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廉·特雷弗（William Trevor）是爱尔兰短篇小说大师，他的故事里大多是时代的落伍者、小人物、失意者与边缘人，游离于现代社会进程的主流之外，他们既有悲戚、痛苦、无助、孤独的一面，也有着荒诞、贪欲、狡黠、罪恶的一面。 与大家分享上海青年作家张怡微老师写的一篇特雷弗的人物们让我们相信，那些不起眼的普通人其实'并不糊涂’，无论是对于国家大事，还是人的死亡，普通人有自己的面对方式。” 威廉·特雷弗：“我也不是想让你们知道我不爱丈夫” 作者｜张怡微
在《巴黎评论》的采访中，威廉·特雷弗曾说，“短篇小说是'一瞥’的艺术。如果将小说比喻为一幅文艺复兴时期错综复杂的绘画，短篇小说就是印象派绘画。它应该是在一个瞬间展现出来的真相。”
这样的“一瞥的瞬间”，在特雷弗的短篇小说中不胜枚举，行文中不断闪烁的真相，就像是冰山一角的撞击，令读者目不暇接又心生畏惧。无论是《坐对死人》中说出“我也不是想让你们认为我不爱丈夫”的妇人凯瑟琳，还是《电话游戏》中描述一场喜宴之前的单身派对时，特雷弗所写的“这些人的友谊比他们之间的感情更长久”。葬礼与婚礼，这些小镇生活中必然的大事件，在特雷弗的笔下总是显得布满疑云。他自己都在小说中调侃，“电影院、葬礼、婚礼，都是入室盗窃者最喜欢的”（《三人行》）。而特雷弗小说中大量对世俗生活的素描，其实与“入室盗窃”的窥视无异，他精挑细选，撷取了这些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物的内心生活，把他们内心黑暗的秘密照亮。
这可能与特雷弗喜欢阅读惊险小说有关系。他对“变化”极其敏感，也十分熟练地捕捉“不安”。他曾这样描述自己所亲历的爱尔兰，“那儿的冬天下雪，现实改变得很快。老的价值观与这些变化混成一个令人着迷的混合世界。”在小说《教士》中，他的感受更是直言不讳，因为比起外部世界的变迁，人们的内心景观已更加面目全非：“城镇上参加弥撒的人甚至不及前几年那么多了。在城镇里，结婚都懒得办婚礼，忏悔和赎罪也都敷衍了事。”但特雷弗并不热衷对这些事作价值判断，在特雷弗的笔下，仿佛这种国家社会大型的变化与家庭内部私人的变迁是同等的。他只是看似无意地提了一笔，一个教士在报上看到另一个教士娈童，这件事留在了他的心中，悄然占据了一席之地。
小说《哀悼》中差点到城区投炸弹的青年忐忑地回到家乡，表面上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布洛根太太知道他没说实话，因为她对自己的孩子有一种直觉。”布洛根太太觉得自己的孩子也许恋爱了，四两拨千斤，就这么把惊涛骇浪平息过去了。《低谷星期日》中，特雷弗巨细靡遗地写战后人们的日常生活，汤姆“虽然远离战场，但却忍受着肉眼看不到的创伤所带来的痛苦。因为他回来时她的笑容与平日不同。”总之，无论是战争、革命、宗教、罪案，特雷弗最终都将之还原到人的日常生活中。但特雷弗坚信经历过这些煎熬的爱尔兰人，即使表面上没有任何情绪变化，他们的内心却难以复原至悲剧发生以前。只有与他们最亲的人每天都见证着这种极其幽微的变迁。
记得哈金在出版《南京安魂曲》时，曾说过一段有趣的话，他说“南京大屠杀”的资料非常丰富，但“南京大屠杀”之后那一年南京人是怎么度过的，他找了很久发现记录极其稀少。但写小说的人都知道，这种经验的匮乏所带来的焦虑不亚于史料遗失。从表面上看，特雷弗喜欢布置大量世俗生活的细节，并从中打捞出极短的对话和预言，他本来可以将这些闪光点无限展开，成为一种严肃的观点。但特雷弗显然对这种表达方式毫无兴趣。反而，恰恰是这些极短对话和预言，成为了特雷弗短篇故事的核心。他并非沉溺于世俗生活本身，相反他重新定义着被正史所轻视的生活史，被“重要的人生”所遮盖的“普通的人生”在时移世变中日复一日的度过。他认为这些事、这些人很重要。
