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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识字忧患始”，这是苏轼说的；“人生识字糊涂始”，这是鲁迅说的。“仗义每存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是晚明人说的；“知识分子最愚蠢，劳动人民最聪明”，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我们说的。 识字、读书，成为知识分子，根据通常的理解，是幸福的开始，清醒的开始，因为他变得道义了、聪明了；为什么反认为是忧患的开始、糊涂的开始，一个人竟因此而变得负心了、愚蠢了呢？ 因为，人性的本质是贪欲、惰性、自以为是和文过饰非，这本无好坏之分，而在现实中可以成好，也可以成坏，如刀，既可以成为护法的利器，也可以成为犯法的利器。通过识字、读书、成为知识分子，比之不识字、不读书的劳动人民，必然更膨胀了人性。这个膨胀的表现可以有二，一是通过膨胀，使人性为社会谋更大的福祉而不是祸殃，如从蒲扇到电扇再到空调的发明，从马车到火车到高铁的发明之类均属于此，如果不识字、不读书，没有知识分子而仅止于劳动人民，社会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进步的。  蔡襄《扈从帖》 二是通过膨胀，使人性为自己谋更大的福祉，这就必然给社会带来祸殃。而且，相对而言，相比于不识字、不读书，识字、读书给个人和社会所带来的这一后果，往往比前一种后果更严重，更值得引起我们的警惕，从而深刻地反省识字、读书的意义。前几年，报载美国有一位专家写了一部书，叫《这个世界被知识分子搞得一团糟》，并特别注明这里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指科学家、医生之类，而是专指诗人、作家、哲学家之类。而如上苏轼、鲁迅、晚明人之所言，与今天的美国专家同理。  蔡襄《安道帖》 以我个人而论，从未识字起便开始读书，当然读的是连环画，但也极大地帮助了识字。那时没有幼儿园，到了八岁直接上一年级，不仅比同龄的同学已认识的字多，而且对未知的字识认的速度更快。识字与读书互为推动，大概到三年级时，识字应该不少于三千常用，而读《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等长篇小说轻而易举。五年级时，借到一部《康熙字典》，竟用一年的时间把它抄了一遍而其实不知所云。这样，识字越多，读书越多；读书越多，识字也越多——但我的识字，大多只认形和义，而不认音。进入中学，每年读课外书二百本左右。从初一到高一，四年之间，将高桥中学图书馆所藏有关古代文化的书，经史子集，小说诗歌，书画艺术，几乎读遍了。后来，几个同学撬开了封存的图书馆，又从中偷盗了大量此前不曾关注的外国书，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狄更斯、黑格尔等等。至于“毛选”“马思列斯选”、鲁迅、普列汉诺夫、王安石、刘禹锡、柳宗元、杜牧、李贽是当时倡导的，孔子、孟子、苏轼是当时批判的，均为“十年”之间所准许读，其中不少书，还至今保存着。一九七八年始，图书解禁，古今中外的各种名著纷纷出版。我的原则是，不论此前读过的还是没有读过的，凡是家里没有的，出一本买一本！三四年下来，家里实在堆不下了，也来不及读，再改为有选择地买、读。  蔡襄《陶生帖》 这样的识字、读书，我终于摆脱了“忧患”，获得了“幸福”，考上了大学、研究生，跳出了“农门”和“可以改造好子女”的箍咒，成了一个有身份、受人尊敬的人。同时也感到自己的头脑要比别人清醒、明白，比别人聪明、本领大。进而，便是觉得别人糊涂、愚蠢、没有本领。对任何一个问题的看法，或者做任何一件事，总是认为我是对的、别人是错的。直到一九九九年，我先后参加了两个高端的学术会议，一个是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潘天寿暨二十一世纪中国画展望的会议，一个是上海博物馆国庆五十周年读画会。本来，准备在会议上很好地表现一番自己的比别人清醒、聪明，不料，还没轮到我发言，从几乎每个先我发言的专家身上，都看到了我的嘴脸：夸夸其谈、自以为是、尊己卑人！这正如醍醐灌顶，令我受到极大的震撼。 忽然回想起以前请谒启功先生时启先生的教诲：“只有敢于说自己不懂、不知道的人，才真正是懂的。”启先生讲的是鉴定，当时认为只是他谦虚的客套。现在想想，实为至理名言，而且不限于鉴定。而如果补上下句，则当然是“凡是认为自己懂了、知道了的人，往往没有懂”。但是，有哪一个识字、读书的人会这样认为呢？只有不识字、不读书的劳动人民中才有这样的人啊！