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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载道 以文会友 以文抒怀 点击蓝色文字关注我们吧！ 投稿邮箱: 653003869@qq.com * 稷山文苑欢迎您 * 与陈寿昌先生在一起的日子  稷山 樊喜庆 前不久，我从《稷山文苑》上看到，1978年《光明日报》上刊登了稷山县的知识青年陈寿昌的读者来信《农村集市应该恢复》，当时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全县、全区乃至全国都引起了强烈地反响，被称为“打破坚冰的一个缺口”。那时的我还是蜗居在仁义村的农民，孤陋寡闻，看不到《光明日报》，只知道本地“撵集”和“恢复集市”这回事，还没听说过陈寿昌这个人。 1983年，我把过去曾经整理的十余则笑话，连缀成文，以《愚老大笑传》为题，欲在稷山文化馆办的《枣花》上连载。当时的馆长是任国成，两位编辑分别是即将离任去陕西的白蔚（卫立生）和刚从东北回到稷山的肖霖生。他们完全同意连载，而且在当年第一期上发表了4则。随后文化馆召集了一次业余作者会议。那时县上还没有楼堂馆所，是在某单位的一个宿舍里召开会的，大家都坐在炕上。会议刚开始没几分钟，博物馆的杨志遐老先生突然发言说：“这期《枣花》上的《愚老大》是精神污染！”这句话，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下子把会议的主题完全扭转了。两位编辑急忙作检讨，说他们一开始就“捏着一把汗”。接着馆长任国成说：“一个文艺作品，见仁见智是常有的事情。比如鲁迅评《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我认为樊喜庆的《愚老大》不是精神污染。笑话嘛，是人们生活的需要。人常说笑一笑十年少嘛！” 就在这时，有一个矮个子年青人，本来躺在炕上 ，突然站起来，操着北京话，慷慨陈词：“我认为《愚老大》完全有现实意义。过去我们国家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年年是‘形势大好’的赞美之声。这完全是自欺欺人，是阿Q精神、愚老大精神！”原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陈寿昌先生。 接着，我做了解释：“我是根据笑话改编的小说，前面有序，后面还有跋。我的目的在于讽刺那些夜郎自大、闭目塞听、不懂装懂、自欺欺人的人的。这种人，如果是平头百姓，还没有什么危害；如果他们是身居高位、窃居要津的官，那对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文友张华说：“老樊，我相信你的《愚老大》不是精神污染。不过为了你的安全，我希望你今后多写歌颂的，少写暴露的。” 不料，还是那位杨老先生，慢条斯理、若无其事地也来了一段儿我从未听说过的“精神污染”：即山里人看《辕门斩子》的故事。这个故事实在太绝啦！我的小说里也有愚老大给村里请了个戏班，正缺少一个压轴好戏！ 事情是这样的：愚老大给愚家洼请了个戏班，但不懂戏。第一天晚场，他点了个武花脸打架。无奈，戏班给他演了《张飞打敬德》：两个演员乱打一通后，一个说：“哈哈！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一个答：“嘿嘿！挣伢的钱，吃伢的饭，伢叫咱咋干就咋干！”这是这个故事的稷山版，北京版就是《关公战秦琼》了。第二天晚上，他要看文花脸戏，戏班演出《三对面》。谁知包公一上场，忘了戴髯口。只得临时救场：“走得紧，跑得快，出来没把胡子戴。叫王朝，把爷的胡子拿出来！”。第三天晚上，唱《辕门斩子》。当八千岁赵德芳唱道：“今天我没有带上我的瓦面金剑，要是带上我的瓦面金剑么——”愚老大突然跳上台子，翻了板，大吵大闹：“昨天包公忘了戴胡子，我饶了他；今天你又忘了带瓦面金剑，分明是欺负我愚家洼人不懂戏，今天我绝不能饶了你！”结果弄得戏班啼笑皆非。不过，为了连缀，我作了一些小小修改。杨老先生的原话是：“上一回我在山下看戏，你说你没有带瓦面金剑；今天你来到我们山上，还是忘了带瓦面金剑……” 这次会议虽然因为杨老先生一句“精神污染”，几乎扼杀了这个作品；但我有收获，从此结识了杨志遐和陈寿昌这两位稷山知名人士。 这次会议后，只有白蔚还惦念这件事，告诉我：运城《河东文学》有个作家叫孙义夫，计划出《河东笑林》，建议我把《愚老大》寄给他，并把他的通信地址给了我。大约1985年，我任稷山县职业中学副校长时，恰好去运城办一件事，就在《河东文学》编辑部附近。于是我拜会了孙义夫先生，他说我的故事写得不错。《笑林》因为经费问题，暂时出版不了。他要把稿子还给我，我让他留着，今后出版《笑林》时看能否捎上。现在看来，孙义夫计划出版的《河东笑林》，比《万荣笑话》要早的多。 1995年的“五一”前夕，我骑车子在稷山县城大街上由南向北走，陈寿昌先生从东向西走，正好在十字路口相遇。