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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水之盟又称便桥之盟，是唐李世民在刚刚继位、政权不稳的情况下，与东突厥颉利、突利两位可汗在便桥之上签订的盟约。 对于这份盟约，史学家们都有着极高的评价，认为它使得唐朝避免在根基不稳的情况与突厥进行正面冲突，为唐朝争取来了宝贵的发展时间。 但这只是后世史学家的观点，对于当时的大唐君臣而言，这份盟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简直是一种耻辱！李世民虽然有着种种理由去签订这份盟约，但依旧没办法改变它“城下之盟”的本质，更何况唐王朝自建立之初，就已经在突厥的阴影下生活了许久。
先来说一说突厥。 突厥是继匈奴和鲜卑之后，对中华文明影响最大的游牧民族。早在北周时代，突厥就已经建立了强大的汗国。在西亚，这一势力的影响力同样令人震惊，伊朗的萨珊王朝就曾经被它所灭。 不过，就像大多数游牧民族一样，突厥的崛起和衰落同样迅速。隋开皇三年，突厥在隋文帝杨坚巧妙的政治手腕下，分化瓦解为东西两部。 曾经与隋征战不休的西突厥，因为无法抵御东突厥不得不向隋朝称臣，首领泥撅处罗可汗开始接受隋朝的招抚。 可仅仅30年后，始毕可汗趁隋朝内乱之际，率数十万骑兵偷袭正在雁门北巡的隋炀帝，差点将后者俘虏！ 隋朝与突厥再次决裂。但与隋文帝时期不同的是，此时因内战而元气大伤的隋朝，只能守住太原一带防线，被动防御突厥的攻势。 对突防御策略的执行人，就是当时还没有起兵反隋的李渊。
军事上的委以重任，未必代表着隋炀帝对自己这位表哥的信任。事实上，依照当时各股势力分布的局面，身处太原的李渊并没有太好的谋反资本。 他的北面是大隋宿敌突厥，以及打着突厥旗号的刘武周，而其他方面的势力则更加“精彩”，梁师都、窦建德、刘黑闼、李密、王世充，几乎将李渊包了饺子。 在隋炀帝看来，如此恶劣的“地缘政治”下，李渊即使真想谋反也是有心无力。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李渊在四处皆敌的情况下，竟然选择了一条最狠的破局之路：安抚李密，与大隋宿敌突厥和解，再西向攻占长安！ 然而，与突厥的这种“和解”，并不是毫无代价的。 隋末乱世，突厥却混得如鱼得水，当时那些割据一方的豪杰为了保护地盘，纷纷向突厥称臣，接受它的赐封，这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必须承受突厥有限度的控制。 而李渊的代价则更让人诟病，他几乎是将攻占长安城后掠夺的所有金银珠宝及妇女尽数送给了突厥，这一行为也成了他一生都难以抹去的污点。 更扎心的是，根据陈寅恪先生《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一文的说法，李渊付出了如此高昂的道德和政治代价，获得的仅仅突厥战马的补充，而非军力上的支持。 这既有李渊不愿受制于人的考虑，同时也侧面证明了当时的突厥人威慑力究竟有多大，竟能不费一兵一卒，以极其轻微的本钱“空手套白狼”。 但这还不能从根本上解释，李世民为什么对渭水之盟耿耿于怀。
按照《旧唐书》、《新唐书》的记载，渭水之盟时，唐朝不仅不需要向突厥称臣纳贡，反倒是颉利可汗主动向李世民进献了“马三千匹”、“羊一万只”。 如果这些记载为真，那么这场博弈和较量中，唐朝几乎是没有付出任何代价的完美受益人。里子面子都得了十分的情况下，李世民又不是祥林嫂，怎么会把“渭水之盟”成天挂在嘴边？ 而且，这种记载也不符合逻辑，毕竟当时的突厥，与大唐军力上的强弱对比实在是太明显不过了。虽然尉迟敬德凭借出色的军事能力获得小胜，却依旧没有阻挡突厥的铁骑南下。 在突厥进逼长安的态势下，李世民即使依靠疑兵震慑住对方，颉利、突利可汗也只会忌惮唐朝鱼死网破。如此一来，军力占优的突厥根本没有必要将自己当作弱势的一方，再去通过进献牲畜讨好对方
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渭水之盟也曾经和玄武门之变、高祖太原起兵等事件一样，遭到李世民的美化和删改。与史籍记载中单纯凭借李世民威严，和气场压制突厥的“高大上”不同，真实历史上的渭水之盟中，唐朝也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比如传言中被几乎搬空的长安府库。同样还是长安，同样还是赔款，也许，正是这种高昂的经济代价，促使李世民联想到自己父亲起兵时所遭受到的“勒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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