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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于《巅峰》2014年2、3月合刊
1949年12月6日，一代画坛大师张大千携夫人徐雯波乘军用飞机离蓉飞台。从此再没有踏上大陆的土地。 而在他身后，也留下了他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居所——金牛坝上的大千故居。 从1949年的那个冬日起，这座房舍再没有见到它的主人。 64年以后，走近大千故居，如果不是一幅门楣上的“大千茶居”给以指点，你甚至不知道，绿树翠竹掩映下的老房子，有三年时间，是中国一代画坛大师重要画作的见证。房舍呈合院中式平砖房，依靠北侧的小山，门前一个大大的院坝，院坝对应着几级登高的石梯和三个青苔铺地的小露台，清风徐来，似乎可以闻见昔日的凉爽。房舍正门有一排伸出来的屋檐，从正门进去，左右两侧是几个大大的房间，是大师绘画和会友之处；再进去的小天井，右侧一个依山而建的假山，一股清泉潺潺流下；左侧经小屋进入则是厨房，旁边另有一小天井，一株大树，一口水井，还有著名的“笔冢”。推开后门，新修的围墙边是几丛翠竹，能够看到60多年岁月的，是依山所植的一片大树，树干笔直，向空中伸展着枝叶…… 有资料介绍，大千先生生前对居住环境十分讲究，从出生地四川省内江市东桐路圆顶山上的张大千纪念馆，到四川的“梅三”、巴西的“八德园”、美国的“可以居”、“环辜盒”到台北的“摩耶精舍”，不仅足迹遍及世界各地，每一处故居，都代表了大师的一段“难忘岁月”，也都布置得极为精致，别具情韵。 自1938年回川，大千先生在成都置办了多处房宅，有友人记载“1943年11月，张大千携家人离开青城山，住成都沙河堡”。在张大千的画中，这处位于五福村的房子名“沙河郦”。按传统习俗，这里居住着大太太和儿女，就是所谓“正房”了。只是，沙河铺上这处“名人故居”，随着城市建设与开发，房舍之原址地早就从乡野变成闹市，已经无处可寻踪了。 据介绍，金牛坝的这座房宅建于1947年，晚于“沙河郦”。竣工后，大千先生便与四夫人徐雯波及其学生住在这里。近3年时间里，大千先生整理敦煌壁画，描摹巴山蜀水，创作了大量作品，达到了他一生中的第二个艺术高峰。 家国丹青一心系 从1947年往前推，之前的十年里，老家是四川内江的张大千先生，正值壮年，在确立了画坛的大师风格后，和四川的交集很是频繁： 1938年因不愿出任伪职当汉奸的，张大千回川曾隐居青城山上清宫； 1939年，游峨眉并在成都、重庆办画展； 1941年，出席成都“黄君壁画展”、“关山月画展”，赴敦煌临摹壁画，为莫高窟编号。访榆林窟临摹壁画； 1942年，再赴敦煌至千佛洞考察，并为之编号； 1943年11月，结束敦煌之行返回成都，“敦煌之行”前后凡两年七个月； 1944年，“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先后在成都、重庆展出。展品44幅。“张大千收藏古书画展览”亦在成都展出； 1945年，赴大足、资阳、简阳考察石刻艺术； 1946年，三上峨眉；1947年在成都举办“康巴西游纪行画展”。《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第一集）、《西康游屐》、《大千居士近作》相继在上海出版； 1949年，大千先生频繁在成都台湾辗转——10月，赴台举办首次个人展、11月下旬搭军用飞机返蓉、1949年12月6日，携徐雯波乘军用飞机离蓉飞台。那年，大千先生50岁，知天命的年龄。 张大千故居，在成都就不止这一个，而且以“传统”论，这一个也不是正宗的故居，但作为一代大师在大陆的最后居所，金牛坝上的房舍，见证了大千先生最惊世骇俗的举动，见证了大师留给四川的珍贵礼物。 那就是敦煌壁画摹品。 赴敦煌临摹壁画，是张大千先生的夙愿。经过多年准备，从1941年开始历时两年七个月（前后几进敦煌）、耗用黄金上万两（张大千曾自述因此负债几百条金），张大千精心临摹了北魏至明代的敦煌壁画中的精品之作。有人统计，当年张大千先生共绘制了两百余幅作品。 1955年，《大风堂名迹》（四册）在日本东京出版。“张大千书画展”在日本展出。大夫人曾正蓉、三夫人杨宛君向四川博物馆正式捐赠敦煌壁画摹画稿百余幅及张大千书画印章80方。 现在，有人说，位于浣花溪的四川博物馆里，镇馆之宝又添了一样：名为“大风堂”的张大千作品专门陈列馆。这是国内藏有张大千作品最多的博物馆，展厅分为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写意画和大千用印三部分，共展出文物90余件。尤为珍贵的是临摹敦煌壁画，那一幅幅巨制，不仅将你带到敦煌的鸣沙山下，带到那璀璨斑斓的佛国，还通过一幅幅画卷，将一段段往事牵引到观众的面前，仿佛进入了一个艺术的“大千世界”。[ 难怪徐悲鸿曾这样评价张大千：乃五百年来第一人也！ 张大千故居位于城西金牛坝宾馆内。建于1947年，为合院式的中式平房建筑。张大千与夫人在此居住到1949年12月离开成都，为其在大陆的最后居所。1957年修建金牛宾馆时，保存了故居建筑和周围的绿化，曾被设为茶室。随着宾馆逐年扩建，现已成为金牛宾馆的一部分。 2013年底，被列入第二批成都市挂牌保护的历史建筑名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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