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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澜阁《四库全书》善本 
地母洞内蓄水池 
修复前的《代管文澜阁〈四库全书〉》档案 
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路线图 
藏于樟木箱中的文澜阁《四库全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文化瑰宝文澜阁《四库全书》，曾西迁贵阳，先后藏身于科学路原贵州省立图书馆、威清路张家祠堂以及鹿冲关地母洞，时间长达6年零8个月。
“苦旅”：历经2500余公里终抵贵阳
谈及《四库全书》，省图书馆副馆长钟海珍的珍惜之情溢于言表。她介绍，抗日战争爆发后，浙江文澜阁《四库全书》(简称“库书”)因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于1937年8月1日开始向西转移，从此开始了长达2500余公里的悲壮文化“苦旅”。此次库书迁移，除了借助短短浙赣铁路外，大多只能靠肩挑、人拉、马驮，可谓艰辛备尝。历经整整9个月的艰苦跋涉后，库书于1938年4月30日深夜运抵贵阳，并存放于当时的贵州省立图书馆。
据奉命护书入黔的毛春翔所作《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一文记载：“自浦城至江山峡口，险路甚多，运输车中有一辆在离江山峡口不远处倾覆，十一箱翻落池中，虞君佩岚急往附近村庄雇粗工，入池起箱，另雇他车星夜运达江山县城。翌晨幸有太阳，借簟在城隍庙大天井中曝晒，书浸水中久，晒两日，水滢如故。絜非先生以运输时间迫促，不容久延，即命装箱，谓运抵长沙，再从容翻晒。”透过亲历者所著文字，库书转移过程中的急促与艰辛如在眼前。
在贵州省图书馆的档案柜里，存放着整整273页的《代管文澜阁<四库全书>》档案，真实地记载了抗战时期库书在贵阳秘藏的许多相关文件、电文、信件、经费支出及各种凭据等。经过修复，如今这些珍贵档案已然清晰可辨，透过素朴的纸页，一段艰辛悲壮的历史变得生动起来。记者看到，其中有当时贵州省立图书馆馆长蓝端禄于1938年6月1日呈报贵州省教育厅的文件，该文详细记录了库书运抵贵阳并暂存贵州省立图书馆的过程，并注明了库书数量：“计文澜阁《四库全书》正本、前文澜阁误抄书、文澜阁遗存书、前文澜阁续藏书、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总计3467部42536册。”
“之前对库书在贵州的典藏详情不太了解，很好奇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典守人员是如何生活的？库书又是如何保管的？书是怎么晒的？档案对完整地了解这段历史意义重大。”记者采访浙江省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童圣江时，他如此动情地说。童圣江表示，听说贵州省图书馆正准备把该档案数字化，希望能早一点完整地看到这一动人过程。颇为遗憾的是，这批档案只有库书藏身贵阳到1942年的记载，之后的内容无处可找。记者就此询问童圣江，他表示除浙江大学留有几件外，其他的尚未发现。因此，1942年以后的档案，尚待发掘。
钟海珍说，由于当时贵州省立图书馆面积狭小，房屋结构也不适合图书馆的业务开展，贵州省教育厅立即令贵州省立图书馆组织规划上报专门存放的书库。但时值战乱，贵州省立图书馆新建书库未能建成，最终决定购买地处贵阳市威清门外的张家祠堂存放。这样，1938年9月28日，140箱库书与贵州省立图书馆数万册馆藏古籍一同装运入藏张家祠堂书库。
档案揭秘：蒋介石来电垂询竺可桢实地视察
据钟海珍介绍，随着日寇侵略步伐步步逼近，贵阳城区已非安全之所。1939年2月4日，日机轮番轰炸贵阳，秘藏于张家祠堂的库书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当时，贵州省立图书馆的一名职员建议把库书转移到贵阳城郊金鳌山腰的地母洞。经贵州省教育厅和省立图书馆工作人员实地考察后，决定将库书迁移至该处。期间，由浙江省图书馆派出保管员，贵州省立图书馆负责相关行政管理工作，省府派兵驻守该洞，共同确保库书安全。
档案显示，因贵阳多雨，库书迁移至地母洞前，“为防潮起见，在洞内筑长约二丈五尺、宽约三丈的木台。离地约二尺，以石块铺叠为柱脚，木板下放置石灰，另于台上近洞顶处，建斜形瓦棚一座，用遮滴水。洞侧凿有水沟，俾洞顶滴水，沿瓦流下，顺而注于洞底，汇入山穴。”4个月后，搬迁至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到地母洞书库视察，提议将洞里的木棚进行改建，盖上瓦，并另建砖墙一堵以确保安全。为方便看守库书的职员、工役和警卫住宿，还在洞口附近建了三间草房。
库书秘藏贵阳期间虽是国难当头，但典守国宝之事一刻也没有放松。1942年，蒋介石致电贵州省政府：“贵州省政府，以文澜阁库书，藏置贵阳附近洞内，恐空气潮湿，日久霉烂，宜移往离筑较远之干燥安全地点妥为保管。”为此，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特命省教育厅厅长欧元怀亲往地母洞视察，打开数箱图书检视，见尚无潮湿霉烂之事，又见阳光可自洞口普照全部书箱，尤其防空优势，在本省再难找到替代地点。于是请浙江省立图书馆库书保管员毛春翔详细记录藏书实况，交省府电复蒋介石，请准“原藏置之洞，既无潮湿，可免迁移，惟应每隔一二月派人抽查检视一次，夏季尤应注意，以免损坏为要”。
