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历史上真实的孔子

孔子（前551—479年），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丶教育家丶社会伦理学家。由于种种原因，这位先哲被后世的统治者和御用文人政治化丶圣人化，册封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供奉到孔庙里，捧到了不相应的历史地位。近代的“五四运动”期间，在“打倒孔家店”极端的思潮中，孔子又被污名化，成为中国2000年来腐朽没落的“罪魁祸首”。

这种对孔子的历史地位与作用，非客观的丶非理性的丶相互对立的极端评价，是历史的误会，非先哲孔子本人之过。如今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通过拨乱反正，给其以公正恰当的历史定位。

春秋战国时期，为中国历史上“双千年一遇”的“百花齐放丶百家争鸣”的人智启蒙丶文化昌明时代。这一时期大中华核心地域为人类社会贡献了一大批杰出的哲人智者和文化名人。

与孔子处于同时代的老子丶管子丶墨子丶孙子丶庄子丶孟子丶韩非子等大智先哲，对中国与人类的文明发展均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丶影响力绝不逊色于孔子，或与孔子并驾齐驱丶相互辉映，或在孔子之上。

老子，人类社会首位系统地探索宇宙之源的丶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其深刻的辩证逻辑思维，阐述的“大道宇宙观”学说，影响深远，历久弥新。老子著作《道德经》在世界上有多达500多个翻译版本，发行量仅次于基督教经典《圣经》。

管子，古代经济学的泰斗级人物丶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奠基人。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首次提出“市者，可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的市场经济观念。他倡导的“以农为本，本末并举”的理念，成为中国农业社会的基本指导思想。

墨子，人类历史上最早明确提出“平等丶兼爱丶非攻丶尚贤”理念的平民思想家丶草民代言人。《墨子》一书内容涵盖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各门类，为中国古代社会绝无仅有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

孙子，军事辩证法的倡导者，中国春秋时期军事理论家。古代军事战略思想及军事战术策略的集大成者。孙子名著《孙子兵法》享有世界级声誉，被誉称为“兵学圣典”丶“世界古代第一兵书”。

庄子，古代世界“梦幻哲学”的创立者。提出“物者，物物者非物”的理念。他思维奇敏，想像恢宏，构建了一个“无何有之乡”的虚拟境界。与当今的“虚拟宇宙”理论不谋而合。

孟子，人类社会早期的民本主义思想家，孟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民重君轻”思想丶“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观念影响中国2000多年，尤其在民间传播久远，对中国与世界未来构建“民本社会”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韩非子，中国法家学派“法丶术丶势”学说的集大成者。《韩非子》一书推出的思想理念对结束古代中国“诸侯分封制”，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体制机制，形成中国“大一统”的大国架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孔子，儒家学派的创建者。著有重要史学著作《春秋》。在创办私学，普及知识，整理修编中华上古典籍《易经》丶《诗经》等古代文献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培养丶教授了大批弟子。思想主张为其弟子记录在《论语》一书中，传之后世。

中华文明，作为人类社会诞生于东亚地域独特的文明体系，是群星璀璨的众多贤者大哲和世代亿万中华先民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百花园”中，“百花竞放，百家争鸣”，诸多学派丶各种学说，在文明形成的不同侧面，不同的历史阶段，各自作出不同的贡献。决不会是始终为一家学派所“专美”。那种出于某种需要，将中华文明史，以偏盖全，粗暴简单地概括为“某个学派”的统治史是极为荒谬的，严重地违背了历史的基本史实。

儒家与墨家曾是春秋战国时代流行于民间的两大“显学”，弟子门徒众多，影响甚广。两大学派有一共同特点，即其政经主张均“不合时宜”。儒家主张复古：“吾从周”，“克己复礼”。墨家主张超越时代的“平等丶兼爱丶尚贤丶非战”，均不受当权统治者所接纳和待见。孔子在世时，曾率弟子周遊列国宣讲丶游说其主张，屡遭冷遇。墨子学说，终因思想太超前，脱离现实社会日渐没落。

纵观中国春秋战国以来2000多年历史，最先是法家与道家学说（黄老）大行其道，成为统治者的主导治国理念，交相更替“施行天下”。

秦代奉行法家学说。秦国诸先王，奖耕战，严律令，论功赏丶富国强兵，及至秦始皇，扫六合丶四海一，设郡县，筑长城，抗外侮，齐货币丶同车轨丶统一度量衡，开创了中央集权制。

汉高祖开基，尊黄老之学，政治上“无为而治”。经济上“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汉朝初期历经“文景之治”，国民经济获得恢复和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度增强。

汉武帝执政前期，在窦太后训导下持续执行黄老路线。执政中期，吸取汉初诸侯王“尾大不掉”，“皇权不彰”的教训，表面推崇大儒董仲舒“天命观”，利用儒学控制思想，笼络人心。实则树立皇权的权威，厉行“表儒内法”的路线。他不拘出身资历，拔良将卫青丶霍去病等于基层。鼓励征战，远征匈奴。严刑酷法，从严治吏。均为法家施政策略。汉武帝内心深处是鄙视儒家的。曾以“腐懦无能夸夸其谈”贬斥懦生。最具说服力的是汉武帝从未重用过董仲舒。纵观董仲舒一生从未进入过汉武帝最高中央决策圈。既未拜相封侯，授予权柄，也未作为重臣谋士，追随左右。董仲舒当过最大的官，是给削过藩的丶无实权的刘姓王当过“国相”。董氏还因为枉议了中央朝政，汉武帝差点杀了他。

