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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天：往事如云烟 往事如云烟 灰色的天空，细雨迷蒙。几家炊烟，袅袅飘过清冷的屋顶。年尾了，外出打工的青壮年回来了一部分，村子里增添了些少有的人气。 每年的春节前，我们都要回来住上一两天。不想住太久，是因为父母年纪越来越大，做饭也越来越不容易了。 偌大的灶台上，四口铁锅冷清地架在上面，由小到大绕烟囱排列成半环。没有养猪以后，那两口偌大的水锅几乎没再用过，只有最小的那口，仍然用来炒菜。灶塘里又塞了几根干柴，炖在锅底的半只土鸡，才勉强冒出一些“汩汩”声。这种灶烧火，不够热烈，缺少温暖，做饭炒菜，冷手冷脚的。 妈妈忙上忙下，一会儿灶里加柴，一会儿切葱切蒜，有时站在锅前，却恍恍惚惚，记不起该做什么。 老灶屋里，原来有一个老式灶台，我们称之为“火炉塘”。那时，湘西的农村，家家户户都有一个这样的火塘。“四四方方一座城，城内没有门”，小时候，有一个谜语，谜面的第一句就是这么描述的。木制的四方灶台，两平米见方。靠屋角就两面墙而立，灶台高不过成人的膝盖。灶台中间成方形凹陷，堆满日积月累的柴火灰烬。中间树起一个圆形的三角铁架，铁架上搁铁罐、铁锅，下面烧起一堆柴火，火光通红，满屋热和。一般是铁罐煮饭，饭煮开后提下来，放旁边煨熟，然后架锅炒菜。灶台靠墙的两方铺有等长的木板，摆上长条矮板凳，家人，或者客人，抑或是邻里，坐在上面一边烤火，看着主妇炒菜，一边聊天。小孩子在火灰里烧红薯，玉米，板栗，特别地香。木板下方有一条长形空道，专用来关鸡，俗称“鸡灶”。冬天里，吃过晚饭，一家人围坐在一起，闲聊，烤火，累了就洗澡睡觉。 六爷家家境好，一儿一女，姐姐嫁了，胖哥也能干。每到过年，农活忙完，一年的闲暇时节，晚上，他家的火塘里便燃起一堆大火，杉木皮、栎树皮烧得“噼啪噼啪”地响，熊熊的火光烤得木板壁通亮。六爷的笑声穿透了寒冷的冬夜。老的小的，长板凳，矮板凳，围坐在灶台四周，颇有些围炉夜话的味道。六爷六娘都是讲故事的好手，《梁山伯与祝英台》，《薛仁贵征西》，《赵银郎》，《杨家将》，《穆桂英挂帅》都是从他们那里听来的。六爷讲故事绘声绘色，唾沫四溅，就差没有惊堂木拍案了。而六娘呢，则慢声细气，娓娓道来。旧时农村的温馨、温情，怕是多半与这灶塘相关。 三十几年的功夫，沧海桑田。六爷、六娘都已作古，胖哥也中年丧命。老屋被夷为平地，地基都剩不到三分之一，当年围灶而坐处，连痕迹都找不着了。 我们家的老灶台也已拆除很多年。只是为了过年熏腊肉，才临时在那里的地上烧起一堆火，倒上一些锯木屑、甘蔗渣、橘子皮之类的东西，烧出浓浓的烟雾。火炕上寥寥地挂着几块肉，刚熏出层淡淡的烟火色。这都是从舅舅家买来的。舅舅住在本乡的水口山村，离这里大概十五六里山路，老山界上。喂了一头猪，还没宰杀的时候，就已瓜分光了。我们也买了二十来斤。 早些年，家家户户都养猪的时候，火塘上空，从梁上垂下来的一根粗铁钩上，悬挂着满满一炕大大小小的腊肉，偶尔还有一两条草鱼，一把牛肉。如今，方圆十里，都难找一家养猪的人家，更不用说食草猪了。 那时，过年很热闹。分田到户不久，家家开始有余粮，开始大胆地养鸡鸭。一般家庭，都是两三头猪，一两头牛。日落黄昏的时候，鸡鸭成群，叽叽嘎嘎；壮猪拱栏，哼哼唧唧。虽然没有钱，但确是一幅人喧狗吠的乡村夜语图。 到过年的时候，院子里几家几户，一起打糍粑。铺一块门板在两条长凳上，两三个壮劳力，举起巨大的木槌，对准青石碓里蒸熟的糯米饭堆砸下去，一起一落，此起彼伏，节奏分明，配合默契。待糯米饭捶烂、捶匀，两个木槌顺时针一扭，提上门板。女人们双手抹油，抚摸糯米粑团，双手一挤，一个杯大的、碗大的糍粑就成型了。一行行的摆放好，压扁，冷却。我们小孩有时也凑热闹，去挤几个。热冲冲的糍粑，若是能包上一勺酸萝卜炒肉，那真是无上的美味！ 每年，为了表示喜庆，大人们都会挤一个“糍粑王”出来，约脸盆大小，摆在门板一角，所有人的喜悦都饱饱满满的，漾满屋子。 打完糍粑，就该杀年猪了。屠夫从这家杀到那家。我那时最怕杀猪了。猪栏门前一地的血滴，溅落的开水湿漉漉的一片，开水浸泡猪皮后腾起漫天的毛臊热气，猪屎味，臭不可闻。刮干净后，剖开肚皮，倒挂矮梯上，血水顺着猪身又是一地。好多天，都消不散。 再早一些的时候，我们还很小，那会儿，都穷。没肉可吃，无猪可杀。连粮食和蔬菜，每年都有一段青黄不接的时候。那时就会红薯煮饭，南瓜熬汤。至今我仍能清楚地记得，妈妈将切好的红薯颗粒放到铁罐的一边，留一点白米饭出来给弟弟。盛饭的时候，看着那一小团白米饭，又馋又饿又急。更有子女多的，红薯都不够吃。