁症症状的一部分，应该用同样的药物（抗抑郁药）来治疗。 精神药物无疑是缓解严重抑郁症的必要药物，但不应该一夜之间将所有躁郁症、躁狂症、情绪波动和上千种不适症状的疾病都用精神药物来治疗。比如新发现的“对立性反抗疾患”、青少年的叛逆、反抗老板的员工、社交恐惧症、恐高症、焦虑症、强迫症、恐慌症、甚至经前综合症或戒烟，都不归精神药物治疗。 宣称抗抑郁药能治好一切，这要归功于那些“好心的”实验室！ 更多内容我们下期见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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