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云，《红楼梦》为一部反传统小说，原因在于塑造了贾宝玉这一叛逆形象。理由何在？因其不读四书，不肖父母，不入仕途，而喜近闺闱。此解让我心生疑问，有同样行为的薛蟠，为何没有获得“叛逆”的名号呢？照此逻辑，薛蟠与贾宝玉当并列为《红楼梦》男主角。
这样读《红楼梦》未免肤浅。所谓经典，固然在于文本具有多重解读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一种解读都是可取的、正确的。曹雪芹与《红楼梦》如若真的说有反传统之处，体现在何处？
就文体而言，小说一体，班固已认定为“小道”，为“不入流”的文体。1500年间，虽有“四才子书”之谓（《红楼梦》产生前，《金瓶梅》与三部并称），然作者皆不可考实；所叙之事，或依史实，或托神话。皆为小说被世人轻视的明证。独曹子雪芹，敢于小说之中自叙家事，世传其名。此其反传统之一。
就内容而论，从“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的商周时代直至近代，重男轻女的观念早植于九土之下。白香山“不重生男重生女”，不过染气于杨氏一门发迹变泰。雪芹曹氏一反传统，把女性作为赞美的对象，“女儿是水做的，男子是泥做的”，“见了女儿便觉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是为三千年所未有的观念。此反传统之二。
就构思而谈，通俗作品之思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忠奸优劣，泾渭分明；大团圆之结局，更是王国维先生认为中国缺少悲剧的一大例证。曹公则打破脸谱化的叙事，单就王熙凤一人，便有“毒”、“酸”、“强”、“脂粉堆里的英雄”诸多考语，其余人物亦多类此；小说整体构思“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是通俗文学中罕有的悲剧结局。故鲁迅谓“《红楼梦》一出，中国传统所有的写法都打破了。”此为三。
三点之外，或有可悟。然《红楼》之可贵不在反传统，正在“顺”传统。即便“白茫茫大地”的悲剧，也不出屈原《离骚》“虽萎绝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的含意。以女子寄寓托，乃中国诗歌惯用手法。《红楼梦》的悲剧，是大观园“众芳”的悲剧，更是众芳所寓托之“美”的毁灭的悲剧。
同样，贾宝玉这一形象的价值恰恰在逃脱不掉“传统”，而不在反传统。
读《红楼梦》，一个问题盘绕在我的脑际：贾宝玉与贾府不容，却为何不趁早与贾府“斩断情丝”？这或许只能在中华文化传统中寻找答案。中华文化的主导是儒家，儒者，懦也，弱也。故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知识分子，即使如贾宝玉亦不能摆脱文化传统的熏染，因为他所反对的正是他所依靠的。即如后四十回所言宝玉出家之情节，亦可视为回避现实之表现。（王国维先生认为出家是真正的解脱，渊源有自，不加详审）。
贾宝玉的前身是被女娲锻炼通灵的顽石，他的“无才补天”，实是“无时（机）补天”，后被空空道人携入凡尘，其“行为偏僻”又被世俗人认作“觅是非”。西晋左太冲言“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更何况此等超世“通灵”之才？不被世间认可之“灵”，三代以来，比比皆是，文学史上，昭昭可寻。
王国维《浣溪沙》下阕云：
“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形象地揭示了“锻炼通灵”者在“红尘”“人眼中”的“可怜”。贾宝玉的经历正是此传统的反映。薛蟠则否，故不得与宝玉并列。故《红楼梦》不但是美的悲剧，更是人才的悲剧。《红楼梦》的价值，不在于其反传统，而在于其揭示传统的“怪现象”。
正是因为其传统，才深入人心，经久不息。“不读四书，不肖父母，不入仕途，而喜近闺闱”，乃世俗眼中的评价，皆流于表面。读书切莫人云亦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