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宋唐庚（字子西）《砚铭》写道： “笔之用以月计，墨之用以岁计，砚之用以世计。笔最锐，墨次之，砚钝者也，岂非钝者寿而锐者夭乎？笔最动，墨次之，砚静者也，岂非静者寿而动者夭乎？于是得养生焉，以钝为体，以静为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 笔、墨、砚均属文房四宝，是古代读书人离不开的东西。唐庚用文人喜闻乐见的东西打比方，阐述养生的道理，提出“静者寿而动者夭”的猜想，引起当时和后来一些文人的共鸣。明清名士傅山在其《缺题》其四中写道：“唐子西《砚铭》，而当一卷小道书读。长生久视非难，难一静耳。静而寿，不死不生，不生不死。”清康熙朝官至文华殿大学士的张英，在其《聪训斋语》中也曾用同一比喻阐述同一道理：“《传》云'仁者静’，又曰'知者动’。每见气燥之人，举动轻佻，多不得寿。古人谓砚以世计，墨以时计，笔以日计，动静之分也。”看得出，这里的古人就是唐子西，张英一时想不起谁说过这话，且将墨“以岁计”记成了“以时记”，并不影响他所要表达的思想。 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笔、墨、砚是物，其使用期限虽然有时也称寿命，但并非生命。不过，笔、墨、砚使用期限的不同，的确不是差一点，而是时间概念的差异。假如它们有生命，就可以说是生存于不同的时间概念中，适用时间的相对性——而这正是唐庚一以贯之的思想，他有诗曰：“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同样表达了“静者寿”，或者说时间因静止而漫长的道理。南宋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发挥了这一思想： “唐子西诗云：'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苍藓盈阶，落花满径，门无剥啄，松影参差，禽声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随意读《周易》、《国风》、《左氏传》、《离骚》、太史公书及陶、杜诗，韩、苏文数篇。从容步山径，抚松竹，与麛犊共偃息于长林丰草间，坐弄流泉，漱齿濯足。既归竹窗下，则山妻稚子作笋蕨，供麦饭，欣然一饱。弄笔窗间，随大小作数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迹、画卷纵观之。兴到则吟小诗，或草《玉露》—两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边，邂逅园翁溪友，问桑麻，说粳稻，量晴校雨，探节数时，相与剧谈一饷。归而倚杖柴门之下，则夕阳在山，紫绿万状，变幻顷刻，恍可人目。牛背笛声，两两来归，而月印前溪矣。” 这段散文的确优美，以致被人看得眼里动火。明代周应治在其《霞外尘谈》中，几乎原封不动“采入”了这一段。古代没有版权法，许多古人信奉“拿来主义”，喜欢将别人的文章据为己有，不说也罢。值得注意的是，因系第一人称，所以周应治做文抄公时，有意抄得适合自己，如略去其中与《离骚》、《玉露》有关的字句，大约《离骚》非他所好，而《玉露》（即《鹤林玉露》）非他所撰。此外几乎一字不易，就像为他量身定做一般，不仅同住深山，周围环境大同小异，就连每日的功课也如出一辙。这也说明两位古人不仅具有相似的思想，而且有着相似的生活；惟其生活相似，所以思想相似，这大概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吧。 从午睡醒来到月印前溪这段时间，充其量只有半天，而罗大经（也许还有周应治）却可以安排那么多消遣，展开那么多生活内容，感觉比现代人（尤其是上班族）一个星期还要长，可见“日长如小年”并非空口白说。所以如此，盖缘于一个“静”字。这静可以是安静，安静得像太古也说得通，虽然太古并非寂然无声，但确乎“门无剥啄”，即没有人声，既没有人发出声音，也没有人听到声音，也就意味着没有人感觉到伴随声音传播的时间流动。这静也可以是静止，“逝者如斯”，人们常用河水的流动比喻时间的流逝，而水却可以静止下来，如一潭死水，假如时间也如流水，岂不也可以延缓、停滞下来？