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确不都是真实，精细不等于深刻 从曾经的学院派和写实主义，到如今对“境由心生”这一创作理念的强调与践行，董国立说他走过了几十年的曲折道路。“到了这个岁数，人是活明白了，画该怎么画也清楚了，但这条创作上的探索之路，是没有尽头的，我还在路上，所以只能用自己想好的东西去要求自己。定论啥的肯定没有，因为还没到那个层面，做好自己就OK。” 话是这么说，可一旦打开了关于艺术的那些话题，董国立还是很愿意与人交流自己的心得与体会。毕竟这是他最热爱的事业，也是为之付出和思考最多的东西。人总是习惯在自己熟悉和擅长的领域畅所欲言，在这一点上，他同样不例外。 正午：作为上世纪50年代生人的那一代艺术家，学习绘画的过程往往更曲折，也更有故事。 董国立：我想在绘画过程中，每个人的状况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年轻的时候，正赶上工农兵学员开始的年代，也就是70年代吧。那时候画画的孩子跟现在不同，都是三个一群、两个一伙的在一起互相比着画，白天在公园里画水粉、水彩，风景写生或是素描头像，晚上再去火车站画速写，有时候还会被警察撵得到处乱跑，但还是痴迷得很。 正午：听着就很有意思。 董国立：确实是这样。直到今天，那些儿时的游戏还会让人记忆犹新。那时候都没有以后要做个画家的想法，因为太小了，就是凭着一种对画画的单纯的热爱。有时候甚至会逃学，逃学也是为了画画。直到从知青点回城以后，这才有了想考美术学院的想法。最难忘的，就是在鲁迅美术学院孙文超老师的画室里画太阳神阿波罗的石膏像，也是从那时起才真正走上了绘画这条路。那时的自己是最开心的，因为有求学的欲望啊！正赶上孙文超老师创作的毛主席接见科学家钱学森的油画作品也是在那个时期发表的，心里那股子劲头特别足。 正午：从最初的写实主义到后来的抽象主义，这个转变过程是基于怎样的实际情况才实现的？这些经历又让你对绘画产生了哪些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认知吗？ 董国立：最初我们都是写实的，在学院里基本都是俄罗斯教学，别的流派根本看不到，而且也不懂。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积累尤其是视野的拓展，才发现在写实之外还有印象、表现、意象、抽象这些形而上的更多流派。我的转变也是在大概十年前吧，当时是在北京的798看到了许多在表现思想的绘画作品，这让我很受冲击，脑洞大开，也提醒我应该改变原来的创作观念了。画画不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应该是多元的。 正午：这种改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董国立：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大概经过了四、五年的时间，就自己在那孤独地摸索着，反复地实践着，直到今天还是不太满足。因为绘画的任何一种流派都是有出处的，既要纯粹，还要体现美学上的修养，遵照艺术本身的创作规律，这个当然不那么容易。
正午：这个过程带给你的体会呢？ 董国立：它让我进一步意识到，艺术是需要天才和激情的，而不是随便的乱涂乱抹。它是自由的，是大象无形的，甚至还是陌生的、神秘的、荒诞的、残缺的，而且是高度自我的，前提一个是真诚的自我。托尔斯泰说过“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每个人的个性是不能复制，而共性倒是可以克隆的，所以我认为绘画创作不仅是艺术作品的生命历程，也是创作者自身成长的一个生命过程。圈养只能出工匠，而真正的艺术从来都是散养的。
正午：这应该就是你强调过的那个观点了吧？你说过“准确不都是真实，精细不等于深刻”这句话。 董国立：在我看来，艺术家就像是另一个上帝，他是创造另一个世界的造物者。思想决定艺术，艺术不等于技术，就像在我的绘画当中，不是胸有成竹，而是在寻找我需要的那棵竹子，一直找到为止。艺术家的作品是艺术家的良知和人格的体现，他是有尊严的。
正午：这和你坚持的“境由心生”的创作理念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当然，这也涉及到你是怎样看待绘画的形、意关系的问题了，比如具体体现在构图、造型和色彩上的一些变化。 董国立：观念改变绘画，所谓的“境由心生”，是用意象来呈现创作者的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精神是心灵与情绪的互动。它强调的是将作品毫不掩饰的用主观思想把客观事物进行改变并加以提炼，重新创作到画布上，所呈现出的图画就是心灵的作品。 绘画意味着理解，形而上的部分就是“道”，形而下的部分就是所谓的“器”。意象不等于抽象，也不同于具象，是画家内在精神作用与外在事物所展现出来的一种生命跃动。艺术家应充分发掘艺术本身的潜质和美感，通过画面氛围的营造来强化同时也是纯化艺术语言，让艺术作品不论在精神层面还是形态层面，都有一种更高层面的格调和品位，大概就是这样。
正午：这个说起来有些抽象了。 董国立：它还是要具体体现在创作的过程中，任何的语言都是多余的。
出品人│王波 主编│刘爱萍 首席执行│王恩泽 首席记者│乐水 编辑│穆逸龙 赵二宝 李小树 刘婷 视觉总监│杜放 视频监制│李小姣 设计│刘垚 李心彧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