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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谁先到达美洲的众多说法中，有学者提出，印第安文明之母的“奥尔梅克文明”，与中国的商代文明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即早在三千年前，中国的商代人就到达了美洲，在那里创建了美洲历史上最早的文明——“奥尔梅克文明”，对后来的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持这种说法的学者认为，大约在公元前1120年以前，帝辛（商纣王）战败，商归于周，驻在东夷的部队从海上逃走，东渡太平洋，到达了墨西哥西海岸，并带去关于天文地理知识和农业灌溉技术，从而在那里创造了最早的美洲文明——“奥尔梅克文明”。 学者们认为，中国的商代文明、墨西哥的奥尔梅克文明、秘鲁的查比因文明，具有共同的图腾崇拜：虎和蛇。乔纳森·诺顿·雷纳德曾在《古代美洲》中有中国殷人“扬帆美洲一千年”的论证。在智利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了坐在龟蛇上的女人雕像，这与中国脚踩龟蛇的玄武（真武）神像极为相似，并把它作为古代中、美海上交往的见证。 美国俄克拉荷马中央州立大学历史教授许辉，在“奥尔梅克文明”出土文物中，寻觅到了200多个玉圭、玉雕，上面都有甲骨文字。他曾两次将其中的146个字模带到中国，经中国的古文字专家鉴定，正是中国先秦文字的字体。许辉教授在广泛考证的基础上，发表了专著《奥尔梅克文明的起源》（1996年2月），从相似文字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商代文化的没落和奥尔梅克文明崛起的关系。 1996年9月，美国华盛顿举办了一次美洲文明展览，前去参加观展的中国甲骨文专家陈汉平先生，辨认出玉圭展品上的文字，正是商代的甲骨文；并认出一件玉圭（1955年在墨西哥出土的第四号文物）上刻着的四个符号，与中国商代甲骨文完全一致。若竖形排列，意思便是“统治者和首领们建立了王国的基础”。 奥尔梅克文明和中国商代文明密切关系的考证，使得学术界对美洲文明的起源，再度引发了激烈的论争。 下面汇编几种比较典型的学术观点及例证，与有兴趣的朋友共同分享。 有资料显示：商末军事统帅攸侯喜和摩且王（徐方领袖）统帅商朝军民，约在公元前1120年从东海出发，经日本，东渡太平洋，抵达墨西哥海岸，在拉文塔定居，建造神庙，告祭祖先，因而才有拉文塔遗址中的玉圭与玉雕。商文明，为当地人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灌溉技术和天文地理知识，从而导致美洲第一个文明奥尔梅克文明的兴起与形成。调查得知，在羲（支或中）华华州、市、村居住的殷福布人自称为殷人后裔，他们彼此每日相见、起床、吃饭、睡觉时必说：“YINDIAN（殷地安）”，以表示东渡美洲的商人遗民对“殷地安阳”（商都）的深切思念。 最早判断殷人有可能东迁的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和他的老师罗振玉。王、罗二位都是研究殷商甲骨文的开先河者。 王大有、宋宝忠等人在其著作中提到：1910年，清政府派外交官欧阳庚为驻墨西哥专案特使，办理1908年墨西哥革命时杀死华侨311人索赔专案。在欧阳庚赴墨西哥之前，王国维、罗振玉委托他到中美洲后，设法调查“华侨中有无商人东迁的痕迹”。这件事使我们知道最早关注此事的是王国维和罗振玉。 此后还有郭沫若和董作宾也相信商人东渡。偏巧这两位也都在研究商代甲骨文上很有建树。 可以这么说，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董作宾等认为商人东迁美洲，是基于他们研究甲骨文时，对商代史料了解较多的缘故。那么，商人为什么要东迁美洲？事情要从帝辛（商纣王）说起。 据考证，殷商末年，帝辛（纣王）致力开辟东夷、淮夷、虎夷（人方、林方、虎方）。约公元前1045年，商历正月间，帝辛由山东人方回殷都朝歌过年。甲子日，周武王率军渡孟津，帝辛仓惶发奴隶兵七十万迎战于牧野。奴隶兵倒戈，纣王兵败，自焚于鹿台。其时，帝辛的精锐部队因为征林方而留驻在东夷，所以，朝歌空虚而被武王所破。