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时期的历史探秘

智能人做超人 2020-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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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所谓五帝时期，是从有帝三名号传于后世，到正式朝代建立以前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时间跨度很长，可知者则很少，只有个别的帝王名号，而没有连续不断的历史记录。笔者通过对传说的考订，将其与虚构的三皇说严格分开，辨明了旧传的五帝系统之误，并进而认为，五帝时期已是农业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历史阶段，以黄河流域为中心，中上游区域发展成西方文化系统，中下游区域发展成东方文化系统。两大文化系统融合成中原文化系统，即中国传统文化之起源。中国民族之形成，以传统文化之凝聚力为中心，其作用超过了血缘关系。

我国上古的历史，夏商周三代以前，有文字记载可考者，为五帝时期。《荀子·非相》称，“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这是战国时人对于上古历史提出的符合实际的看法。“五”字为虚用之义，和“诸”字相当，“诸侯”一词使用已久，故称为“五帝”。称帝号者原亦为万邦之一，因各邦有联合之必要，其较为强大，且声誉能力为各邦所信任，推之为共主，可称帝号，不必为一族一姓长期占有，与成立朝代者不同。在流传中，虚用的“五帝”一词逐渐转为实用之义，被说成为专指黄帝及其后裔共五个称帝号者所组成。五帝时期的时限本来相当绵长，传说既将五帝收缩为一族之内的五个帝王，于是每个帝王的寿命都尽量放长，超出了正常人的寿命，令人更难置信。自从考古发掘盛行后，各种实物，如骨骼牙齿、生活用具、居住建设遗迹等，对于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提供了丰富而可信的资料。而文字记载的传说，由于真伪混杂，疏理困难，反被弃置不顾，从历史工作者来说，这是有失职之嫌的。笔者在《<古史辨>评议》一文中指出，以顾颉刚为主的“古史辨”派“破旧有余而立新不足”[1]。识别古史真相，“破旧”虽有一定的必要性，实属消极方面，更重要的是在积极方面“立新”；“立新”不是出奇立异，而是要符合历史实际。在某些传说中，其有可疑者皆所不取，或稍加辨正，于确有一定来历者，虽片言只语，亦应据之作进一步的分析。如各项古帝王系统，有战国时人作的《五帝德》，西汉时人作的《世经》，所记各帝间的关系，以及各帝皆有两个以上的名号，都不可靠，但所举的帝王名号，如黄帝、炎帝等，则为古代实有的，不能妄予否定[2]；战国和西汉时人正是依据这些旧传的名号而增添事迹的。

在“立新”的工作中可依据的资料。“瞽史”应为一项重要来源。“瞽史”在古代统治机构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部门，当时可能还没有文字，或初有文字还不便于详细记事的时候，瞽史是保存史实的主要手段。重要的事情，时间长了，只能留下事目，具体情节逐渐消失，重要人物多与这些事物有关系，他们的名号也就随着事目保存下来了。到文字能做正式记载的时候，瞽史为史官所代，便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在瞽史和史官的记事之外，私家的记载也很重要。如郯子为少皞氏之后，历述其祖上之事，与当时所传述者多不同，以至时人有“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话流传。春秋时，各国的史官和博物君子，如子产、叔向、展禽、晏婴等人讲到的上古之事，有时不免夹杂些神话，所提供的史实，可靠性较大。又从官职名称也可以推断一定的文化水平，如五行官正，是主管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的人，特别受到尊重，甚至尊之为神，说明这五种物质在当时人民生活中特有的重要性。周秦诸子书，性质比较复杂，在仔细分析考定后，其中实有不少可供参考者。

五帝时期以前的历史

远古时期，有帝王名号流传于后世的，都属于五帝时期。更在其前的历史，便只有部族的名号可言了。后人往往误认为这些部族名号也是古帝王，这一点须要辨别清楚。五帝时期中，也有些部族名号同时为帝王名号者，从有关的事迹方面看，不难把二者分别开。《越绝书》中保存了风胡子的一段话：“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这三个时期，正与近代考古学对于远古时期分为旧石器、新石器、铜器或铜石器并用的分期相当。从其他方面我们知道，黄帝是五帝时期最早的帝号，当时已是有一定水平的新石器时期，而其以前的轩辕、神农、赫胥等，还是早期的新石器时期或旧石器时期。结合着考古学，我们可以看到，五帝时期以前的历史是更为原始性的。