一小把白米，撒在一锅子萝卜片里煮熟，那年月，物资贫乏，油也少，萝卜饭刮得胃难受，方言说“可嘈人了”！ 日子太清苦了！过年，就成了孩子们最大的期盼。每到新年，大人总要想方设法，为每个孩子做一套新衣。从年三十的集市上，买几根本地产的甘蔗，瓜子花生是极少的，糖果更是稀有了。小时候，吃到的最美味的糖，就是“发饼”，类似于现在的“老婆饼”，只是没有老婆饼精致、细腻。团年饭几乎没有印象，唯一有记忆的一次团年饭是生产队集体吃的，也是那个时代的最后一次“忆苦思甜”餐。 从五爷的家门前，过一条田坎，就是生产队的仓库。两层大木楼，矗立在垅里一片稻田的中间。仓库楼前一丘大田，方方正正。等收割完了早稻，这丘田的稻茬就被锄光，踏平。灰不溜秋的，就成了晒谷坪。 那年三十夜，挨仓库墙脚摆了一排排水桶，木桶里装了萝卜、乱七八糟的菜叶煮的稀汤汤。没有油，不记得有没有盐，难吃是一定的。但我们孩子，好像注意力并不在好吃不好吃上。不用做饭，家家户户倾巢而动，拿着盆盆碗筷，拖儿带女的，一起排队自己舀萝卜菜叶汤。站的站，坐的坐。地上，石头上，晒谷坪田坎上，仓库楼梯上，到处都是人，很是壮观。 过年，能记住的，也就是拜年了。基本上，以一个生产队为单元，各院子的孩子们成群结队，沿着田坎，从这家“讨”到那家。嘴巴甜的脆脆地说声“拜年了”，绝大部分孩子，都不用开口，一队一队的排在门口，约定俗成地，大人们就会捧出几颗瓜子，或者砍下一截甘蔗。甘蔗绝没有完整的一节，大人们多会小心翼翼地，将一节砍成两半。好在那时已经有了计划生育的宣传，孩子并不是很多。 我们村坐落在一个长长的布袋形山窝里，口子处连接外面的世界，雪峰山脉的最高峰叫蘑菇界。巍巍雪峰一挡，便堵住了“袋”底。仿佛到了我们村，就到了世界的尽头。 从入口往上，是一个村的三个大队，房屋沿山脚而散落。我们生产队，基本分为三大块：我们院子里是一个大院子，易姓人家，基本都是本家；“布袋”的底端，是蒋家；溪水对面，还有一个肖家家族。 记得最深刻的一次，是那一年，不知道几岁。我们好几个小孩，排队来到肖家院子，走到凉伯伯家门口的时候，久敲无人开门。凉伯伯是抗美援朝回来的，吃过很多苦，跟其他抗美援朝回来的人一样，都不太会干活，也不太愿意干活，家里比别人家相对来说更穷困一些。五个孩子，四男一女，最小的生下来，两斤多一点，像只小老鼠。 那是一栋小木屋，枯瘦，老朽，灰头土脸，已有些倾斜，处在约一米高的坎墙上，壁檐脚很窄。不像别人的屋子，正屋四扇三间，中间是中堂，两边是住房。没钱配拖屋的，就用其中一间房间做火房。而凉伯伯家的房子好像没有中堂门。单薄而破烂的火房门，是从里面上了门栓的。门槛上刀砍斧斫，碎痕累累。门槛处寸把宽的缝隙里可以望到火屋的坑洼地面。有些人不死心，仍然不知趣地敲；有些人低头从缝隙里用力向里张望。 终于，门开了！肖家婶婶满面愁容，也一脸的不高兴。四十来岁的额角，已沟壑纵横。我有些不知所措，站在队伍的最后面，偷望屋内。家徒四壁，灶屋里冷冷清清。他们家的孩子都不在家，也许跟我们一样，到别的院子里拜年去了吧？肖家婶婶打开半边门，一声不吭，跨过火房内侧一道门槛，从里面房间里捧出一捧甘蔗“粒”，每节大概寸把长。我们道了谢，又往别家走。 但那一次，肖家婶婶的那个表情，就定格在了我的脑海里，时不时地被翻起。不知道什么原因，也就从那一年后，我再也不拜年。更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大人的嘱咐，没有统一的规定，好像大家都不再拜年了。 一晃就是四十年，时间真像一把杀猪刀，刀刀刻在了大家的额头和鬓角。当年的情景就像翻过的几页书，清晰如昨日，又模糊如隔世。 日子越过越好，年味却越来越淡，火炕上的棕索，也越来越少了。生活是很会开玩笑的。最早的时候，养不起猪，没有肉挂；现在是没人肯养，也没肉可熏。农村里，打工来的钱不容易，物价高昂，全靠买也买不起很多。况且，“有钱天天年”，每天都有新鲜的买，四时都有跨季的菜，不需要像往年一样，过年存很多货了。没了年货，也就少了年味。 “噼里啪啦”，一阵稀稀疏疏的鞭炮声，惊响在山坳里。大概谁家在祭祖吧？ 走在田坎上，灰色的稻田里，稻茬一行行地浸在冬水中瑟缩；青黛的山头，也显示出过年的沉静；篱笆上倒伏着枯烂的玉米秸；空气中飘来炖肉的浓浓糯香——很甜腻的那种肉香味，只有吃粮草的猪才有这种浓香。也就在农村，还能觅到一点点淡淡的年的味道。 细细的毛雨还在飘，鞭炮的烟雾，山村的雨雾，混杂在一起，向天空飘散开去…… 作者：四月天，中学教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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