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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东亚文化圈广泛流通并使用的文字，在历史上相当长时间里，汉字在东亚地区维持着“独尊”的文化地位，不但在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等国的封建王朝时期被尊为官方正统文字，更是对其他周边民族的文字系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日本假名、朝鲜谚文，以及历史上曾经流通过的喃字、西夏文、契丹文、方块壮字、女真文等都深受汉字的影响，汉字可以被视为东亚各国文字的始祖与滥觞。而除了中国之外，汉字影响最大的国家当属日本和韩国，它们至今仍然不同程度的保留并使用汉字，这在前面的系列文章中也有所介绍，那么今天我们就溯本追源，谈谈汉字是怎么传播到日、韩两国并发挥影响的。 一、汉字在朝鲜与日本的传入古代的文化传播与推广深受地理空间的影响，作为文化载体的汉字也是如此，它是随着中华文化的传播，从中国核心区域向边疆和周边国家不断传播的。由于朝鲜距离中国更近，朝鲜的汉字传入和使用的历史也更为悠久。朝鲜汉字的使用，最早可以推及公元前三世纪，“箕子走之朝鲜”，不仅奠定了最早的中朝关系，还把中国的早期汉字带到了朝鲜半岛。 而这之后，汉字对还以结绳记事，相对蛮荒的朝鲜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革新了贵族和统治阶层文化面貌。根据史记中《朝鲜列传》的记载可以推断，到公元1世纪时，朝鲜已经可以写作汉语文言的外交文书了，这就是汉字在当时朝鲜社会初步文化影响的有力证明。 汉字在朝鲜半岛第一次传播的高潮始于西汉对朝鲜的军事活动，汉武帝在元封二年（公元108年）派兵征服了当时朝鲜半岛的卫满朝鲜政权，并在其故土设置了乐浪、玄菟、真番及临屯四郡（史称汉四郡），对这一区域实行直接统治。 虽然这四郡并存只维持了20余年，但之后的西汉以及后续的东汉、曹魏甚至西晋都在今天朝鲜半岛北部有着类似的行政区划，在这里屯兵殖垦，并将先进的汉文化与汉字带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汉四郡和今天的朝鲜没有什么历史和血缘联系，但汉字和汉文化在这里却扎下根基，并对后续在这里建政的高句丽、新罗、高丽王朝、朝鲜王朝等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政权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汉在朝鲜半岛设置汉四郡，将汉字与中国文化推广到这里 汉字在朝鲜半岛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是隋唐时期，而此时朝鲜半岛进入了三国时代——新罗、百济与起源于中国东北的高句丽三个政权并存在朝鲜半岛。三个政权不约而同的使用汉字记录历史和进行开展文化教育。 高句丽的《留记百册》、新罗国的《国史》、百济的《书记》这些官方编撰的历史书籍都是使用文言汉字记载，这也奠定了后来朝鲜历史的记录原则，至此以后，直至近代的大韩帝国，朝鲜半岛诸政权的史书都是使用汉字编撰。 而另一方面，在朝鲜的社会，汉字也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了普通民众的视野，汉字版的佛经、字书等，在民间畅销流通。此外，高句丽、百济等国还学习效仿唐朝设立太学，修缮学习，使用汉字教学儒学思想，汉字因此被固定在朝鲜官僚管理体系之中，成为支撑官僚管理运作的重要内核硬件。 汉字在朝鲜逐渐开花结果，并借着朝鲜这个通道传入了日本。目前，学界对于汉字传入日本确切的时间尚无定论。一般认为，早在晋朝晚期（公元5世纪），汉字已经通过朝鲜传入日本——百济的一批僧人将汉字的佛教经书传入了日本。 而目前可考的最早关于汉字引入日本历史的记录则见于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书纪》，其中记载了朝鲜半岛南部百济国的汉宗室之后将中国的经典《论语》和《千字文》传入日本，而它们当时唯一的记录方式只能是汉字。 汉字在日本传播和普及的高潮也是在隋唐，强盛的唐朝吸引万国来朝。远在东部岛国的日本，认识到了此时唐朝的强大，并派遣人员来唐虚心学习。日本在隋唐两朝派出了十几次规模宏大的遣隋使团、遣唐使团以及留学僧、留学生到访中国，接受中国文化熏陶。 而另一方面唐朝也派遣了使者前往日本传播文化和思想。这之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鉴真东渡。来自中国的鉴真和尚，六次东渡日本，向日本传播佛法和中国的文化科技，对中日古代的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不但是人们所公认的日本佛教祖师，更被尊为日本建筑和医学的发明者。  鉴真东渡，不仅传播了中国文化科技，也将汉字进一步推广到日本民间在这之后，日本也和朝鲜一样，全方位的吸收和接纳汉字，汉字被应用在上至宫廷官方、下到民间百姓的方方面面，在日本长期的文化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 二、汉字在朝鲜日本的发展与本土化汉字不但在朝鲜、日本两国不断被传播和使用，还在两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朝鲜和日本的人民使用汉字记录历史、进行文学创造，并最终使汉字融入其文化社会，成为其历史的一部分，但由于汉字本身并不是为了记录其本民族语言而被发明和制造的，汉字难免在两国有着种种水土不服，而在汉字于日、朝两国的发展传播中，两国的统治者和学者也尝试做出一些“因地制宜”，“为我所用”的变通，对汉字进行一些本土化的改造和再创造。 