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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19日，对我来说是个黑色的日子，在全国上下全力抗击疫情的非常时刻，父亲因肺气肿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思念的日子里，就想把父亲一生的清苦、清廉、清乐记录下来，让思念在文字间流淌绵延……在战火连天的1938年，父亲出生在洛宁县一个贫穷偏远的深山小村庄里，在日本举起白旗的那年，奶奶就撇下了七岁的父亲和一岁多的姑姑撒手西去了。幼年丧母对孩子精神的打击、心理的摧残是相当严重的。解放之后，父亲的家又被划了地主成分，爷爷续了弦，随着3个小叔叔的降生，家里更加缺吃少穿，父亲和姑姑的生活也是雪上加霜。那年，姑姑得了怪病，眼看就不行了。其时，村里有家人杀了一只羊，煮羊肉的香味，飘到了姑姑床前，姑姑就少气无力的央求爷爷让她喝一碗羊肉汤。爷爷看着姑姑快要不行了，不想再浪费钱。父亲就跪下恳求爷爷：“妹妹就要走了，就算您尽尽心，让妹妹喝一碗羊肉汤再走吧。”爷爷拗不过父亲的乞求，给姑姑买了一碗羊肉汤。热气腾腾的羊肉汤端到姑姑面前，姑姑狼吞虎咽喝完了一大碗羊肉汤，出了一身大汗，病竟然痊愈了，一碗羊肉汤救了姑姑一条命。从此，姑姑健健康康，如今依然健在。父亲天资聪慧，从小就有执着、坚韧的性格，一心扑在学习上，从小学到中学，父亲学习成绩一直很好，门门考试都是一百分，大家送他外号“造百分机器”。学习给父亲带来了希望和无穷的乐趣，父亲坚信知识改变命运，他要鲤鱼跳龙门，闯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前途来。爷爷也是个明白事理的人，家中的日子再难，也咬着牙供父亲上学，当然，这中间也有父亲的毅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利用假期上山捡柴、采药或者求亲告友筹借学费总算支撑到高中毕业。
1957年，父亲高分考上了大学，这也是我们村里多少年来唯一考上的大学生，全村的人都来道贺。以父亲的高考成绩可以有多种选择，但家中的实际情况决定了父亲必须上师范，因为当时师范学院的学生国家是全供的，所以父亲就上了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即现在的河南大学。去上大学前，全村的人一起凑份子，才给父亲凑了一些路费和生活费，父亲带着全村人的希望走进了开封师院。大学的四年，父亲的生活非常艰苦，除了上课，就在图书馆看书。贫穷的父亲因为无钱买饭票，其他同学都出外游玩或参加体育活动，父亲却悄悄地躺在宿舍的床上看书，静静地躺着，不活动，减少体力的消耗，让肚子“不饿”，父亲就是这样有一顿没一顿、以自欺欺人的方式解决了吃饭问题。大学四年里，父亲冬天一个棉袄，夏天一身背心、大裤头，晚上洗洗，白天穿上。这四年可能也是父亲和母亲谈恋爱的四年。父亲受地主家庭的影响，从小就养成了规规矩矩，唯命是从，从不乱说乱动的习惯。庆幸的是另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少女相中了父亲，如果没有那个文静贤惠女子的帮助，父亲既不能在学历上得到深造，也难在事业上取得成功。这个女子，就是我的母亲。父亲上大学时，母亲已是小学教师了，每个月从她那29.5元的收入中省出来一部分接济父亲，使父亲的大学生活有了保障。大学四年里，父亲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博览群书，读了大量的文学名著，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本功底。
父亲师范大学毕业后，被县里分配到中等师范洛宁师范学校教书(后改名为洛阳市第三师范学校），“师范”二字对父亲十分有缘，“学高为师，德高为范”。学校相比之下是一片净土，父亲就像一支洁净纯白的粉笔，在黑板这块夜空中磨损自己，培养桃李，增添了无数的星辰。然而，形而上学的教学秩序，不能充分展示父亲的才华。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哪有不做文学梦的，于是，父亲的文章时不时的出现在各种报刊上。那个时代有一种特殊的观念，一个教师，只有搞教学才是“务正业”。学校领导批评父亲“不务正业”，作为出身不好的父亲，谨言慎行，当然不敢越雷池半步，吓得他赶紧悬崖勒马，老老实实当教师，撰写正业文章，如：谈如何指导作文？如何修改病句？文言文中的使动意动等文章。父亲从教时基本与文学写作“绝交”，但是在教育界还是小有名气的。1962年因国家处于极度的饥饿年代，洛宁师范为此解散。父亲受其影响被调往洛宁小界中学任教，后又被调到洛宁五中，也就是父亲老家上戈乡上戈高中。母亲也随着这次下放大潮，由一个正式的公办教师，下放为民办教师，最后因为母亲是地主身份，连民办教师也不让干了。因为父亲书教的好，母亲当教师时工作积极认真，在乡政府教育办极力推荐下，母亲被安排到离上戈高中30公里以外的一个叫庙沟的深山老林中去教书。庙沟位于海拔上千米的庙沟山的山沟中，沟里只有四户人家，一户一道沟。分前沟、后沟、当沟，南沟。这四户人家有6个孩子，这里没有学校，孩子们都八九岁了，还没有上过学。母亲到村里后被安排在当沟一户张姓的家里住下。张家房子较宽余，分给母亲了一间草房既是母亲的居室，又是孩子们的教室。母亲的土炕旁边有一根长木条的床边，这便是孩子们的课桌。土墙，是孩子们的黑板，课本儿是父亲提前准备好的，买了大白纸，手工蜡纸刻印，油印装订成册。6个孩子年龄参差不齐，无法按正常的年级课程学习，母亲统一教完一年级的书就学二年级的。每到学生们该换课本的时候，父亲就默默地把刻印装订好的课本送到庙沟母亲这儿。母亲不分节假日，辛辛苦苦用了三四年的时间把这6个孩子小学五年的课程全部教完。在庙沟那个深山老林中，白天经常看到野猪、野兔出没，夜里更是山风呼啸，鬼哭狼嚎。母亲带着年幼的我，找来木头、木棍顶紧门窗，可还是吓得心惊胆战，无法入睡。