时间既与运动相联系，就可能因静止而漫长，如果世界静止得像太古，那么时间接近于停滞，日子也就漫长得像小年了。 这种逻辑基于古人的经验，具有较多的主观色彩，而与现代科学无关。古人在生活中体会到，忙碌时感觉时间过得快，闲暇时感觉时间过得慢。罗大经所以一下午可以做那么多事，就因为没有一件事是必须做的，读书不必终卷，写字多少随意，诗文可作不作，书画可看不看，如蜻蜓点水，蜜蜂穿花，兴之所至，样样事都尝试一番，又都点到辄止，这实际上是无所事事，还是闲的缘故。假如有一件事必须做到什么程度，倾全力于此事尚且忙不过来，其他自然无暇顾及，当然就不会有那么多雅兴，而“日长如小年”的诗句也就引不起他的共鸣了。 古人常常感慨光阴似箭、转眼就是百年。假如人的意志可以左右时间，那么人大约宁愿留住时间，所以会有长绳系日之类的幻想。人在时间面前可以有什么作为吗？时光流逝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如果人对时间的感觉与自身行为有关，那么，人虽不能留住时间，但为了让时间在感觉中过得慢一点，以便让生命显得长一点，就可以在自身的动与静、忙与闲上做文章。所以像罗大经（也许还有周应治）一类文人，就自觉地追求一种相对静止、悠闲的生活方式，隐居山林、田园就是这样一种生活。罗大经接着写道：“味（体味）子西此句，可谓妙绝。然此句妙矣，识其妙者尽少。彼牵黄（犬）臂苍（鹰）、驰猎于声利之场者，但见衮衮马头尘，匆匆驹隙影耳，乌知此句之妙哉！”他接着引了苏轼四句诗，认为苏东坡可谓“真知此妙”。苏轼这首《书司命宫杨道士息轩》如下： 无事此静坐，一日是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以上罗所引）黄金不可成，白发日夜出。开眼三十秋，速于驹过隙。是故东坡老，贵汝一念息。时来登此轩，望见过海席。家山归未得，题诗寄屋壁。 苏东坡不乏幽默感，这首被贬儋耳（今海南儋州）时所作的诗，既幽了杨道士一默，又不无自嘲之意。其中“无事此静坐”，无论指道士修行，还是指自己无所事事的流放生活，都透着一种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奈，而非心甘情愿的选择；同时静也不符合他的性格，他是一个耐不得寂寞的人，无事时宁可与人谈笑，以便时间过得快一点。但对这首诗，罗大经显然是从正面理解的，他无意顾及全诗，而只引了前四句，因为这四句说出了他想说的话，便于他借题发挥。他说苏东坡“所得不已多乎”，与其说苏东坡曾得益于这种生活方式，不如说这种生活方式适应了他自己（罗大经）的需要。 对于“无事此静坐”，确有人拘泥于形式，理解为一动不动地坐着。如明代张大复《此座》一文写道：“念既虚闲，室复幽旷，无事坐此，长如小年。”这样，在人的感觉中时间肯定会过得慢一些，说一天像两天那么长并不夸张。但生命是否因此延长了呢？显然没有，因为无论过去了多少时间，无非一坐而已。生命的久暂，不仅在于自己的感觉，而且在于所展开的生活内涵。日子过去以后，如果脑子里一片空白，那么，生命是长是短，又有什么区别呢？“千年王八万年龟”，生命够长了，但如果一动不动地蛰伏在那里，果然就比一天之内生成的蜉蝣强多少？ 笔者写这些文字，曲指算来已有五年，至今尚未成编。因时间安排较紧，感觉日子飞快。近日大病初愈，因与死亡有过约会，也曾想延缓时间、延长生命；但以“无事此静坐”的方式，即便可以感觉生命的长度，又何尝有什么乐趣？只不过是熬时间而已。与其这样，宁可抓紧时间，而不惜听任时间飞逝。笔者更欣赏一位老干部对上述诗句反其意而用之：“多做有益事，一日抵三日。人活七十岁，我活二百一。”（张劲夫给青年题词） 但笔者并不否认“静者寿”的道理。“光阴虽短，静者自长；岁月无多，忙人更促。”（余绍扯《元邱素话》）这的确是人生的宝贵经验，对现代人虽然未免奢侈，但作为一种价值，却值得崇尚；况且也并非难以企及，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这种生活方式的实质，而不拘泥于形式。张英《聪训斋语》写道：“静之义有二，—则身不过劳，—则心不轻动，凡遇一切劳顿忧惶喜乐恐惧之事，外则顺以应之，此心凝然不动，如澄潭，如古井”。“身不过劳”好理解，现代有所谓“过劳死”；“心不轻动”则是一种相当高的人生境界，未经长期修炼难以达到。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