对汉字最理想和简单的处理是尽可能的使用汉字本身来表达日语、韩语，这种方式被称之为“借字表述”，即借助与其母语相近读音的汉字来表述其本民族语言的词汇或语法，虽然日本和朝鲜都在“借字表述”采取了相当的努力，当两国的成果却不尽相同。 早在5世纪的高句丽的“广开土大王碑”就已经出现记录朝鲜半岛古代专有名词的表音汉字，而至5 世纪末 6 世纪初，汉字已不再局限于表记个别专有名词，而是逐步扩展到了句子的层面。668年，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其统治者统一了朝鲜半岛的语言和文字，并大力发展借字表记来缓解言文不一致的矛盾，一时间借字表述和汉语文言两种文字记录方式在朝鲜并驾齐驱。 这种趋势在后来的高丽王朝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并达到了高潮，到高丽王朝中期，已经出现了借用汉字标记朝鲜语言的完整句子。但到了高丽王朝晚期随着与汉字及周边国家语言文字的深入接触，作为古代东亚地区国际通用书面语的汉语文言逐渐取得压倒性的优势，借字表记开始走向衰落，汉字文言成为独霸朝鲜半岛文字记录的存在。  位于中国吉林集安的广开土大王碑与碑文 与朝鲜相似，日本也尝试使用汉字作为书写系统直接记录日本的本民族语言，这种发展最初的产物是《万叶集》。《万叶集》使用一种被称为万叶假名的表音系统，使用指定的汉字纯粹假借它们的发音来表记日文诗歌。这之后，以草书写就的万叶假名发展成了平假名。 而与此类似，片假名则是僧人们拆解汉字的部分偏旁部首得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平假名和片假名都是处于社会和文化边缘的女性、平民等所使用的，但这种记录方式还是很成功的流传了下来，并在日后同片假名一起成为当代记录日语的重要文字。  使用“万叶假名”的《万叶集》 “借字表述”在朝日两国的一成一败，固然有存在着历史的偶然因素，但也与汉字与中国文化影响强弱有着直接的关系，虽然朝鲜也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借字表述系统，但由于距离中国更近，受中国文化和汉字的影响更强，朝鲜早期的借字表述最终不敌影响力巨大且在东亚通用的“文言汉字”，而日本则距离中国更远，拥有相对独立的文化发展环境，最终也使得日本的“借字”系统得以保留最终发展为“假名”。 但朝鲜的汉字本土化并没有因此而停滞不前，在“借字表述”失败后，朝鲜的汉字本土化转向尝试发明新文字。1443年，朝鲜王朝的世宗大王编制的“训民正音”，创制了“谚文”，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韩文。 虽然谚文是新创制的文字，但它是在吸收和学习汉字的基础上创造的，它本身处处有着汉字的影子，尤其是上下左右的字符结构，更是汉字构字的最基本特征。谚文作为一种音素文字，字符的每个部分代表不同音节和读音，与起源于中国的汉字相比，本土的“谚文”肯定更合适表记韩语。不过谚文在封建王朝的长时间历史中并未受到重视，汉字仍然长期主导古代朝鲜的文化生活。  世宗大王与“训民正音” 三、为什么汉字传入东亚各国？那么最后，我们可以思考下，为什么汉字会传入东亚各国，在日韩等国的历史乃至现今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这之中有着怎样的历史原因？ 个人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原因。首先是中国中央王朝的文化强盛，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主导的外交经贸活动。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不止在东亚最早创制使用文字，还发展出了灿烂辉煌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中国最早建立大一统的中央王朝，和各种官僚体制，这对于当时各方面发展都比较落后的日韩等国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也正因此作为文化和科技载体的汉字在日、朝等国也受到相当的重视。日本通过“遣隋使”、“遣唐使”学习中国的汉字就是一个例子。 其次，汉字的传播也同古代东亚各国的军事活动有一定关系。在古代国际社会尚不算在，各国版图、领土概念都不甚清晰的时代，战争和版图变化十分频繁，可谓是家常便饭。虽然战争总是值得批判的，但战争在客观上一定程度上的确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第三，汉字的输入填补了当地文字的空白，这是汉字传入朝日等国，并在其社会流通甚至成为官方语言的重要原因。朝、日等国在汉字传入之前尚 处于结绳记事阶段， 没有文字记录自己的语言，而汉字的传入结束了两国的蒙昧状态，且正对两国对文字的迫切需要，因而格外受到尊重。 最后，这与汉字本身具有国际化文字的潜力也不无关系。汉字作为一种表意的象形文字（这是一把双刃剑，也使得汉语本身的学习变得困难），字符本身和读音的关系并不密切，可以固定下来表示固定的含义不受语音变化的影响，这使得“笔谈”一度成为东亚各国交流的重要途径，也是各国能够长期坚持“文言分离”，使用汉字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 潘钧 ：《日本汉字的确立及其历史演变》，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2.龙绚丽：《浅谈汉字在朝鲜及日本的传播》，载《文学教育》2019年08期； 3.于晓红：《朝鲜半岛汉字本土化历史及相关术语》，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9年0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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