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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是我国古籍线装本出版物集大成之时代，也是当代学者值得研究和开拓的一块富矿。1973年,22岁的翁长松先生从福州路上海古籍书店抱回清代刻本《日知录集释》后,从此与清版线装本结下不解之缘。40多年来，他得到史学家方诗铭先生等名家的熏陶和传授，致力于清代古籍收藏、阅读和研究，“十年磨一剑”，终于结成硕果，一部集知识性、鉴赏性和学术性为一体的《清代版本叙录》近日由远东出版社出版。
《清代版本叙录》既展示了书香飘逸的清代古书的版本，又通过话版本、说历史、评人物、聊收藏、谈文化的话题，尽情闪烁出对古书之美的眷恋和见解，娓娓道来，精彩纷呈。书中涉及的清代版本琳琅满目，如内府刻本、原刻本、精刻本、彩绘本、写刻本、抄本、翻刻本、影刻本、活字本、石印本、丛书本、袖珍本等；涉及的古籍内容更是丰富多彩，不仅叙述和介绍了经史子集各类经典佳作，如《四书章句集注》、《资治通鉴》、《韩非子》、《李太白文集》等版本；还展现了古籍散文、诗歌、小说、戏剧各种体裁的名著，如《渔洋山人精华录》、《温飞卿诗集笺注》、《绣像红楼梦》、《西厢记：贯华堂第六才子书》等善本。
翁长松对清代四个历史阶段的版本特点、古籍出版及运行情况作了画龙点睛的归纳和分析，提出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古籍特点是继承了明朝后期刻本风格，开创官刻“精刻本”新气象，呈现官刻、私刻、坊刻三大系统各显神通的现象；乾隆、嘉庆两朝古籍特点具有浓厚的学术研究之风，造就了一批学者和藏书家，翻刻宋本和精校精刊古书蔚然成风；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古籍及其书刊和雕版私营业遭受厄运，雕版刻本处于低谷，石印本却悄然崛起；光绪、宣统两朝古籍出版行情呈现官办书局遍及大江南北，民间私刻风光再现，书商交易如火如荼的特点。
对每个阶段作者还作了颇具独特个性的分析和点评，如说到乾嘉时期为什么会形成翻刻宋本和精校精刊古籍两大刻书特点？他认为原因大致三点：首先，清廷大兴文字狱，使大批学者走上“钻研古纸堆”的习古之路。第二，浓厚的学术研究之风，造就了一批学者和藏书家。乾嘉时期的惠栋、卢文弨、赵翼、王鸣盛、钱大昕、鲍廷博、段玉裁、章学诚、黄丕烈、顾广圻等著名学者和藏书家，他们以毕生精力从事诂经、证史、明制、考文、审音、诠释名物，成了大名鼎鼎的史学家、文献学家、校勘学家等。这些学者为了从事学术研究活动，必须广搜善本，这样就不得不借助于宋元本。
宋元本又不多见，当时不借助宋元刻本或前代抄本，就无法进行研究的。因此为清代学者和藏书家极度重视。这样，学者和考据家留下了大量精校精刊和研究古籍的学术著作，成为刻书之来源。第三，嗜好宋元古籍刻本，也是清代学者和私人藏书家的风气。黄丕烈说：“余好古书，无则必求其有；有则必求其本之异，为之手校。校则必求其本之善，而一再校之。此余之所好在此。”藏书家为了恢复古书之旧，大多能利用所藏善本从事校勘和刊刻，这样就形成了一批著名校勘大家。《清代版本叙录》不仅折射出作者版本研究的博通和睿智，严谨的治学理念，也展现了作者在清代版本研究领域独辟蹊径的一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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