神农氏，后世被说成为农业发明者，或代表最早的农业社会时期，其实这是部分情况。在古代万邦林立之中，一个精于耕作的部族，因而有了这样通称的名号，其本族之号反而湮没不显。神农者，实即为农神之意。《国语·鲁语》上有一条记事：“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稷为农神，“自夏以上”已是五帝时期，烈山氏为其族之本名，因其族内有被祀为农神者，故亦有神农之号。这与黄帝之前的神农氏，要分别看待。后世炎帝也被称为神农，或其族中亦有精于耕作者，或出于世人的误解，但不可与其他称神农者相混，是不待详论而明的。

五帝时期是已有一定水平的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部族以定居为主，为居处安全，一方面须建围墙以便守卫，一方面各部族宜加强联合，以便处理各部族间之事，并防御游牧部族之侵扰。在加强联合中，某一地区中之强有力者居为首之地位，称为伯，一般的部族称为诸侯。在各地区之上更为强有力者，则可以称帝称王。其地位高出众部族之上，实为天下之共主，以天帝之子自居，故亦称天子。无论帝与伯，如有名号流传于后世者，即入于五帝时期了。

五帝前期的重要人物与历史作用——黄帝、炎帝、蚩尤

在我国广大的土地上，分布着无数的部族群体，都是属于以铲型门齿为特征的蒙古利亚种，按地域划分，在黄河中上游者为戎狄，在黄河中下游者为夷人，在汉水及长江中游者为苗蛮，在淮水流域者为淮夷，在长江下游者为扬越。以黄河流域之土地气候等自然条件最适宜发展农业，所以这一地带的部族首先进入了农业社会，在中上游定居者可称为古代西方文化系统，在中下游定居者可称为古代东方文化系统，他们都有较高的文化与实力。其在黄河中上游之部族未能进入西方文化系统者，仍称为戎狄；在黄河中下游未能进入东方文化系统者，则称为东夷。

在西方文化系统区域内出现了两个伯级的部族首领，即诸侯中之强者，他们要争夺更高一级的名位，发生了战争，战胜者即后来的黄帝，失败者为后来的炎帝。这次战争被称为阪泉之战，对后世很有影响，以致被编入卦爻词中。春秋时，周王室发生内乱，周襄王被迫逃亡在外，晋文公要平定王室之乱，先行占卜得到“黄帝战于阪泉之兆”，认为是一个吉兆[3](僖公二十五年)。阪泉在今何地，已难考定，但这次战争的实在性，可无疑义。

当黄帝在西方文化系统中的最高地位建立后，在东方文化系统地区中也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头目，称为蚩尤[4]。在两大系统相接触时，发生了涿鹿之战。《逸周书·尝麦》保存了较早的传说，其中有许多神话，可以不论，所记主要史事为，炎帝被蚩尤打败，求援于黄帝，黄帝在涿鹿打败了蚩尤，杀之于中冀。涿鹿和中冀，地点也难以考定。而这两次战争提高了黄帝的地位，成为名号最早传于后世的帝王，这在我国上古史中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

以黄帝为五帝时期的首位帝王，在古籍中有充分的根据。郯子历述诸帝，即以黄帝为首；战国时人编撰的《五帝德》，记事虽不足取，而以黄帝居首，应受到重视。邹衍好为夸大之言，司马迁说他，“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5](《孟子荀卿列传》 )。上溯往事最远到黄帝，是当时学者共同认定的，这就不是个别人的说法了。古本《竹书纪年》是魏国的史书，《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xù，勉励）说：“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而《晋书·束皙（xī，白）传》与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皆谓《纪年》起自夏殷周，二说似相矛盾。其实，束、杜之说谓《纪年》记事从夏朝开始，和峤之说谓其书编制始于黄帝，只有名号而无记事，正与五帝时期“有传人而无传政”之说相一致，为五帝时期始于黄帝最有力的明证。

从郯子口述之古史，可知在黄帝之后，炎帝也做了共主，并明言黄帝“以云纪，云师而云名”，炎帝“以火纪，火师而火名”。所谓“云纪、火纪”，似为其部族之徽识。此事可以表明，炎帝与前于黄帝之神农氏无关，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亦以炎帝与神农之事分别论述，以明其本非一人。西汉后期人编造的《世经》，将炎帝与神农氏合并为一人，称为“炎帝神农氏”，更在其前增加了太昊伏羲氏，打破了以黄帝为五帝之首的传统说法，后世反盲从之而不改，这是须要特别澄清辨明的。在黄帝与炎帝二人连称时，战国以前原作“黄炎”，西汉以后则改称“炎黄”了[6]，至今承用不替，这是有失历史真相的。