或言，启先生不正是识字、读书的人吗？其实，“唯上智与下愚不惑”，他是由识字、读书返朴归真为不识字、不读书的劳动人民了！这句至理名言，其实正是出于不识字、不读书的劳动人民之口，由启先生等上智的识字、读书人无异于不识字、不读书人文绉绉地复述一遍。记得我十来岁的时候，文盲的祖父便对我言传身教：与人发生矛盾，万事都是别人对、我错了。包括做成了一件事，功劳都是别人的，不是我的；做坏了一件事，责任都是我的，不是别人的……等等。这些道理，我都是从五十岁的这两次经历之后才重新认识，并深刻体会到的。所以，真正的清醒、聪明，就是认识到自己是糊涂的、愚蠢的，至于别人是清醒还是糊涂、聪明还是愚蠢，则根本不在我的考虑之中；真正的糊涂、愚蠢，就是认为自己是清醒、聪明的，并充分地表现之，而认为别人是糊涂、愚蠢的，并严苛地批评之。  蔡襄《澄心堂纸帖》 苏轼曾评蔡襄书为“本朝第一”。有人不同意，表示蔡书用笔太软弱，李后主的金错刀书用笔劲健胜之。苏怎么说呢？“此殊非知书者”！用白话便是：“他们根本不懂！”这不正是我的自以为是、以人为非吗？还好，他没有再加上一句：“看不懂蔡襄，就说明没有看懂中国书法，也没有看懂中国文化！”这种蛮横的态度，自以为聪明、糊涂、愚蠢至甚矣！“言人之不善，其如后患何？”忧患至甚矣！或言，蔡的书名后来不是远在李之上，证明了苏的知书而彼的不知吗？曰，其一，蔡襄的书名是替了蔡京的包，本来并不属于他；其二，后主的书法几乎没有传世，仅有的《江行初雪》题签也存疑，如果他有蔡襄传世的书迹的一半，其书名彪炳于书史是无疑的。 在蔡襄书法的评价上，苏轼当然不可能认识到识字的忧患，但在猪肉的问题上，他还是有深刻认识的。知书与否，殊难讲得清，所谓“真理愈辩愈糊涂”；知肉与否，即使没有现代的分析仪器，也是很容易讲清的，所谓“真理愈辩愈明白”。苏轼是知肉的大行家，为众所公认。有一年任职凤翔，当地的美食家知道他喜欢吃肉，“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不过是口头讲着玩的，内心的真实是“宁可居无竹，不可食无肉”，于是用凤翔猪肉为他接风。苏认为虽然肉质不错，但相比于汧阳猪肉可差远了。众人不服，便差两个役仆去汧阳采购两头，归途过半而猪夜逸，仆人们空手回到凤翔，在衙前的集市上购了两头凤翔猪交差。届时大会宾客，两盆东坡肉上桌，一盆是凤翔肉，一盆是被作为“汧阳肉”的凤翔肉，结果，大家口服心服，“汧阳肉”远胜凤翔肉。不久，役仆内哄，互发私事，苏轼为之大受震撼，自作聪明实在是最大的愚蠢啊！如果不识字、不读书，只是“粗记姓名”，天下本无事，又怎么会弄出这许多事端来呢？  蔡襄《思咏帖》 识字越多，读书越多，就愈会认为我是对的、你们都是错的，我是厉害的、你们都是不行的。所以，好处，都应该我得，得到了，不感恩，得不到，感愤；坏处，都是不应该我得，得到了，感愤，得不到，不感恩。古今中外，所见者夥矣！是谓忧患、糊涂、负心、愚蠢。 识字、读书不在多，而在通者，是谓上智，与不识字、不读书的下愚同，则认为我是错的，你们都是对的，我是不行的、你们都是厉害的。所以，好处，都不应该我得，得到了，感恩，得不到，不感愤；坏处，都应该我得，得到了，不感愤，得不到，感恩。古今中外，所见者罕矣！是谓幸福、清醒、仗义、聪明。但这里所讲的“罕”，是指进入史籍记载的，相比于自以为是、追名逐利者，谦己尊人、淡泊明礼者是很少的；而在现实生活中，默默无闻地“闭门常思己过，开口莫言人非”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切皆如吃饭睡觉，当然如此”的人，却是非常之多的。也许，你年迈的父亲或祖父，便是这样的人，无非“成功”的或正在为“成功”而奋斗的你，对他们视而不见而已。 所以，每有人问我：对当前社会上的浮躁之风你怎么看？我总是回答他们：如果你看到的当前社会上弥漫着浮躁之风，那只能说明你的心态非常浮躁；等到哪一天你的心态宁静了，相信你看到的社会一定不再是浮躁的。 识字、读书，使文明得到进化，当然是我们所欢迎的。但如果与文明进化如影随形的是物种的退化，就需要我们认真地反思识字、读书所赋予我们的修养了。徐建融，生于1949年，上海人。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十五规划文学、艺术、新闻学科评审委员，《辞海》(2009、2019年版)美术学科主编，《大辞海・美术卷》主编，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工诗文，能书法，擅画花鸟、山水、人物，精研美术史论和书画鉴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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