商灭国之后，留驻东夷的十多万精兵由能征惯战的将军攸候喜统领，却从此杳然无踪，史无所载，成为千古之迷。 也由于恰在商灭国之际，攸候喜率领的商军失踪之时，在中美洲尤卡坦半岛突然兴起了带有强烈商文化色彩的奥尔梅克文明，于是学者们自然联想到：殷人是否东迁到美洲？欧阳可亮先生曾有机会听到郭沫若和董作宾谈论殷人东渡。他说：“1956年小竹文夫教授和郭沫若在东京学士会馆一起谈殷帝辛的功过和殷人东渡，我在旁。郭沫若说殷纣王开拓东夷、淮夷、虎夷（人方、林方、虎方），功垂千古。今天中国有大连、天津、青岛、连云港、上海、浙闽、广州等领海之域，是帝辛开辟的。小竹文夫说，当帝辛做这伟大的工作时，周武王由西边进来了。沫若说：于是殷军没有退路，就只有东渡。征人方的攸候喜是唯一领导殷人东迁及东渡的可能者……”。 欧阳可亮先生还说：“董作宾是我的老师，他说，根据我作的商帝辛日谱，攸候喜征抚东夷林方、人方、虎方、粤方，迁殷民十五万与林方、人方等同化……武王灭商之际，东夷商军民从此失踪。虽无从查起，但东方之东亦即东方，商人东渡当在美洲。为此董作宾两度赴美调查……未到墨西哥、秘鲁、智利去看看，太可惜了……” 虽然如董作宾所说，商人东渡“无从查起”，因历史年代久远，史无所载，考证难度很大。但也并非无迹可寻。大家知道，商代还处于奴隶制时代，战败的俘虏、亡国的臣民，都要被战胜国当做任人宰割的奴隶。所以中国人后世一直有“亡国奴”之称谓。事实上，后来商朝遗民境遇确实不妙，大都失去领地、失去贵族身份，被逼为求生计而脱离土地，做些货物贩运的小本生意。以至被鄙称为“商人”。因此，一部分临海的商朝军民为避免灭国为奴的命运，始而东渡。 其次，殷商之际，军队尚以氏族部落的建制形式为主，而氏族部落则惯于迁徒。《史记·殷本记》所载，商族“自契至汤入迁”，便可说明问题。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查考追溯殷商氏族的形成、发展，可以知道，商人东渡是合理的。殷人在灭国之际，必须东渡，只有东渡才有生路，而不是逃往其他方向。 根据历史学家翦伯赞的考证，商族部落起源于易水流域，与北方不远处的山顶洞人有着某种文化上和人种上的关系。商人的远祖王亥曾活动于邻近“有易”的今日易水流域一带。考古发现证实，在今日易水流域之易州（河北易县），曾经发现了商族遗存，证明了殷族之一部，直到铜器时代，还定居在那里。 到了商祖先“季”的时代，亦即传说中的“夏少康”的时代，商族部落始向东南渤海湾一带移徒，其一部移迁至河南、山东一带，另一部向北进入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商族之迁徒，既非整族出动，亦非全部南徒，其中就有一部分，始终停留于河北。另一部则沿海而北，即后来甲骨文中之“箕方”等。而这一支，后来就分化为肃慎、高句丽等。 又据《诗经·商颂》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者，乃殷族又一祖先。就是说相土的时代，商族的大本营已到“海外”“有截”之地。翦伯赞先生认为，“商颂”明言，“有截”在“海外”，可以断定，在相土时，辽东半岛或朝鲜半岛一定有一个“有截”的氏族。“商颂”又云：“有截其所，汤孙之绪”，证明“有截”与殷族有亲近的血缘关系。还有，周武王灭商后封箕子于朝鲜。甲骨文中有“箕方”之载。据此，翦伯赞先生认为，这个“截”字，是地名，也是族名。截，就是山嵎，也就是现在的北美大陆西部的地方。根据这一考证，说明，当年相士的力量，已经扩展到了北美洲。同时，剪伯赞认为：史记《宋世家》所云：“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之也”，这句话的深层内容是：箕子并非贤人，武王亦非圣君，其‘不臣之也’并非不欲臣之，而实不能臣之，因为那里原本是商族的根据地。在商人被周击溃于黄河流域后，一部分商人退回老家，是很自然的事。汉书《东夷传》云：“箕子违殷之衰运，避地朝鲜”，与周武王的封与不封没有什么关系。 可以这么说，箕子被武王封于朝鲜的传说，不过是暗示着或是传达出一个重要的历史信息，在殷末周初，殷人还在向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迁徙。 根据现有的资料，商殷文化中特有的虎神崇拜、祭天仪式，用于装饰的饕餮纹等等，在印第安文明中都可找到对应的特征。就连商纣王用过的炮烙酷刑，在美洲印第安古印加人中亦可寻觅。