五帝中期的重要人物与历史作用——烈山、共工、太皞、少皞、颛顼

烈山氏之名号与事迹，见于《国语·鲁语》上展禽之称述及《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晋史官蔡墨之言，本文在辨明神农名号非限于一人一族时已引用之。其事迹可知者虽少，而柱既被尊奉为农神，可知其地位之重要，展禽称道其事于共工氏之前，故于此处重道其事。

郯子所称述的第三个人物为共工氏，称其“以水纪，水师而水名”。共工氏在古代是以治水传名的，不过其治水未能成功，在历史上未能留下善名，但不失为强有力者，以致演化成为神话中的人物。《列子·汤问》载：共工与颛顼争为帝，因失败发怒，触不周之山，以致天柱折，地维绝，天不满于西北，地不满于东南。《楚辞》也说：“康回凭怒，地何故以东南倾？”(康回为共工别名)共工氏本人虽为失败的英雄，其子勾龙则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人物[7](P91)。《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共工氏有子曰勾龙，为后土。……后土为社。”《国语·鲁语》上也说：“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合二说来看，勾龙为其本名，以能治平水土而为后土之官，后人即以官名代其本名并尊奉之为社，即土地之神。社与稷同为农业社会最受重视之神。

郯子称道之太皞氏与少皞氏，皆为东方文化系统之部族。“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完全依照黄帝以来之组织形式。其居处活动地区，则多能指实，如《左传》昭公十七年云：“陈，太皞之虚也。”又，僖公二十一年云：“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到春秋末年，颛臾之国尚存，鲁季氏将伐之，孔子曰：“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8](《季氏》)其地是在鲁国境内。《左传》定公四年载，鲁国封于少皞氏之虚；郯国为郯城，都在今山东境内。这两个部族关系接近，所以得前后为共主。

郯子列举少皞氏的主要官职：“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jū，雎）鸠氏，司马也；鸤（shī）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gǔ、hú）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3](昭公十七年)这段话，说明了为天子者及诸侯国内之组织与任务。

天子名下之组织以历法为最重要，分为五项专职，因农业生产与历法的关系最为重要，而寒暑变化，各国所受影响大致相同，故其任务由天子负担；其次治安保卫亦为各国之共同利益，在天子名下皆设专职以司之。在诸侯国内，生产居主要地位，故为工正与农正之五雉与九扈最受重视，可惜郯子未列出五雉与九扈之具体内容，从“五”与“九”之数字上看，可知其分工是很细致的。

颛顼是黄帝以后最重要的人物，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绝地天通”。五帝时期的帝或天子本来也是一个部族之长，所不同者，他们以天帝之子自居，遇上难于处理的事情，可以假天帝之意来行事，这是一般部族之长或诸侯做不到的。在少皞氏后期发生了“九黎乱德”之事，即九黎之君也可以直通上天，一般的部族受此影响，也蠢蠢欲动，天子的权威一时陷于危机。颛顼帝对此加以整顿，“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把上通于天的路完全控制起来，保住了天子的威信。为了更具体的形象化，他建立了一座圣殿，称为玄宫，供奉玄帝，加强了天帝的庄严神秘性，不仅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其影响于后世者也绵延不绝。战国时，《庄子·大宗师》称，“颛顼得之以处玄宫”，《墨子·非攻》下也提到“玄宫”，《管子·幼官》所称之 “玄帝”，显然是由此承受来的。后世道家宣称的玄武大帝，宋朝以后又改称真武大帝，在民间流行的小说戏曲中是一位法力很大的天神，其影响可谓深远矣。

颛顼帝做的另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情是改定官制。郯子在历述少皞氏以鸟名官之后，续云：“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 在少皞氏以前，各项公共职务虽分别有人主管而无官名，在民间因各项职务的性质而自定名称，如司民事者曰司徒，司军事者曰司马之类，颛顼即以民间之通称为官名，使名称与职务保持一致。郯子思想保守，故以否定态度述其事。