我向他打了个招呼，没下车；他突然喊道：“樊老师，这一期的《五谷石》上有你的笑话。”我一时没有懈开，随后下了车子，想问，人家已经走远了。我很迷惑：我闹了啥笑话啦？《五谷石》是什么？ 过了两天，稷山中学美术老师卫俊发先生，把两本装帧精美的《五谷石》1995年第1期交给了我。只见这份刊物是稷山县文联出版的，我便问卫老师：“我怎么不知道这份杂志？”“樊老师，你还不知道吧，陈寿昌现在是咱们县文联主席啦！”“啊！那张大魁呢？”“张主席已经退休啦。”我真想不到，时过12年，当年那个还是知青的陈寿昌先生，已经走马上任稷山县文联主席啦！而我的《愚老大》终于被发表啦！现在从我剪贴的资料来看《五谷石》1995第1期上发表了3则，2期上发表了4则，特别是最后一期是《河东文学·稷山专号》（1996年第1期）发表了6则。我不由感叹陈寿昌先生对我实在有知遇之恩呀！ 过去因年龄关系，陈寿昌先生叫我樊老师，我则直呼其名。现在陈先生已经步入老年阶段，并且回到北京后已经成为全国知名作家了。 这个《愚老大》系列实在是命运多舛，早在1961年，我还在山西水利学院农场劳动时，就把过去听说过的此类笑话，串联成篇，最初起名叫《愚老大笑话连篇》。文革中原稿丢失，1983年重新整理。因此，当我见到1995年第一期《五谷石》杂志后，便写了《难得知音——〈愚老大笑传〉终得发表有感》（发表在《河东文学》上）。引用了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诗《留别王维》中的几句：“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来表达我对陈寿昌先生的感激之情。我有一句口头禅：“对别人的滴水之恩，做不到涌泉相报，但能做到没齿不忘”。 陈先生不仅在八十年代为我的《愚老大》鸣不平，九十年代刚上任文联主席，就把发表在他主编的《五谷石》上，尤其最后一期更是推向了运城地区文学期刊《河东文学》。从此，你来我往便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他还把我1992年写的的另一篇文章《我和群众文化》，刊登在《五谷石》1996年第2期上。有一年我们还共同参加了运城地区文化局举办的小品研讨会。 陈君把《愚老大》过半的篇幅发到《河东文学》上（3000余字）。美中不足的是，把最后的“拔”给删去了。虽然这已经够面子了，但我个人认为，有这个“跋”就是“小说”，没有跋只能算一般的笑话。这个跋是“点睛之笔”，它点明了故事的主题。《愚老大》不同于“万荣笑话”，它是对原民间笑话进行了再创作，是经过选择、排列、串联、改编，从而塑造了“愚老大”这个具有鲜明性格特点的特殊人物形象。它具有小说的“三要素”，有鲜明的主题，也就是具有小说的一切特点。而万荣笑话，不具备这样的性质，过去人常说万荣的“72赠”，现在恐怕“720赠”也不止。一般没有明确的主人公，故事情节也很散乱，是无机组合。 我记得陈先生在那次即兴演说中是把“阿Q”与“愚老大”相提并论的。这两个人物确实有某些共同之处：都是农民，都是被人们嘲笑的对象，都是既自尊又自卑（都有“精神胜利法”），都不知道自己姓啥（阿Q不敢说他姓赵；愚老大是文盲，不知道是哪个yú）……但他们“致愚”的原因却有本质的不同：阿Q是被封建社会制度残酷压迫剥削，逼使他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生存空间以致性格发生了扭曲；而愚老大就跟社会制度没有什么关系，是因为其生存环境特殊，我在“序”里说他住在“子虚省无有山的愚家洼”，与世隔绝，闭目塞听，孤陋寡闻以致愚昧无知。 《阿Q正传》是一鲁迅先生的著名小说，是鲁迅以其辛辣、犀利的笔锋，深刻刻画封建专制社会制度迫害下的社会最底层人物形象；深刻揭露封建社会制度吃人的本质，鲁迅对这样的人物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因此，我们绝对不能把《阿Q正传》与《愚老大笑传》相提并论。《阿Q正传》人们读后并不觉得可笑，只能是对旧的社会制度产生憎恨。阿Q是被赵太爷、假洋鬼子等封建制度的代表人物以及那些愚昧无知、浑浑噩噩的人们所嘲弄的对象，是辛亥革命不能唤醒群众的“假革命”的牺牲品；而我所塑造的“愚老大”来源于民间笑话，而“民间笑话”就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背景，是人们茶余饭后消遣的东西，是人们生活的需要。现在的万荣笑话已经成了国家非物质文明遗产啦。不过，我认为纯民间笑话良莠不齐，有些是低级趣味，甚至是毒草，譬如那些“黄色段子”，在人们口头流传，也未尝不可，使人们笑笑而已；假如有人把它搜集起来，编印成册，恐怕就是“扫黄”的材料。 不过，我认为《愚老大笑传》也有其普遍的社会意义，也可以说它是寓言。人所共知，知识的海洋是无限的，而一个人的知识毕竟是有限的。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空间毕竟有限，你不可能万事皆通，事事经历，那你就会被生活领域所局限。