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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演绎形式的法律推理与从制定法出发的推理联系最为紧密。也就是说，演绎法律推理在成文法系国家适用是比较普遍的。演绎法律推理与类比法律推理是有区别，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判例法与成文法在思维运动上的差别。两种类型的法律推理的差异主要体现于下：第一，演绎法律推理是以规则而非案件为起点的推理；第二，立法至上原则一般要求法官扮演一种从属于更具民主特色的政府机构的角色；第三，对制定法规则的稳定的陈述，使得从这样一些规则出发的法律推理严重关切规则的解释问题。 法律规则在法律制度中确立了法律的框架，从而也就建立了一种指定法官所可能作出结论的详尽分类方案。推理从既定的规则出发，就使法律有了可操作性，从而使模糊的关于什么是“正义”诸如此类的问题转变为比较具体的，并且时常是没有争议的问题。即使在有争议的案件中，规则至少也能够确立争论的起点和终点，设置待决的法律问题，并建立法律对话的共同语言。这对于律师工作也是有所启示的吧。 第二部分 法律推理，是指对法律命题的一般逻辑推理，演绎推理是一种常见的法律推理，三段论推理是演绎推理中的一种简单推理判断。三段论实际上是以一个一般性的原则（大前提）以及一个附属于一般性的原则的特殊化陈述（小前提），由此引申出一个符合一般性原则的特殊化陈述（结论）的过程。三段论是法官进行办案时，能够得到正确结论的科学性思维方法之一。从中，我们能够看得出，演绎推理的结论是逻辑的从大小前提中产生出来的，而类比推理的结论则是一种判断性的事物。 但是，一个三段论不管在表面上看起来多么的具有逻辑性，实际上他也不过是大小前提及大小前提的逻辑关系而已。虽然有效性在法律推理中是必需的，但就法律推理本身而言，有效性的重要程度是微末的。关键性的问题是：第一，识别一个权威性的大前提；第二，明确表述一个真实的小前提；第三，推出一个可靠的结论。换言之，真正的问题可能在于选定大小前提并在他们之间确立一种适当的关系。 第三部分 演绎法律推理的第一步就是识别一个相关的大前提，也就说识别支配你手头案件的法律规则。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非常复杂的工作。因为，我们需要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在寻找可使用的规则之前，讨论往往是从一些事实开始的，尤其是律师的工作即使如此，在确定了一项理由加以适用的规则之后，我们不得不在更加详细的程度上寻找更多的事实，以便明确表达适合通过演绎推理得出一个结论的小前提。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法律规定怎么办？在司法实践中，在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在后进行的诉讼中，从演绎推理的推理过程和要求来看，应当另行对后进行诉讼的大前提、即与争议事实和诉求相关的法律规范予以重新明确，再结合小前提（案件事实）得出案件结论，不能直接采用已生效判决确认的本院认为部分的观点和判决主文部分的裁判结果，因为每个案件都有其特殊性、裁判结果都是审判人员主观思考得出的价值判断结论。 演绎法律推理的第二步是以允许推断出一个有效结论的方式陈述事实。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是纠纷的裁判者，即使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法官也必须根据现有证据，对案件事实作出判断，因为法官不能拒绝判案。那么，法官应遵循何种原则才能提高认定案件事实的准确度、使判决更接近正义? 我们可以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4条的规定：“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这其中的逻辑推理，是指从已知判断得到新判断的思维形式，包括：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生活经验法则，是指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以及科学实验中积累起来的，对客观世界普遍现象与通常规律的一种理性认识，具有普遍公认、不证自明的性质。 第四部分 在演绎法律推理中，同样存在判断重要程度的问题。把一个案件置于一类法律案件中，需要判断重要程度以表明那些证明归类为正当的特殊事实。从规则到规则术语的定义，再到定义的定义，都只是使我们处于各种普遍性的范围，而通过演绎的方法，我们会用尽所有旨在决定案件中的哪一种主张为正确的规则和定义，然后，我们必须对重要程度作出判断以便对一个问题案件进行归类。这一点与类比法律推理是一样的。 因而，无论是类比法律推理，还是演绎法律推理，我们都会面对判断重要程度的问题，单纯的法律推理并不能够解决问题，还必须有判断选择，这是逻辑与价值的结合。在今天的社会中，判例法与成文法也处于融合之中，类比法律推理与演绎推理也可以结合，如此，是否有助于促进法律思维的合理性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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