经颛顼整顿后，天子之地位大为提高，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从黄帝以来，本为西方与东方两大文化系统，内部各自发展，外部则互相接触融合，逐渐形成为统一的中原地区文化系统。颛顼正处在这个有利的时期，功效更为显著，所以后人以黄帝与之相比。《国语·鲁语》上载展禽之言：“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颛顼受祀的级别和黄帝相同，其威望之高，可以想见。

《汉书·地理志》记东郡濮阳县，“古帝丘，颛顼虚”。濮阳在今河南北部临近冀、鲁二省之地，太皞居河南东部之陈(淮阳)，少皞氏居今山东省偏西之曲阜，三帝居处皆在中原地区之内而稍偏东，时为中原文化之主要发展地区。颛顼之成功，既得力于所处之地理位置，同时更促进了中原地区文化系统之发展。

五帝后期的重要人物与历史作用——帝喾、虞幕、祝融、梼杌

颛顼以后，流传下来的名号较多，而可知之事不多。重要者一部分发生在中原文化系统内部，一部分则发生在周边的部族中，呈现了中国古代文化区域的扩大。今分述有关人物及其作用如下。

帝喾，其族系不明确，战国西汉时以高辛氏名号与之相配成一人，近人已知其不可取，而以《山海经》中之帝俊及甲骨文中之殷人高祖夔（一作“夒”）当之，亦无从论定，但显然要在颛顼之后。《国语·鲁语》上记展禽之言，“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是其在历法方面颇有成就。历法之修定，关系各国的共同利益，故能受到各国的崇祀。《国语·周语》下记伶州鸠之言：“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这说明帝喾时完成的历法，是在经过多年的努力打好的基础上完成的，又可见历法在五帝时之特受重视，并已取得重大的成就。

《国语·郑语》记史伯之言：“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说到虞幕是对人民很有贡献的人，其后世应有所发展。《国语·鲁语》上记展禽之言：“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左传》昭公八年晋史赵说：“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这两段话说明虞幕为颛顼之后，舜的祖先，他的事迹后人很少称道。从展禽的话来看，他和他的某些子孙也曾做共主，所以得到本族后人的报祭，而舜能得到尧的重用与禅让，其根基应是从幕起逐渐树立的。

祝融在五帝时期为较晚者，而声势颇为煊赫。《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晋史官蔡墨说： “有五行之官，是为五官，在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火正曰祝融。”又说：“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国语·郑语》史伯云：“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从这几条资料来看，其本名为犁或黎，为颛顼氏之族，曾为高辛氏之火正，因有优异表现，被尊奉为火神，其后乃以火神之号为部族之号。《左传》昭公十七年：“郑，祝融之虚也”，是祝融原居中原之地，后来向南发展，入于蛮濮地区。由于挟有较高的中原文化，成为当地众部族的首领，本为火神的祝融，进而为应受到更崇敬的明神。春秋时期，周内史过言：“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9](《周语》上)虽是神话，但足以说明祝融之深受尊重。《左传》昭公十八年五月，宋、卫、陈、郑四国大火，有强风助之，鲁国梓慎说：“是谓融风，火之始也。”融风，《说文》及杜注都说是东北风，未能释明“融”字之义，实为“祝融”之简称，如内史过即仅举一“融”字，称为融风，言其有助于火势。又，《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记，夔子不祀祝融，楚即指为罪状而灭之。都足以说明祝融的影响之深远。

《左传》文公十八年记史克之言：“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嚣，傲很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梼杌。”并称：“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就此言察之，梼杌实为桀骜不驯之徒，非道德败坏之类，但已不见容于当时社会，与其他三族之浑沌、穷奇、饕餮共称为四凶，舜为尧主政时，流放四凶于边远地区，“投诸四裔，以御螭魅”。其实，流放是一次有计划的移民，梼杌被迁移到戎族居住区。又，昭公九年，周大夫詹桓伯辞于晋云：“先王居梼杌于四裔以御螭魅，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以来，使逼我诸姬，入我郊甸，则戎焉取之?”说明梼杌被流放到瓜州以后，已与当地居民相融合，带去了较高的中原文化，对于当地居民自有提高的作用，结果与祝融同样被尊奉为明神。周内史过言：“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这个神话含有一定的实际意义。边区部族保存历史知识之法，为梼杌所传授，后由戎人传于楚人，因此楚国的史书称为“梼杌”[10](《离娄》下)，成为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生动的实例。