晚年的汉武帝下《罪己诏》，检讨自己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的“过失”。重新回归汉初黄老路线：“当今务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他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汉武帝后元五年（公元前87年）离世。后继者汉昭帝丶汉宣帝执行汉武帝“止擅赋，力本农”政策遗训，呈现出“昭宣中兴”的繁荣局面。后世的所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乃仅看表面皮毛，以讹传讹。

及至王莽簒汉，建立新朝。推行超越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政策，天下大乱，绿林赤眉揭竿，群雄并起，短命新朝覆灭。

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称“吾以柔道治国”。为巩固政权，杂以法家丶儒家学说。立国初期，即推行“休养生息，薄赋敛”政策。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令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税赋制度。使东汉与西汉并列，同为中国历史上强盛时代。

三国时期，魏丶蜀丶吴三足鼎立，皆以法家思维治国。曹操丶诸葛亮等皆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丶有大作为的法家政治家。

晋代黄老之学丶庄子学说蜕变为玄学，崇尚空谈之风。统治阶层争权夺利，政治混乱。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两晋先后灭亡。

南北朝时，佛教在北方少数民族统治阶级中间流行，且深入渗透民间。北魏朝起，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进入鼎盛期，大量建造寺庙，开凿出许多石窟造像。

隋代，隋文帝崇尚法家，编修《开皇律》（中国历史上重要法典之一）。创科举制，开世界招考公务员制度之先河。为提高执政效率，改革中央机构，设“三省六部制”。精简地方管理层级，由三级管理改为州丶县二级管理。颁行死刑中央核准制度，此制度延续至今。建大兴城（长安城）创制在京城中宫城丶皇城与民居分区之建都格局。开皇四年，开凿广通渠（大运河）贯通南北水路交通。隋朝虽二世而亡，但与秦朝一样，乃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开拓精神和创新力的朝代。

唐代，奉老子为先祖。唐初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创贞观丶开元盛世。唐代开放包容，各宗教亦得到传播，令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强大丶昌盛的朝代之一。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五代十国，中国整体进入混乱的分裂局面。

北宋时期，道丶法丶杂家并举。重文轻武，武备松弛。王安石变法失败。在金国入侵下灭亡。南宋偏安江南，民间程朱理学兴起，对儒家学说进行改造丶诠释丶解说。经过改造过的儒家学说（理学）在贵族士大夫阶层流行，受到尊崇。

元代北方蒙古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元朝第三代皇帝元武宗海山，为巩固统治，笼络汉族士大夫及民心，册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对孔子后代亦给予封赏，确立了孔学的官方地位。新儒学（程朱理学）至此由私学上升为官学，开始凌驾诸子学说之上，占据了后世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统治地位。

明初儒丶法杂家并用。成化年间八股文成为科举考试固定程式。及至清代儒学被推至“至高地位”。

纵观中国历史，汉唐两朝遵行的道家学说，达成盛世。中国历史最具创造性丶开拓性丶影响力最深远的秦丶隋两个朝代奉行的是法家政策。

近现代以来，一个拥有话语权的主流说法，即“儒家学说统治了中国2000年”，为人们所熟知。将孔子儒家学说误导为整个中华文化的代表。这完全违背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基本史实。

20世纪初期，留学西方归国的一群20一30多岁的“愤青”（有些人后来被尊称为“大师”）。出于反对腐朽没落的满清政府和反动军阀政府，喚醒民众的政治和舆论需要，用极其简单的方法，全盘否定中国文化，将当时中国社会一切腐败现象和负面落后的东西统统归源于“孔老二”的儒家学说，把所有“脏水”全泼到孔子身上。

这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对反抗黑暗势力，鼓动人民群众起来革新丶革命，曾起到有力的丶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法，来评价文明历史丶评判古人。终究是站不住脚的，经不住历史的检验。带来负面影响不容小觑，时间越久负作用越大。“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造成的严重恶果是：令部分国人丧失了民族自信心，文明自豪感，制度创新力。近代以来，崇洋媚外思维，自我否定思维，甚至汉奸思潮屡屡抬头。这是原因之一。

孔子，从捧为“至圣先师文宣王”，到从圣坛上被拉下来成为“千古罪人”。这是孔子生前绝对想不到的。后世人有“病”，找祖先“医”。后代人干的坏事和错事，骂2000多年前的老祖宗。对历史事实不作科学丶认真丶去伪存真的分折，以想当然的“结论”去否定。对中华文明的历史，不区分精华和糟粕，全盘推倒，一掍子打死。既是对祖先丶历史的不敬和亵渎，也是对中国未来子孙后代的不负责任。

我们曾经给现代人“平反”，对古人孔子也要“平反”。既要推倒历代统治者的“恶捧”，也要把强加在其头上的“不实之词”扔进历史垃圾堆。正确的科学的态度是坚持实事求是，拨乱反正，还孔子一个中国和世界古代史上杰出思想家丶教育家丶社会学者的恰如其份的历史地位。

还原真实的孔子的意义不仅涉及他个人的历史评判。同时牵涉到其他古哲先贤的历史定位。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正确地疏理丶评价中华文明史，还历史的本来的真实面目，在当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