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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一提起抗倭英雄，人们大多会首先会想起戚继光，顺便想起戚继光在年轻时所说的这句豪言壮语，而 军人世家 文武全才和戚继光一样，俞大猷也出身于军官家庭。俞大猷始祖俞敏跟从朱元璋打天下，以开国功臣袭泉州卫百户官。百户是明军低级武官，正六品。 而戚继光出身将门，他世袭的是山东登州卫指挥佥事，正四品。从出身上看两人就没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戚继光起点要比俞大猷高很多。 和戚继光一样，俞大猷也是文武双全。他5岁就入私塾念书，15岁即中秀才，被时人称为“十才子”之一。明朝重文轻武，武官的上升空间狭窄，家里希望他通过科举之途获取功名，来改变家族的命运。 但俞大猷在科举上并不如意，这可能和他“不务正业”、分心太多有关。考中秀才后，俞大猷便拜理学大师蔡清的弟子王宣、林福、赵本学为师，钻研《易经》，学古文诗词，读古今兵法。此外还练拳习武，赵本学传授了他赵氏太祖拳，李良钦传授了他荆楚长剑（俞大猷称“棍”是长剑）。 俞大猷练胆石 俞大猷是武学奇才，练不多久即入化境，连他的师傅李良钦也叹服不已：“公异日剑术，天下无敌者。” 后来俞大猷汲取杨家枪之长，又以棍法补枪法之短，创立了一套棍法，后世称为“俞大猷棍”、“俞家棍”。“俞家棍”具有较强的实战性，俞大猷不仅把这套棍法传授给少林寺弟子，还推广到“俞家军”士兵操练。 戚继光对“俞家棍”也很推崇，不仅让“戚家军”士兵操练，还把俞大猷的棍法专著《剑经》收录在《纪效新书》里。 直到嘉靖十年（1531年）父亲病逝，俞大猷连举人也未考上。父亲一死，家境贫寒的他迫于生计，不得不承袭父职。 “投笔从戎”的俞大猷此时已经29岁了，虽说入行较晚，但他弓马娴熟，武艺高强，又兼饱读诗书，见多识广，其文韬武略已非常人可及。 嘉靖十三年（1534年），俞大猷中武举人，第二年，俞大猷中武进士。 抗倭名将 功勋显赫明朝建国之初，倭寇就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骚扰。那时国家强盛，重视海防建设，倭寇并没有成为大患。但到了嘉靖年间，因海防松弛，倭寇在浙江、福建、广东一带四处劫掠，无恶不作，猖獗横行简直到了极点。而且中国海盗同倭寇勾结，出现了“皆我华人，金冠龙袍，称王海岛，攻城掠邑，莫敢谁何。” 因中武举，33岁俞大猷由百户升为千户，派往海岛金门独当一面。金门民风剽悍，向来难治。俞大猷以诗书礼仪教化民众，深得当地人民的拥护，有“俞佛”之称。 俞大猷在戍卫金门期间，就针对倭患问题，提出了选拔将才，训练士兵，以消灭倭寇的主张。但他的合理建议不仅没被采纳，反被监司以“小校安得上书”的罪名革职。 直到十年后，俞大猷才得以在抗倭战场上一展抱负。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四月，王直、徐海勾结万余倭寇驾船一千多艘，大举进犯浙东，破黄岩，大掠象山、定海等城镇，朝廷震惊。七月，俞大猷被任命为宁波、台州参将。他十月接令，十一月从海南琼州赶赴浙江，自此踏上了艰难漫长的抗倭之路。 俞大猷就是在倭寇势力最强盛、人民遭受严重倭害的时候，参与平定了嘉靖间倭患，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刚上任，俞大猷就独具慧眼，提出了海上战歼敌的方略：备倭于陆，不如备倭于海。他认为“倭奴长于陆战，其水战则我兵之所长”，所以在海上消灭倭寇，是“以长制短”。 当时提督军务的王忬（王世贞之父）采纳了他的建议，年末，俞大猷就利用福清楼船（大海船，又称福船），在宁波昌国卫等地，连破倭寇，初见成效。 嘉靖三十二年闰三月，王直又勾结倭寇大举入侵，浙东西、江南北濒海数千里，同时告警。俞大猷率兵直捣王直普陀山老巢。行军途中，突遇飓风，俞大猷的福清楼船面临倾覆。士兵“ 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倭寇自拓林进犯嘉兴。此时主持抗倭军务的是南京兵部尚书张经。在张经的指挥下，已经升任副总兵的俞大猷率领广西狼兵为主的抗倭劲旅和参将汤克宽、卢镗相配合，在嘉兴北的王江泾大破倭寇，斩敌近两千，溺死的不计其数。王江泾大捷是嘉靖年间抗倭以来一次巨大的胜利，被称为“自有倭寇来，此为战功第一。” 就在抗倭捷报频传之际，总督军务的张经竟被严嵩党羽赵文华构陷，蒙冤而死。为张经辩护的俞大猷也被降职处分。但俞大猷不计个人得失，仍积极从事抗倭斗争。 嘉靖三十五年，俞大猷被任命为浙直总兵。他趁倭寇内乱之际，在沈庄袭击了倭寇头目徐海，歼敌1600余人，徐海被迫投水自杀。不久被朝廷诱捕的王直也被处死，江浙沿海的倭寇基本被荡平。 嘉靖四十一年冬，福建倭寇攻陷了福宁、政和、兴化（今福建莆田）。俞大猷被任命为福建总兵，他和广东总兵刘显会合，将倭寇围困在平海卫。面对朝廷上下对他“围而不攻”的指责，他不急不躁，直到副总兵戚继光的部队赶到，明军才发动总攻。