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履历里的父母双亲（6）

  

【父亲1953年的干部履历表】

六、父亲的发迹

拿到与父亲相关的档案材料是在父亲逝世一年以后的事。那是一年前市人大常委会在准备父亲的告别仪式上为准备悼词而要办公室在市档案馆复制的。因为是有目的的选择，所以仅仅只复印了其中的极少部分。可打开最开始的那份父亲填写于1953年6月29日的档案时，我还是深深地被震撼了：因为这是我看见的有关父亲历史的最初的记载。

首先没想到的是父亲会写那么好的一手仿宋体。在整理父亲留下的相关工作笔记、生活记录、报刊文摘和其他日记的过程中，父亲一直都是用的我所熟悉的那种刚劲有力、随心所欲，而且有些锋芒的瘦金体，直到他年老体弱、笔迹也有些颤抖和扭曲也没改变过。乍一看见如此工整、如此整洁、如此流利、近乎印刷体的笔迹，竟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很遗憾的是，没能看见父亲1953年在履历中填写的《个人自传》，在他留存的那份抄录于1988年9月12日（下同）的《简历》中，对自己在家乡的经历只是寥寥几笔：“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七年在本村和大兴安读小学、初中；一九四八年二月至同年八月，在南下干部队。”在《宜昌市法院志》的《历任院长》一栏介绍我父亲经历时有这样一段文字：“一九四七年在（易县）紫荆关区任青救会干事。”

据堂哥王景山回忆，他曾经听爷爷说过，我父亲在大盘石的王家子孙中算得上比较出类拔萃的一个。除了吃苦耐劳、会干农活、心灵手巧，在校学习的成绩也很优秀，还能积极要求进步。因为是老根据地（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革命老区），1947年7月仅有十八岁就入了党，先是当过村儿童团长和青救会干部，然后就被区委抽调到与大盘石隔着两道山梁的蔡家峪村参加搞土改工作。

翻看父亲的简历可以发现，父亲随着“宜昌工作队”进入长江边的这座城市以后最初的工作经历是：“一九四九年八月至一九五零年三月在宜昌市第二区任区助理员、代区长；一九五零年四月至一九五一年十月，在市司法科、法院任秘书；一九五二年在市政府任秘书。”

据原宜昌市法院副院长刘德保回忆，我父亲早在进城初期就被当时先后任市公安局行政科和治安科科长的朱青看好。那个生于1917年的河北深县人是在1950年10月由湖北省公安厅调到宜昌的，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碰见一个河北老乡，两个人的家乡相距不到两百公里，自然倍感亲切。于是，在朱青调任刚成立不久的市法院任副院长、院长，再调到市政府工作期间，一直由我父亲担任他的秘书。

现在的秘书大多不过就是给领导打打下手，做点敲敲文字、擦擦桌子、接接电话、开关车门、照顾起居等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而当年的秘书工作是一项机要性很强的工作。从汉语的“秘书”一词的含义，到英语中的“secretary”（秘书）一词中的词干“secret”和俄语中的“ceKpemapB”（秘书）一词中的词干“cekpem”，它们的意思都是“秘密”。尤其在刚解放不久的公安司法战线，由于“肃反”和旧政府敌特的破坏，秘书的重要性自然凸现。

对于父亲的能文能武，一些尚在人世的前辈碰见我总是赞许有加，他们记得父亲字写得好、文章写得快，枪法不错、还会拉二胡、吹一管好笛子。没事的时候，人家都在法院的操场上打篮球，他却坐在办公室里不是写材料就是读书看报。有前辈告诉我，那个时候，还刚刚二十出头的我父亲一身黄军装、背一把驳壳枪，骑上自行车，跑起来像一阵风。唯一的缺点就是有些严肃，平时话不多。其实这也是性格所致，我们老王家的人大多都是行动上的长子，言语上的矮子。

值得重点指出的是，那个时候，我母亲已经从市团委调入市公安局干部科工作，朱青从省厅调入市公安局行政科任科长，我父亲则从第二区调入市公安局司法科，这命运就是如此神秘，居然让原本毫无关系的三个人的命运在以后的日子里奇迹般的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