查阅档案可知，为有效地除潮，还专门制定了晾晒库书的具体操作流程，每箱书必须经过清点、开箱、装箱、晾晒、捆扎等程序，详点无误后，然后加樟脑粉，用油纸、牛皮纸包盖完善，再加钉定固封箱。因晾晒库书除潮效果显著，之后每年秋季对库书进行晾晒除潮成为必须的工作。1942年后，又于春季加晒一次，形成春秋两次晒书的惯例。
在库书洞藏期间，教育部多次委派人员实地考察，不断改善库书存储条件。通过《四库全书改善设备计划》、《临时费预算表》及《估价单》等，可详细看到当时周密而科学的改善措施。档案显示：书库改善设备后，“三面用板壁间隔，杜绝潮气，后面阴暗处开三圆窗，朝开夕闭，以通空气。洞口悬以油布，早启晚垂，以通阳光。洞底低洼处滴水积蓄成井，潮气较重，遂用石块垒隔。并在木台下面和书箱空隙间均满置木炭、石灰，吸湿潮气，洞内潮湿基本被控制。”
1944年11月，日军攻入黔南独山，贵阳震动，开始组织疏散，文澜阁《四库全书》也随之转移至重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5月7日，《四库全书》由6辆汽车载运离开重庆，费时近两个月到达杭州。
“历时6年精心守护，终于将库书保存完好，重归西湖孤山藏书楼。”钟海珍说，此次库书迁移，前后历时8年零10个月，跨越6个省，往返5000余公里，谱写了一段“传奇”的历史篇章。为此，图书界前辈张宗祥赋诗一首赠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记载了这段历史：“辛苦南征道路长，寿松秘籍在行囊。护书心血债全愿，万劫飘香发奇香。无一从残怀甬上，文渊安稳到黔阳。八千卷已归何处，老友飘零泪数行。”
缅怀历史：民族文化精神后人不该遗忘
“库书在地母洞中能安然无恙地保存了5年8个月之久，得益于当时守护库书的人们在当时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对藏书进行科学、认真、细致、持久的除湿防护。”钟海珍说，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文澜阁《四库全书》秘藏贵阳的这段历史，缅怀为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珍贵古籍作出卓越贡献的各方人士，他们在国难当头，民族危难之时，不惜一切地保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瑰宝，为后人留下了永垂不朽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不该被遗忘。
《四库全书》在贵阳秘藏的时间，除了在贵州省立图书馆存放5个月，在张家祠堂存放7个月，之后的5年8个月都是在地母洞度过的。当年的贵州省立图书馆馆舍和张家祠堂早已拆除，只有地母洞仍屹立森林丛中。但地母洞存放文澜阁《四库全书》事件，当时属国家机密，知晓的人寥寥无几。这么多年来，很少有贵阳人知道这个藏书的地母洞，更不用说洞中所蕴含的抗战时期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珍贵古籍的这段历史，以致这段历史也渐渐被人忘却。
地母洞在今天的鹿冲关森林公园内的文澜山，距离西大门约2公里。来到洞外，便能看到大大的“地母洞”三字，其字由本省文化名家戴明贤所书。沿石阶下到洞内，有七八十平米的宽敞地面，左右的岩壁有两个一米高的平台。正中央的大平台上方，供奉着地母塑像，在平台的左边，有一条人工凿出的阶梯，往里有一个小凹洞，凹洞内陆势空旷，可摆放物品。鹿冲关森林公园介绍手册显示，抗战期间，文澜阁《四库全书》正是藏于此处。
贵州往事：文脉相连割舍不断的血脉联系
文澜阁《四库全书》秘藏贵阳期间，还与贵州结下了难以分割的血脉联系。据钟海珍介绍，藏书地母洞之际，教育部命西南各大学遴选人才，对库书进行校勘，贵州图书馆人员也借此机会，在校勘库书时抄录了大量关于贵州的史料记载，编辑了《贵州史料第一集》。虽然此史料集在黔南事变发生时损失，但据史料反映，1948年贵阳文书局出版的(民国)《贵州通志》得益于库书匪浅，填补了贵州不少史料空白。
得知贵州师范大学教授李独清先生曾经参与校勘、编辑工作，记者辗转联系到他的儿子李孝彬先生。他说，父亲已于1986年去世，生前并未谈及这一历史。记者翻阅老人留下的书稿时，发现其中有《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迁藏贵阳地母洞往抄有关黔中记载以诗纪事四首》，描写了《四库全书》形成，七阁分离的历史，以及辗转来黔的遭遇。其中写道：“将见杭城陷，潜师倭又回。山川惊鼓角，文物化烟埃。秘笈安全徙，边陲捆载来。筑垣地母洞，不待斧斤开。黔中文献少，如遇馈贫粮。脉望摊书出，隃麋隔砚香。土官抄底簿，鄨邑辨何方。破晓飞驰至，逃空地亦良。”
诗作不仅记述了库书在战火中迁移贵阳的历史，更印证了本地学人借机抄录，填补贵州史料空白的急切与兴奋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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