五帝后期流传下来的名号很多，事迹则无法详知，其中有可能曾为帝者，如帝鸿氏，其名号中已有帝字；屈原《离骚》首句称，“帝高阳之苗裔兮”，是高阳氏曾为帝，后其族有随祝融南迁者；《国语·郑语》史伯称，“黎为高辛氏火正”，隐示高辛氏曾有帝号。按，《左传》襄公九年晋士弱云：“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居商丘，祀大火。”昭公元年郑子产言：“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迁阏伯于商丘，主辰。”辰即大火，其子既为陶唐氏火正，则高辛氏之称帝者应在尧之前。子产又云：“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金天氏似亦曾称帝者，时间或更为较前，资料贫乏，无从作确切的推断。

过渡时期中的重要人物——尧、舜、禹、皋陶、益、四岳

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中说：“《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所谓“虞夏之文”，指的是《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和《禹贡》等文，在旧日都认为是孔子手定的历史文献，世人深信不疑。新文化运动兴起后，这层迷雾已被揭开；而由于缺乏认真的研究，多取一概否定的态度，或置之高阁，不闻不问，实际上是古史研究中最大的损失，与深信不疑的失误同样是不可取的。应与各项传说同样看待，其中可取者，有时犹在一般传说之上。更为重要的是，从此以后，我国古代历史有了连续性，不是只有上下不相连接的空名号了。但这时正式朝代还未建立起来，因此可称为过渡时期。

《左传》哀公六年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说明陶唐之兴起，有始无终。陶唐之盛时，当即尧为天子之时。《国语·鲁语》上记展禽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是古代刑法制定于尧时，《尧典》定为舜时之事而为恤刑宽政之词，是后世传说错置之故。《尧典》又详记历法，“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并记春夏秋冬四仲中星之天象。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以岁差之法推定，四仲中星之天象为殷末周初之时者，远在尧时之后。由前文所引郯子称少皞时特重历法之事观之，古历法之制定由来已久，《尧典》写定时遂收入之，其误在所记之时间不确切。校正之后，仍为有可取信者。

尧的重要政绩为任用舜并传位给他。后世关于舜的传说最多，皆不可取。从上文所引晋国史赵之言：“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可见瞽瞍不是那样顽固不化的人。《国语·鲁语》上展禽言：“舜勤民事而野死”，不过谓其未能“寿终正寝”，而后世有舜死于苍梧，葬于九疑山的传说，显然是夸大了“野死”之言的结果。舜的主要政绩，《左传》文公十八年鲁史克称述者为最详，引《虞书》数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无违教也。曰‘纳于百揆，百揆时序’，无废事也。曰‘宾于四门，四门穆穆’，无凶人也。”所举三事，皆为舜当政以后之实效，具体行动则为举用八恺、八元及流放四凶，不陨其名。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

流放四凶，除上文提到的梼杌杌外，还有帝鸿氏之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嚣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少皞氏之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谮庸回，服谗搜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缙云氏之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舜流四凶族，“投诸四裔，以御螭魅”。后有边区部族三苗起兵反抗，舜派禹率兵平定之。

舜当政时最重要之事为任用禹治平水土，是古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禹治水事，以《国语·周语》下太子晋论述者为最详，自鲧治水失败说起，到禹改正办法治水成功，其文近于夸大，而治水功绩尚得以反映。后人关于治水之评议亦能切合实际，如春秋时臼季称：“舜之刑也殛鲧，其举也兴禹。”[9](《晋语》五)祁奚称：“鲧殛而禹兴。 ”周大夫刘定公对晋卿赵孟言：“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吾与子弁冕端委以治民，临诸侯，禹之力也。”[3](襄公二十一年、昭公元年)《诗》、《书》中亦多有关之记载，《诗·小雅·信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之。”《商颂·长发》：“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书·立政》：“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甚至 “禹迹”在后世成为中国大地之代称，如《左传》襄公四年引《虞人之箴》：“茫茫禹迹，画为九州。”

禹做天子后，以召开万国大会为最重要。《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在尧舜以前，天子的地位虽高，尚不能轻易调动诸侯，禹治水功大，各国皆受其惠，又承舜治理成功之后，天子的威信大大提高，所以有条件召开一次万国大会，天子的地位因此更得加强。《越绝书》载风胡子之言：“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禹治水成功，没有金属工具似乎很难实现。又相传有禹铸九鼎之说，春秋时，楚庄王兵临周郊，问九鼎之大小轻重，王孙满回答说：“昔夏之方有德也，贡金九枚，铸鼎象物。……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3](宣公三年)是古代实有九鼎。既能铸鼎，其冶炼技术已经很高，可知禹时使用铜器已经很普遍了。

