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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传统儒学到宋时为一变，为新儒学，也称理学，或宋学。理学是传统中国人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的地位隆重，在中国哲学的位置相当于康德，后世思想的变化都是从朱子学这一平台上出发的，比如王阳明的心学，是从批判理学的基础上树立的。 20世纪初的“新儒家”（也可以扩充为受西学刺激的泛保守主义的思想回溯）思想运动，从思想史的角度可以定义为“新新儒家”。是儒学第三次较大的变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定型，甚至远未定型。新儒学(理学）主要面对外来的佛学思想的挑战，而主要吸收整合了佛学思想中的中国化部分而定型的。则新新儒学（新儒家）要回答来自西学（西方的科学与哲学）的挑战。新儒家按思想特征和时代特征可以分代，一般分为第一代，第二代，和现存世的第三代。 康有为（含中年以前的梁启超，但梁启超没有自己的思想特征，太过芜杂，什么流行就鼓吹什么）思想大胆而突出，他试图把儒教思想宗教化，是孔门的卫道士，他希望出现儒教中的“教皇”，是儒家思想的乌托邦（《大同书》）路径的设计者，也是对西化思想的最大规模的逆袭。这在两千余年的儒家思想运动中独此一份，虽然是受西方思想尤其基督教教会模式的影响。 康有为以后是儒学的复兴运动，仅第一代新儒家和国学家中就大师迭出，灿若浩星。主要人物计有，章太炎及其弟子们，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冯友兰，贺麟等等。 其中的关系比较复杂，章太炎等主要是国学，国学总体也包括了胡适的国学部分，王国维的美术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钱穆的国史，顾颉刚的文化地理史等等。章太炎开创了一种学风，把中国的文化精神的基础从儒学扩张到了传统学术（国学）的方方面面，试图提供一个更为坚实的更为博大的基础和精神共同体，以抗衡西化。章太炎和他的后学们的主要区别是方法论上的区别，章太炎完全排斥以西学的方法做国学，认为国学已经自备体裁，足以自足了。而他的后学们无疑从西方（科学）的眼光从事国学的部类研究，都成为一代宗师，然而是现代的科学知识了，而非章太炎眼中的纯粹国学了。 把国学和儒学做完全的界定的确比较困难。比如一代大儒朱熹的学问就非常广博，无所不通，对佛学也有完整的理解和把握，在很多地方正是借鉴了佛学和道家思想才树立了理学。朱熹开了这么个头，以后的理学家，学问都非常渊博，比如明末三杰，王夫之对国史格外着力，顾炎武的学问无所不包，森罗万象，还强调力行。黄宗羲亦是如此，甚至对算术，音律，都有专门的著述。他们是17世纪中国的“大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但是儒家思想和儒家经典，特别是孔子圈定的“六艺”是其中的基础价值和核心伦理，是毋庸置疑的。在这个意思上，把章太炎认定为新儒家，也不算太跑题，尤其是本文方法论的意义上。 但章太炎似乎对博学太为投入，而且他的个性也是兴趣广泛，肆意汪洋，于是和严守儒门的老师俞樾产生了矛盾，章一度竟被逐出师门。 在方法论上，马一浮和章太炎相似，对西化的方法论和治学技巧，没有兴趣。所不同的是，马一浮认为，儒家经典足矣，六艺足矣，他甚至对传统学术中的显要部分，国史，都兴趣不大，更遑论其他。这个学术态度和章太炎明显分野，章太炎在于动员传统学术中的一切内容以强化中国精神在西学冲击下的基础。 用现在的哲学词汇，马一浮是绝对的唯心主义者，天下汹汹，乃至天下板荡，堕落，都问题不大，只要“他”在，坚持圣统，坚持文明的传承，坚持内在的操守和温暖，就足够了。只要维系自己不堕落，不为事务染尘，干扰，就有希望，就能绝地反击。就像无边黑夜里的那豆灯火，不灭就有希望，反而是越隐越彰，越黑越亮。这种做派，在儒家教义中，原来就是题中之义，比如“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陆象山那样，气运转折的枢纽的在我，在于自求而非他求。马一浮60多年的独居，避世。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无边黑夜的整体氛围中，马一浮的选择自有他的合理性，符合他内心的心性。反过来说，如果漫长的中华文明特别是理学在他毁灭的无限黑夜里，没有这样一位一流头脑的“守夜人”，反而显得单薄和不可思议。就像王夫之独处荒山40年，为逝去的大明朝守夜。又有多少世俗的评价能体会圣贤的苦心。湖南，也正是在王夫之之后，在中华的版图中开始隆起，王夫之以毕生心力，为湖南接入了“文气”。马一浮的用心，也许还要站在更长的时间段才能看懂。 梁漱溟，大概处在中间的位置。他也是纯儒，报着入世的态度，以为能够遇到“圣王”，不过他马上就看清楚了，和郭沫若等一大群小文人不同，他敢于铮铮犯上。不失儒者本色。在方法论上，对西学的方法未置可否，不做批评。 熊十力，明显有了西学的方法论的影响，他以佛学的中观论和唯识论来补强新儒家的认识论基础。熊十力，由佛家入儒门，思想的经历和王阳明类似。在对比西方哲学的过程中，有意为新儒家思想打造出部类意义上的哲学体系。熊本人多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下工夫，而熊的杰出弟子牟宗三显然更关心儒学的新的实践论上的意义，如何开出新的“王道”。牟宗三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 冯友兰，站在熊十力的更左翼，他当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中国哲学，为了向本科生讲清楚中国哲学，基本上是按西方哲学史的分类来划分中国哲学的，这就是他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的前身，其实为大学讲义。冯友兰本人英文很好，读西方原著毫不费力。回国后，虽然治学方法论有所修正，但依然透着浓浓的西学味道，最高成就当为西南联大时期的一系列著述。这种治学立场，多少也影响了他自身49年以后立身处世。君子大义，其实是一个严格的整体，溃一穴而必及其他。 余下贺麟，金岳霖等，学术的基础完全是西学了，贺麟专攻黑格尔哲学，金岳霖对逻辑学研究透彻，再反顾新儒学，虽有所成，却是开辟另外一条路径了。也是现代教学的主流。 限定在对儒学的态度和方法论上，马一浮最保守，站在最右翼最顽固，固守儒学的核心部分。然后是章太炎（章的儒学部分），他对西学基本采取无视和藐视的态度（辜鸿铭也是藐视西学，学问的根基却在西方，相当于西方思想的批判者，所以在西方容易被轰动和走红）。梁漱溟居中，其左翼是熊十力。冯友兰最左翼。余下贺麟等其实已经溢脱了新儒家的范畴，包括上述胡适等等国学部分的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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