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瑞森 我原名李蔚昌，1912年生于昌图县金家屯。祖父是皮匠，父继祖业，1947年土改时划为中农。母亲戚氏，生我三个姐姐，我身下无弟妹。七岁在本村读小学，十三岁时由老人作主娶妻赵氏。 右三为刘瑞森 1926年在奉天，经王人增介绍，参加了革命互济会，1931年经崔运和、傅雨田介绍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1年，我考入北平燕京大学经济学系。不久爆发了“九・ー八”事变。经毕仲文、杨缤(女)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2年5月担任燕京大学党支部书记兼北平西区委书记。1932年8月，离开燕大。河北省委调我去北平市委担任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军委书记。1933年1月至8月，省委又调我到省委秘书处当交通科长，管理省委与天津市委、保属特委、直南特委及山西省委之间的交通工作。然后又改任天津市委组织部长。为了在白区便于工作，组织为我改名叫刘少亭。北平文委是学运工作，天津主要是工人运动。7月21日，在市委直接发动下，我负责的裕源纱厂三万工人举行了大罢工。7月29日，因天津革命互济会党团书记李泮芹被捕叛变，地下党遭破坏，我遭逮捕。不久将我解押到南京，11月，伪南京警备司令部判我无期徒用，关押在军人监狱。到1937年10月4日，我党驻南京办事处派肖桂昌同志来到伪军人监狱，将近百名政治犯集体保释出狱。近五年监狱生活，使我懂得了许多问题，是王明“左”倾路线，使全国白区工作遭受极大损失。当然我们在狱中坚持斗争从未间断。 出狱后，我来到延安，中组部组织科长王观澜找我谈后，宣布恢复我党籍，送我去中央党校学习。为了纪念为革命牺牲的二位烈士赵森(原河北省委书记)和曾宪瑞(和我长期同在一监房)改名为刘瑞森。 1938年5月至1940年底，先后任绥远省委委员、河套特委书记、伊克昭盟工委书记。1941年至1945年9月，先后任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兼统战部友军科科长、西北局统战部邻区组组长、西北局办公厅秘书处长、延安中央医院副院长。 1945年10月，中央组织部将第六批赴东北干部组成长江大队，由我任队长，共二百余人，于1945年12月到达法库。西满分局组织部长张平化同志与我谈话，将我分配到辽西工作。接着，陶铸同志又同我谈话，分配我去二地委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我于1946年1月到达二地委所在地一一八面城。 1946年8月，我军解放四平后，我出任四平市市长、四平临时市委书记兼城防司令部政委。1946年5月，我军撤出四平后，组织派我任二地委副书记兼专员。 1946年7月，辽吉省委调我离开二地委。到白城子后，陶同志和邓华同志找我谈话，让我去一地委任副书记。随后我同陶铸同志去齐齐哈尔参加西满分局会议。在西满分局会议上，陈云同志代表东北局做了《发动农民是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关键》的报告(全文见《陈云文选》)。强调脱下皮鞋到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搞好土政。这一任务完不成，我们在东北将站不住脚。 回到白城子，省委让我将西满分局会议记录整理出来交给陶铸，以便传达贯彻。省委责成我将会议精神向五地委和一地委传达(五地委即通辽地委，吕明仁为书记。) 1946年8月上旬，我到达一地委所在地——康平，傅雨田同志向我交待了工作。我在康平县城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传达了西满分局会议精神。当时地委委员有曾志(组织部长)、褚凤歧(宣传部长)、田维扬(分区司令员)、黄永辉(分区副政委)、冯志祥(分区政治部主任)、宋广常(专员)、孙良オ(铁岭县委书记)。会后我根据陶铸同志的指示，与褚凤歧同志带领一批干部去科左前旗搞据点，准备应付敌人的进攻。中途因黄永辉病重而返回地委。此时，传来昌图县长许芝同志牺牲的消息，我即从康平过辽河去昌图看一看，在辽河东见到了昌图县委书记杨建群同志及其率领的县大队。不料，我去昌图期间，敌人对康平发动了进攻。我回康平时，地委、军分区、专署机关已从康平撤出。康平县委书记华子扬率武装护送我，从三区走到七区，最后在前旗(后新秋)找到军分区和地委等机关。从康平撤出后，敌人一路追击。而司令员田维扬认为，我军只有比敌人多四倍以上时才可以作战，因而步步后撤，使部队减员，士气低落。最大的错误是使铁岭、法、昌图、新民四县的干部与地委失去联系，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独立作战。 杨建群 1946年8月底，我们撤到通辽见到邓华同志，我向邓华进行了汇报，邓华到我们驻地去看了一下。邓华同志批评我们根本没有阻击敌人就撤退，是不对的，威胁到了五分区的安全，三个团应打敌人一个团。