皋陶和益，都是禹治水时的重要助手。《史记·夏本纪》称：“皋陶作士以理民…… 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尚书》有《皋陶谟》篇，录禹与皋陶等对话于舜前，虽为后人设想之词，足以反映诸人关系之和谐。禹准备于卒后禅位于皋陶，而皋陶先卒，于是转而禅位于益。皋陶卒后，禹封其后人于英、六，或在许。春秋时，楚灭六与蓼，鲁大夫臧文仲说：“皋陶、庭坚不祀，忽诸!”[3](文公五年)庭坚为高阳氏八恺之一，为舜所举用者，其封地在蓼，与皋陶之后封地六相近，其族属或亦相近，皆为古代东方夷人系统者。

益也作伯翳，秦和赵都是他的后裔。大约自经颛顼整顿以后，天子的威势加重；自舜治国有方，又经禹治水成功，天子的威信大为提高，于是天子之位受到某些有野心者的窥伺，禅让的办法受到了冲击。益于禹卒后，按照传统的办法接受了天子之位，而禹之子启是个野心家，被他强夺过去。启的行为受到一些人的非议，其中包括他自己的儿子武观和关系密切的有扈氏，于是，有启征西河与大战于甘的战事发生，启都得到胜利。春秋时，楚国的椒举说，“启有钧台之享”[3](昭公元年)，以享宴诸侯的方式，炫耀其威势，虽保住了天子之位，到他的子孙便为有穷后羿所夺。有穷氏又为寒氏所代，禹的子孙杼，以武力消灭寒氏，取得了天子之位。以后子孙相传下去，形成为夏朝，五帝时期正式宣告终结。

《国语·鲁语》上记展禽说：“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说明古人认为夏朝开始于杼，禹是夏朝的祖先。由于禹的声誉大，本来也是天子，后人便以夏朝为开始于禹。而在启和杼之间，有较长时间的空缺，统称之为“康”，以示空无实际之意。由于时间较长，又分为太康、仲康、少康三个名号，其实都不是人名，可参看拙作《夏代三康》[11]一文。

四岳也是协助禹治水成功者，为共工氏之后。成功后，“皇天嘉之……胙四岳国，命为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9](《周语》下)其后世与姬姓合作建立周朝。四岳本以治水成功得到了较高的政治地位，《尚书·尧典》以鲧、禹治水都为四岳所推荐，显然是为传说所误。

中国民族的雏型与传统文化的导源

中国民族的形成和传统文化的导源，形式上是两个问题，实质上则为一个问题，因为中国民族的形成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五帝时期正是其孕育成形的历史阶段，是古代史上关系影响最大的一个问题。

在五帝时期之前，黄河流域中上游居住的是戎狄，中下游居住的是夷人。这两个地区中各有一部分首先进入农业社会，历史上称为神农时期，在黄河中上游的可称为西部文化系统，在中下游的可称为东部文化系统。其未能进入农业社会者，在西部仍称为戎狄，过着游牧生活；在东部则称为东夷，过着渔猎生活。由于生活条件不同，同种族之间的关系由松弛而疏远，生活条件相同者反易于接近。在东、西两大文化系统相接触时，曾发生相当激烈的战事，即黄帝和蚩尤之战，这时已是五帝时期。以后双方未有大战，而是互相接近融合，于是形成了中原文化系统，也就是中国民族最早的核心部分，其后以较高的文化向外发展，逐渐壮大起来。

古代本为部族林立的状态，在进入农业社会后，自然形成为无数小国。农业社会以定居为主，为了安全和生产，有互相联合的必要，于是产生了各邦的共主，黄帝和蚩尤正是西方与东方各邦的共主。黄帝战胜后，成为新的中原文化系统各邦的共主，在新的文化系统中，原西方系统占了上风。在后来发展中，原西方系统逐渐衰落，原东方系统起而代之，直到五帝时期之末。中原文化系统的扩展，也就是中国民族的壮大，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向南扩展到汉水、淮水和长江流域，向东扩展到沿海各地，包括所谓“岛夷 ”诸地[12](《禹贡》)。从此，中国民族无可争议的成为中国大地上的主人了。