人常说“隔行如隔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都有一座座无形的“山”把你与其他人、其它知识领域相隔离。你如果不懂装懂，就难免会闹类似愚老大的笑话。我敢说，我们每个人不是“可能”，而是都犯过愚老大式的错误。 我一生朋友不多，只有两个人被我称作“故人”、“知音”，这就是陈寿昌和杨山虎。关于陈寿昌，那时我在诗词方面即将“出山”，是引用了唐代诗人的诗句，把我和他的关系比作孟浩然与王维，称其为“难得知音”；杨山虎是我晚年在诗词方面的伯乐、引路人，杨山虎君的逝世，使我非常震惊，感到“意孤零”。从而想起另一位“知音”陈寿昌君。关于杨君，我计划另外写一篇回忆文章。 为什么肖霖生与我交友时间最长，发表我的作品最多，我只认为他是我的好朋友，而没有称之为“知音”？因为在我的《愚老大》被人说成是“精神污染”时，只有陈先生能挺身而出，慷慨陈词，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十几年后他一上当文联主席，就从别人的废稿堆里捡出此稿，给予发表。这样的人不是知音，还有什么人才算知音？ 陈君对我有恩，也有“怨”，这“怨”从何来？ 1996年我在编辑《稷山诗联报》时，只因对他的两幅副对联做了修改而引起一些误会，加上他不久离开稷山去北京打拼，我们再没有合作的机会，也没有向他解释的机会，我们的友谊也就中断了。 对这件事我一直觉得满腹委屈，不光是陈君一人，还有不少文友（有些已故）对我有误解。我也到“途穷路末”“朝不虑夕”的时候了，我想把心里话说出来，以消除某些还在世的文友的误会。 稷山诗词楹联学会1995年成立，次年决定出刊一份小报《稷山诗联报》，编辑人员有5人。杨山虎任顾问，张大魁任总编，三个副总编，分别是一副王雪保，二副裴海涛，三副是我，并且由我担任执行主编。当时我就提出：我们的东邻新绛出了个《联友》，基本不讲平仄格律；西邻河津既有《黄河诗报》又有《河津楹联》，格律都很严谨，我们该怎么办？王雪保说：“我们当然要严格把关啦，不然要我们这些编辑干什么？”大家都无异议，这就等于是集体决定。 然而我根本没有想到，在稷山懂诗词联律的人不是“凤毛麟角”而是“九牛一毛”。因此在第一期，我便把几乎所有不合律的诗词楹联都改了。当年12月出了第二期《稷山诗联报》《贺百货大楼试运营专刊》。陈君有两副对联很不合律。我给修改时，张大魁说：“这个人的你最好别改。”我说：“不要紧，你不知道我们的关系，事后我给他说。”这天晚上，张大魁把已经制版的清样，拿着让百货大楼办公室主任宁水龙审稿。陈君也在场，一看把他的对联改了，便指责侵犯了他的著作权。张大魁说他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回来问我怎么办。我说，明天我找他说明道理。于是，我们决定连夜重新制版，恢复陈君原作。 起初我以为很可能是两位文联主席之间有些芥蒂，应该与我无关。两天后，我去教育局在城西与陈君相遇。陈君说：“樊老师，我那两副对联你改的好哇！那就应该署上你樊喜庆的名字嘛，咋署我的名字呀？什么平平仄仄，仄仄平平，完全是古人故弄玄虚。什么拗而有救，拗而无救，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我原以为是两位文联主席关系不谐，现在看来问题是出在我身上。这正是“酒逢知己千杯少，活不投机半句多”。我也就没有必要再费口舌了。 当年我为什么要坚持给陈君改联呢？是为了感恩！别人的诗词联不合律我都要改，何况是我被我称之为“难得知音”的陈君的？你想，一个文联主席写出两副严重失律的对联，我还要把它排在第一版最显眼的地方，这与他的身份不相称呀。读者笑话的绝对不是我，而是他。这一点当时的陈君不能理解，现在可能有所理解吧。 如果陈君现在还没有理解，就请重温一下《愚老大笑传》：愚老大不懂戏剧艺术，人家八千岁明明没唱错，他却翻了板，弄得人们啼笑皆非。我非常感谢杨志遐老先生，他给我讲了一段很好的寓言，这个故事对杨老先生也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当年不仅在我们稷山，后来我担任《河东诗词》主编，稿件来自全国各地，有些七八十岁的老人，写了一辈子“诗”、“联”，竟然不知道诗词楹联要讲平仄对仗。那些轻律、非律、甚至主张改律、废律的人很多。现在，我们国家高考都要考对联、诗词，央视一套每年要举办几次《中国诗词大会》，元宵节要搞征联活动；如果诗词楹联格律很扯淡，为什么国家这么重视？当年我和陈君的一点误会，早就化解了。我是想告诉那些至今还对我国独有的格律诗词楹联存在偏见的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文学瑰宝！ ——发刊制作：薛前发 微信手机同号13293971786 【稷山文苑】人生难得一知己——我与杨山虎张大魁的交往// 稷山 樊喜庆 稷 山 文 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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