46年10月初，我们撤到库伦、奈曼。那时，刘述刚同志率一个骑兵连保护陶铸同志来到大沁塔拉召开会议。会议由我和赵龙同志主持，陶铸同志讲了话。陶铸讲，这次撤退造成士气低落、部队减员的主要责任应由田维扬负责，刘瑞森尽管到职才二十余天，又到昌图检查工作去了，但也要负一定责任。陶铸当场宣布免去田维扬分区司令员职务，由刘述刚同志接任。同时宣布省委决定一、五地委将合并，由吕明仁任地委书记，我任副书记。黄永辉率军分区后勤机关驻在开鲁，没参加大沁塔拉会议。 会后不久，1947年2月上旬吕明仁，率法库、铁岭、昌图、新民的干部从白城子来到奈曼。各县大队分散在奈曼周围活动。 吕明仁 1947年2月中旬，地委召开干部会议研究如何东进，恢复原来一分区。会议由吕明仁主持。宋广常在报告中，提出我们要波浪式地前进，引起各县县委书记的不满，发生了两天的争论。他们认为要大步前进，尽快恢复原地区。最后，吕明仁同志阻止了争论，宣布马上东进。当时地委委员有吕明仁、我、曾志、赵东寰、宋广常、黄永辉、冯志祥、褚凤风歧、赵龙(民运部长)、于洪深(社会部长)、孙兴华(五分区副司令)、孙良才。1947年1月初。刘述刚调走，赵东寰接任一分区司令员。 1947年3月，我们开始东进，在路东的敖力营子打一胜仗，此时，分区部队的三个团和我们干部一起活动。在敖カ营战斗中，分区十五团政委杨大伦右手被击伤，以后截肢。不久，我们又撤回到铁路西休整。休整后，继续东进收复了康平。此时传来吕明仁同志过辽河牺牲的消息。过了一段时间，省委来电，任命我为一地委书记。一、五地委遂又分开。不久，曾志调任新建立的五地委副书记。胡亦民接任地委组织部长。 1947年夏，东北整个战局发生了变化。我军开始反攻相继收复了康平、前旗及昌、法、铁、新的一部分。地委驻康平县顺山屯，地委驻屯西头，专署驻屯东头。分区驻康平城内。 1947年11月，省前委书记郭峰同志来一地委检查工作。我搭乘他的胶轮马车去省委参加土地会议。1947年10月10日，我们已在康平通过收听新华社广播、记录下来《土地法大纲》。早在1947年5月，陶铸以个人名义给五地委写了一封指示信，中心是充分发动群众，坚持开展敌后斗争我们很重视这一指示，对一地委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在省委土地会议上，省委正式印发了《土地法大纲》由岳胜同志传达了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陶以“光、平、保”为题，做了会议总结，表扬了二地委，并对下步工作给予明确指示。 1947年12月下旬。一地委在法库城北四家子召开土改会议，传达了省土改会议精神。会议要求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搞好土政。会议结束后，各县土改工作陆续展开。当时，一度出现了斗争中侵犯中农利益等过火行为，但上级很快纠正了这些“左”的做法。 地委土改会议后，陶同志来一地委视察工作，他看了我在地委土政会议上的总结，认为比较好，问题提得深。同时，对一地委下ー步工作做了指示，陶铸住几天就返回省委了。 后来，地委移驻法库县慈恩寺。后又迁入法库城内天主教堂住，直到地委撤销。分区一直住法库城内。 1948年上半年、分区三个团均编为主力部队。分区直属部队只有一个连左右，撤消分区前，由副司令员赖金池负责。地方上的县大队人数也很少 48年春，陶铸同志又一次来一地委检查土改工作、布置春耕。当时，地委成员有副书记赵雨农、组织部长胡亦民、宣传部长张维明，城工部长倪学源、专员宋广常、副专员张雪涛。当时地委主要任务是领导群众发展生产，支援前线。 一地委所辖区域:46年8月为康、法、前旗、昌、、新民六县;46年10月除六县外，加奈曼、库伦、彰武和阜新的一部分;1947年10月为康、法、昌、铁、前旗、新民，在我的记忆中没有管过辽中。 1948年秋，一地委所辖区域全部解放。 1948年10月，地委、分区等全部撤消。我驻在法库，作为省委代表领导新解放地区(铁岭、新民、开原)的土改工作。我用无线电发报机同省委联系，电台由日本人王云(坂本二男)操纵，用电话同下边联系。 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造反派很快夺了省委省政府的权，1967年1月26日成立全省抓革命促生产临时领导小组，我是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分管农业和财贸工作。8月17日，当革命小组成立，我也是成员，分管宣传工作。1968年1月5日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我是常委，分管财贸工作。 我在“文革”中，主要在初期，因支持造反派，犯了错误。1975年5月，江西省委常委定我为“叛徒”，清除出党。直到1977年2月28日党中央对我的问题作了批复:恢复名誉，恢复党籍，补发受审查期间扣发的工资。经组织同意离职休养。 企望昌图人民在政革大潮中奋勇向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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