三军联合作战，仅用了四五个小时便取得了著名的平海卫大捷，歼灭倭寇2200多人，解救被掳百姓3000多人。兴化府城随即收复，福建境内的倭寇也基本平息。 福建倭患消除后，倭寇又转而骚扰广东沿海地区。俞大猷又转战广东，先肃清了潮惠一带的倭寇，后与戚继光再度联手，在南澳之战中，大败广东势力最强的海盗吴平。嘉靖四十五年，东南沿海的倭患始告平息。 俞龙戚虎 谁强谁弱俞大猷和戚继光都是荡平倭寇而有功于国家和人民的爱国将领，两人在抗倭战场上合作配合过多次，惺惺相惜，关系一直不错，两人也无心非要分个高下。 在明朝时，戚继光的名声已在俞大猷之上。《明史》记载：“大猷老将务持重，继光则飙发电举，屡摧大寇，名更出大猷上。”但个人的功勋业绩与名声口碑，不一定成正比。起码从抗倭功绩来看，俞大猷并不逊于戚继光。 俞大猷是在嘉靖三十一年参加抗倭战争的，而戚继光是在三年后才参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戚继光的官职要比俞大猷低，是俞大猷的部下。和戚继光相比：俞大猷抗倭时间长，参加战役更多，对倭寇的打击更大。那么为什么人们重戚轻俞，最后导致戚继光一枝独秀呢？ 1.作战风格 俞大猷作战讲究谋略，“先计后战，不贪近利”。戚继光作战“飙发电举”，冲锋陷阵之时，更刚毅勇猛。世人更看重冲锋在前的猛士。 2.人脉关系 和出身将门的戚继光相比，俞大猷要卑微很多。俞大猷的祖辈仅仅在泉州卫担任过百户，而戚继光的父亲除了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还担任过江南漕运把总、山东总督备倭、大宁都司掌印、神机营副将等职。戚继光这些人脉关系，是俞大猷远远不能及的。后来戚继光又有了谭论和张居正这两座“大靠山”，才能甩开膀子“大干快上”。 3.命运际遇 俞大猷仕途坎坷，屡踬屡起。他“四为参将，六为总兵，两为都督”的背后，是“七次受辱，四次贬官夺荫，一次下狱”的辛酸。 俞大猷常常有功无赏，有过则必遭严惩。而戚继光一生顺风顺水，处处有贵人照应，即使出现过失，也有人出面替他遮挡掩饰。 嘉靖二十八年，俞大猷大破安南入寇，但“严嵩抑其功不 有人把原因归结为“俞大猷性格耿直，为人正派，从不迎合权贵、巴结文官、讨好上司”，有一定的道理。 明朝“以文统武”，军事指挥、铨选、纠察之权都由文官掌控。每次战争，都由文官上报战绩，报多报少，或赏或罚，都由文人的一支笔说了算。 俞大猷为人处世虽不如戚继光圆融，但他其实也深谙交际之道，曾诗云“早信盛名能积毁，逢人且结喜欢缘”。他一生与人为善，也注重和文官的交往。他时常通过向文臣请教义理学问和“谈兵”，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人脉。但他在和文臣的交往中能坚守底线，光明磊落，多是精神层面的交流。这一点戚继光做得就不如俞大猷，所以《明史》评价说戚继光“操行不如”。 4.性格特征 性格即命运，俞大猷的人生际遇和他的性格也密切相关。明人李义壮、稚大甫在给俞大猷的《洗海近事》序言中称他“”平生不张能，不争功，人见之粥粥若无能者”。俞大猷澹泊明志、为人低调、不贪己功、大智若愚…这些性格也是他难以彰显的原因。 俞大猷对苏轼极为推崇，苏轼搏击风雨、笑傲人生的积极情绪对俞大猷的情感、人格影响很大。苏轼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俞大猷则进一步说“丈夫不逆旅，何以及苍生!” 南澳之战大胜后，因海盗首领吴平逃脱，俞大猷竟受到了革职闲住的处分，而且仅他一人受罚。在俞大猷进剿前，吴平也曾被困逃脱过，却无一人受罚。很多人都为他打抱不平，俞大猷却一笑置之，他说：“祸患福泽，猷视之莫如太虚浮云。用之则为霖雨，为舟楫，以济天下；不用则著一经以垂来世，或置之文法而加之罪，白云影里大笑一声，与太虚同游，岂不绰绰乎哉？” 正是有着如此豁达的胸襟，心中充满着正能量，这位被人称为“倒霉英雄”在频繁遭受贬谪，还能保持良好的心理和身体健康，一直活到77岁。 俞大猷年逾花甲，还老当益壮，为国家守卫着福建海疆。76岁时，老病交加的俞大猷才告老还乡。万历七年（1579年）8月26日，俞大猷在家中病逝。俞大猷一生称得上“忠诚许国，老而弥笃”。 5.历史原因 俞大猷除了在东南平倭和北方痛击蒙古骑兵外，还征讨过安南，在湖南、广东、江西、海南等地平息过农民暴动和少数民族起义。因我国前些年无限拔高农民起义，农民起义被视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俞大猷自然被视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而予以贬抑、打压。 不要淡忘英雄俞大猷戎马倥偬47年，他在抗倭和抗击蒙古贵族骑兵的斗争中立下了卓越功勋，在人格和事功上都值得我们尊敬。俞大猷生前遭受了种种不公平的待遇，希望四百年后的我们能以更公正的眼光看待这位爱国英雄，最起码不要淡忘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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