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大仲马，在他的世界名著《基督山恩仇记》第二册第三十五章中就有关于印第安人施炮烙火刑的记述。 一些外国学者，也注意到了美洲古代印第安文化与商殷文化的共同特征。委内瑞拉学者安东尼奥·莫雷诺·维亚弗兰卡认为，美洲前奥尔梅克和奥尔梅克文化，是公元前1400年左右（中国商朝），一批中国移民从黄河流域向东迁徒，越过太平洋在美洲登陆，从而将他们高度发展的文化在美洲传播的结果。莫雷诺认为，进入美洲的这批移民，来自拥有灌溉农业、神权概念和丰富天文知识的国度。而美洲印第安文化的一些特点与以制造青铜器为特点的中国黄河流域的文化的影响是有关的。 另一位名叫梅德赫斯特的学者在1846年翻译《书经》时，曾引书中公元前一千多年前武王伐纣之事时提到，可能有商殷人大批逃亡，泛桴出海。逃亡者在途中遇到风暴，漂泊美洲。 还有的外国学者说得更具体。1968年，学者迈克尔·科在《圣洛伦索与奥尔梅克文明》中指出，殷商的逃亡者到墨西哥圣洛伦索生活几年后，他们一定是在拉文塔建立了自己形式的都城，因为在这里商代文化的影响很强。 设若我们确信，殷人东渡到达美洲。那么，除了现在可以见到的印第安文化与商殷文化的相同特征之外，在美洲当地土著人中，也应该寻觅到有关的民间传说，类似夏洛特皇后群岛的土著人，自称是十三世纪元朝水师的后代之类的掌故，也应该在美洲印第安人中听到。 在印第安人的传说中，也有很多他们自认为是中国后裔的传说，比如美国康州印第安人的酋长朱蒂·贝尔就直言不讳的告诉中国人，她是中国人的后裔，因为他的祖母一直就是这样告诉她的！ 事实的确如此—— 研究中国古代航海史的房仲甫先生提到一则实例： 1983年，北京大学邹衡教授赴美洲讲学。他来信说：有一次应邀参加一年一度的印第安人节日晚会。会上，邂逅了一位印第安人中学教员。这位教员亲切地对邹教授说，他的祖先是商人。邹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不说是汉人或唐人，而单说是殷人？他回答：“我们是世代相传的。” 而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墨西哥奥尔梅克发掘出的16个玉雕和6个刻有汉字的玉圭，玉圭上的汉字现已被破译出来，第一块上刻有“俎娀茧翟”。茧翟是有娀氏的长女，殷商的祖先。第二块上刻有“妣辛”，帝高辛氏是黄帝的曾孙，也是殷商的一位祖先。第三块上刻有“亚俎司多月，蚩尤多，瞒，并”，是祭祀少昊，尤，先祖多妇，相士和王亥等人的。第四块上刻有“十二示土”，土即社，“十二示社”是殷商祭祖的制度。而他们的陶器和建筑风格，都与中国殷商时期类似。 大量的出土文物证明了美洲大陆曾经有过中国物品，因为这些出土物品中发现了类似甲骨文、金文的字符，1975年从加利福利亚海底捞出一个重达152公斤的石锚，经过年代鉴定已有3000年的历史，经过地质学家的鉴定，该石锚的质地和中国台湾的灰岩一样，而在中国也曾经出土了同样造型的石锚! 另外，在印第安人的语言中，很多发音都和中国话类似，比如你、我、他的发音与中国古语“宁”、“内”、“伊”非常相近，比如管孩子也叫“娃”，比如称呼人发音“银”，还有把“花”称为“发”，称“河流”为“河”等等。不仅如此，还有人拿印第安土著人的照片和DNA，与华人和亚洲人进行比照，竟然发现二者之间的形象特征和血缘关系，竟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还有上文提到的，1910年，清政府派外交官欧阳庚赴墨西哥办理索赔专案一事，欧阳庚临行前，王国维，罗振玉曾托他到美洲后，设法调查“华侨中有无殷人东迀的痕迹”。 查证没能进行，欧阳庚也早已故去。唯有欧阳庚亲历的奇遇，经由他的儿子欧阳可亮记录下来，传给了国人。 殷福布人自称殷人后裔，虽“于法无据”，但世代相传的民间口碑却无由作伪。 让我们再一次仔细推敲殷福布酋长对欧阳庚讲述的话：“……这些印第安人是中国血统，殷人后裔，叫殷福布族，是三千年前从天国经天之浮桥岛到这里的……” 所谓“天国”者，不只告诉我们殷福布族人来自何方，还明白地提醒我们，印第安文化中与商殷文化中都共有的祭天信仰。 至于“天之浮桥岛”，更是具体指明了殷人东渡美洲的航路。 打开世界地图，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东海经朝鲜海峡，到日本列岛，到千岛群岛，经堪察加半岛南端，到北太平洋的阿留申群岛，直达阿拉斯加，在地图上，恰如连接亚洲与美洲的一条浮桥岛！其间岛与岛的相距，大都不过十几二十海里，真正是一座北太平洋上的浮桥。