我最初喜欢特雷弗的小说，是因为《钢琴调音师的妻子们》，收入在《雨后》这个小说集中。标题就特别“特雷弗”，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妻子是复数，且需要以标题的形式出现在小说之首。而小说还为这种令人浮想联翩的画面增添了更多的限制，那就是钢琴调音师是一个盲人。故事从表面上看写了一位盲人钢琴调音师与他第二任妻子相濡以沫的新生活，但事实上，这段数十年的爱恋一直是以三个人的形式隐秘相处着，直至盲人的第一任妻子死去，第二任妻子贝尔，才终于夙愿得偿。往后的生活，贝尔似乎是用着妄念与蛮力努力颠覆着她的幽灵情敌为她的丈夫所描述、塑造的世界。因而我们所见到的真相是一个盲人心目中的原始世界被女人的占有欲连血带肉地摧毁，带着情感强力，做着危险的复仇，与逝去的时光顽抗。
特雷弗似乎很喜欢“三人行”的故事结构。不管这第三个人是活着还是死了。收入于《山区光棍》中的《三人行》也是一个差不多结构的故事，发生家变时，女儿刚好在电影院和男朋友谈恋爱，没有人知道女儿有男朋友，真相因此显得扑朔迷离。这种“真相”在犯罪小说中是最重要的，但在世情小说中，只会成为看不见又甩不掉的巨大压力。而家庭重大变故发生之后，两个年轻人反而没有办法好好在一起了。“一步一步，时间磨掉了父亲可能会有的任何成见……但是薇拉也知道，没有了父亲，他们会让对方感到害怕。”
特雷弗也喜欢写友情，《友谊》写女孩子结婚之后就没办法好好做朋友，这件事普通到简直不值得书写，因为我们的男朋友总觉得闺蜜从未在我们的恋爱中起过任何正面的作用，这样的事太常见了。但特雷弗却回避直接描写丈夫提出这个建议的场景，他将整个飞旋而过的生活漩涡最终的落脚点放置于女人间数十年的友谊：它竟然如此不可靠。和《钢琴调音师的妻子们》一样，特雷弗揭示了一种因为太过日常反而不被说破的真相，那就是打着“爱”的名义的破坏。
《生意上的朋友》中描述一对模范夫妻，铺陈了大量美好的生活细节，但特雷弗最终熟练的镶嵌了一句评论，“中年生活的主旋律是互相迁就和让步；婚姻占据优势，并最终获胜。经历了战争，熬过了三伏天的倦怠，如今的爱情似乎比以前更牢靠了……他们曾经有过一次流产，詹姆斯和她自己从来不提；活着的几个孩子都不知道。”这里每句话都充满了故事，他又不明说。《生意上的朋友》中描述了一个“拿不出手的朋友”的暗恋心境，在一场愉快的聊天过后，特雷弗写道，“多年的交往看来已经结束，生活格局发生改变，友情难以为继……他们这位拿不出手的朋友不会来了，一次也不会。因为他不开车，因为没有意义，因为太痛苦了。”
我很喜欢他写“因为他不开车”这一句，这实在很“特雷弗”。在我并不丰富的生活阅历中，我知道许多人都是这样来理解和处理生活的难题的。有的人再也没有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他曾经和我们那么要好，有人说了一句“也许是因为他不开车”，我们就不再追问真相了，与其说真的是这样，不如说大家都希望是这样。追问“没有意义”，因为真相“太痛苦了。”正因懂得生活的艰难，我们甚至无法不对这样的装聋作哑选择包容。“汤姆之所以忘记，是因为——他推测——是因为他想要忘记。”（《低谷星期日》）这样的事，谁没有经历过呢。
特雷弗的人物们让我们相信，那些不起眼的普通人其实“并不糊涂”，无论是对于国家大事，还是人的死亡，普通人有自己的面对方式，这种面对可能和我们的想法一样，有时也与我们做对。特雷弗对人物内心的洞察与追索，令作为读者的我们不得不反刍他对于人世艰辛与欠然的认知与关怀，慰藉与无奈，是处于何种宽宥的情怀。即便面对伤痛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正如他自己所写：
“随着每一天过去，往事都退后一点；而那些尚未耗去的时光，仍是那样令人胆寒。”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