最初形成的民族没有固定的名称，由于定居生活需要建立围墙，称之为国，住在围墙之内的人便称为“中国人”或“国人”，后来夏朝建立，通称为“夏人”，直到春秋时，从“夏”字演生出“华”字来，于是有了“华夏”之称，同时“中国”之称也未废止。后来以二名相合，称为“中夏”，更后来“中夏”为“中华”之名所代，沿用至于今日[13]。

也有本为中国人者，因与边远部族相处既久，生活习惯与之同化，则失去中国人的资格。如春秋时戎子吾离，其故地为秦人所占，被迫移居晋国的南阳之地，后来晋对楚斗争不利，怀疑吾离之孙驹支走漏消息，范宣子责问之，称其为“姜戎氏”，驹支回答说：“我诸戎四岳之裔胄也……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3](襄公十四年)姜戎氏为四岳之后，竟同化于戎人，可见构成民族的主要条件是传统文化，更在种族血统之上。

传统文化中首要的一点为开始有共同的信仰。天地自然界有一种人力不可抗拒的力量，无以名之，则尊称为“天帝”。众部族中之特别出众者，得到共主之位，便以天帝之子自居，称为“天子”，或径自称“帝”。他们的子孙以有这样的先祖而自豪，以祭祀形式表达其敬重之意。对于人民有贡献的人物，及杰出的管理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事业之人，同样受到了人民的敬重，尊之为神，也以祭祀的形式表达其敬意。春秋时，鲁国展禽说：“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9](《鲁语》上)这五种都是有特殊贡献者。

又提出对祖先有禘、郊、宗、祖、报五种祭祀（五祀_百度百科）的形式。说到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事务方面，首要者为土地与农作物，其神，前者为社，后者为稷。其次是金、木、水、火，也都是人生不能或离者，与土地之官合称为五行官正，都加以神名，金正曰蓐收，木正曰勾芒，水正曰玄冥，火正曰祝融，土正曰后土，后土又别称为社。享祀者都是各部族中曾为共主，或杰出的人物，故有利于民族结合。为受祀者加以神名，原为表示尊敬与纪念之意，后世传说则扩大其神秘性，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反不显著了。

为共主者，除本部族有较高的文化和物质实力外，其本人需有远见，不斤斤计较目前微利，态度公平，方可得到众部族的信任。无共主时，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各国或部族间的矛盾摩擦无法解决，小问题可以酿成大乱子，有了共主，便可以销患于未形。这个时期的共主，不必为一部族长期包办，是五帝时期的一个特点，转让于其他部族时，即后世艳称的“禅让”了，而因此得长期和平。人们习惯于安定的生活，礼让为先，形成优良的文化传统。帝颛顼改革成功，天子的地位大为提高，有利于滋长大一统的思想，不局限于一族一国之内。到帝舜施政成功，尤其是“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在历史上影响最大，成为儒家的主要理论，是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瞽史和史官保存的历史知识，专业人员保持的天文历算之学，技术人员保持的工艺特技等，都集中在共主之下，称为官学；强大的部族经过了多世的积累，也保存着一定的历史与科技知识，可称为家学。共主所保持者，因共主变动而须转移，容易有所失落，故后世有“天子失官，学在四裔”[3](昭公十七年)的说法，在传统文化的保持方面，这是应予重视的。五帝时期，在无精密仪器可用的情况下，做出了精密的历法，并掌握了日月五星的运行规律，这是极大的成就；到后世，科技研究十分落后，仅有墨子一家，以少数人之力作薪火之传；再后来，《墨子》之书竟也无人能读了。虽有多方面的原因，这一点更须予以重视。五帝时期是农业社会，农民占主要成分，以后几千年基本情况未变，因而地方意识的局限，表现的根深蒂固，这也是传统文化有所不足的一个方面。

参考文献：

[1]王树民.《古史辨》评议[J].河北师院学报，1997(2).

[2]王树民.中国古代早期几个重要历史问题的真相[J].河北学刊，2000(2)；王树民. 尧、舜、禹禅让的历史真相[J].河北学刊，1999(4)；王树民.夏、商、周之前还有一个虞朝[J].河北学刊，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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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0]孟子[A].诸子集成[Z].中华书局，1954.

[11]王树民.夏代三康[J].文史，第49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