而在这浮桥岛南边不远处，就是著名的朝向北美西海岸，长年流动的黑潮暖流和太平洋暖流，流速约为每天25海里。 2014年3月10日，中国长沙女子万金玉与瑞典藉丈夫若赋，驾驶帆船航行300天，经停38个岛屿，行程1.1万海里，从墨西哥到达菲律宾，成功横跨太平洋。另外，还有日本盲人帆船手，驾驶小型帆船挑战太平洋的报道等案例。这就更加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海平面远远低于现在的3000年前，我们的祖先，能够成功抵达北美洲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引用文献： 1、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4月《世界文明之旅》大型丛书之《印第安文明读本》葛婧菁编著； 2、王大有等著《中华祖先拓荒美洲》黑龙江出版社出版； 3、委历：《古代已有亚洲移民到美洲的新论证》《世界历史》1981.2期）； 4、房仲甫：《殷人航渡美洲再接》《世界历史》1983.3.期）； 5、网易资料：《美国发现甲骨文：印第安人是中国人后裔？》。 汇编小记： 这里呈现给大家的资料，虽然有些繁杂，但综上所述，归属指向只有一个：三千多年前，商殷先民为避战祸，辟海夺路，漂流北美，不畏九死一生，历尽磨难，终于抵达东方新大陆，并在那里开创了美洲文明的新纪元，令人顿生无限崇敬之意和深切缅怀之情！ 梳理脉络，拨云见日，我们似乎可以断定，殷商文明是美洲文明的发端，或者说美洲文明是殷商文明的“舶去品”。尽管这种观点，已经被众多权威性中外学者持有和尊重，并且得到越来越多考古新发现的支持和学术赞同，但是，作为一个严肃而又严谨的研究课题，目前尚且难以定论。我们认为，殷商文化与美洲文明依然存在着千头万绪的未解之谜。引述资料中的一些说辞，仍旧停留在推测和假设的层面上，而且，一些资料对于典籍的引述，似有某种臆解和断章取义之嫌。不过，我们深信，殷人东渡，开发美洲，传播文明，定非空穴来风，无中生有。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随着更多专家学者的参与，以及不断发掘、发现的实物证据和大量史料佐证的涌现，有望使得印第安人是殷人后裔的“猜想”和殷商后裔开创美洲文明的“史实”日渐清晰，昭然天下。那时，殷商后裔可歌可泣的英武壮举，不仅令全体华夏儿女引以为豪，也必将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 最后，谨向引述文献资料的原作者、编著者表示敬意和感谢。 商登贵，祖籍山东省微山县，1963年出生于陕西麟游县，1995年移居曹县。现居曹县和济南。他是一位善良的医生，不仅在医药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有发明专利，并出版论著），又是一位颇富才华的作家。商登贵2003年《牡丹文学》第五期刊登了他的处女作《桃枝辟邪》以来的短短几年，就以《一条小路的记忆》《一棵麦子》《在疼痛中》《母亲节》《一直麻雀》《一只南瓜》《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二姨》等，登上了《诗刊》《时代文学》《当代小说》《当代散文》《泰山文学》《齐鲁晚报》《都市女报》等数十家报刊，并出版散文集《履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3月版），加入了山东省作家协会，成为《雏鸟》后期的重要成员。 纵观他的所有作品，主要分为诗歌和散文。代表作有《妇产科》《故园三咏》《关于一条小路的记忆》《母亲节》《一棵麦子》等。诗人董克勤在评价商登贵的诗中写到：“商诗语句带有人体口舌呼吸的温馨，心灵肺腑的亲热赤诚，散发五谷和优雅酱醋的气息。平易、自然、流畅中闪耀人生最爱，是‘口语诗’中‘为人生’者——诗绿林中的英雄好汉！”（见《牡丹文学》2006年第四期第49页）但是他的诗，似乎也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口语表述，而是在简单中寄蕴深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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