我最盼的就是到了周末，父亲就会从上戈高中走30公里路来看母亲和我。三四年来，每周如此，父亲来了会为我们带一些山外边的日用品，还会给学生们带一些连环画本。几个孩子该到山外去上中学了，母亲也重新回到了杜河中学教书，这一教就是20多年。母亲出了深山，一家人又团圆了，父亲也安心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举国欢腾，迎来了文坛的春天，父亲情不自禁拿起了笔，写了一首抒情诗《公社秋》发表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河南文艺》（即《奔流》杂志）上，记得当时父亲非常兴奋，领回了稿费给妹妹买了一辆儿童车。接着《倒装句子》、《官魂》等相继问世，应该说父亲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除了诗歌还发表了不少散文、小说、评论和教学研究文章，此时，父亲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高峰期。那时，父亲在上戈高中任语文教研组组长，教课之余，父亲为学校的文艺宣传队创作了快板、相声、三句半等作品，宣传队排成节目，在校园、乡里露天剧场或到农村田间地头去演出。那年，父亲写的剧本《园丁之歌》、《雪地红灯》在洛阳地区文艺汇演中获得一等奖，奖励父亲20元人民币。那时的20元可是一笔大收入，父亲每月的工资才几十元。父亲拿到奖金以后给妈妈买了一条红围巾，给我买了一件黄色的小军大衣，给弟弟买了一个玩具小汽车。穿上军大衣，我高兴极了，见人就神气地说:这是爸爸给我买的，这是解放军穿的大衣呀！七七年恢复高考后，父亲所在的上戈高中的高考成绩引起轰动，他们学校的事迹上了《河南日报》的头版头条，父亲和同事们的照片也刊发在《河南日报》上。父亲是县里语文教学权威之一，父亲很会猜高考作文题，几次高考的作文题都被父亲猜中，高考阅卷、出各种统考试题总有父亲的身影。 父亲的教学成绩和创作水平引起了河南日报的关注，时任河南日报副总编关涛亲自到洛宁县来采访父亲，并写了采访稿《开拓者》刊登在河南日报头版头条，文章里有一句话:”上戈高中的大门楼上有两盏红灯，其中一盏就是人民教师杨守智。”对父亲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经过河南日报的报道，父亲名声大噪。父亲在大学的同学、老师，还有郑州大学的领导都跟父亲来信，邀请父亲到省城教书，父亲当时考虑到母亲和我们兄妹三人不能一同进省城安家落户，也都婉言谢绝了。八零年国家又出了新政策，取消了成份论。洛宁师范也恢复了，父亲又被调回了洛宁师范，我这个地主成份的孩子，也有幸参军入伍，成了一名军人。最是让我感动的是父亲为了我们这个家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在他创作的高峰期，为了使我们姊妹三人能够转成非农业户口，就放弃写作，为评中级职称奋斗拼搏，终于在1982年底被评为我县第一批讲师，把我们姊妹三人的户口从乡下迁到了县城，母亲也落实了政策恢复了正式教师，我们一家人才在县城安了家。从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父亲为我们开创了新的生活前景。
1984年机构改革，是父亲的人生之路的另一个转折点。《河南日报》在选拔中层干部时，竟然派人到小县城来考察父亲。当时的地委领导闻讯后坚决地把考察组挡了回去，说要就地提拔重用。不久，做了20多年教书匠的父亲，告别了教坛成为县委宣传部正科级的副部长。弃教从政18年的宦海生涯，父亲说这一阶段让他更加了解了人生，认识了社会，懂得了一些为人之道、处世哲学。在宣传部工作的18年里，上级考虑到让父亲到师范任党委书记兼校长，也考虑让父亲去县委党校任校长，或去县直机关任工委书记，这些都被父亲谢绝了。父亲说，我年龄大了，把重要的岗位让给年轻人，我适合在部里当个助手，干点儿写写画画的工作，足矣。就这样父亲从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职位上一直干到退休。
父亲阴差阳错的18年从政之路，我认为是命运在捉弄父亲。父亲的性格中书生气太浓，而书生气和政坛是格格不入的。父亲的梦想一直是文学，在文学的天地间父亲可信马由缰的畅游。父亲从政的18年，品尝了人生百味，虽然不能说是失败，但绝不成功。父亲一介书生，为人谦和，处世坦荡而无城府，没架子，不设防，但仕途韬略实非其所长。做官难，文人做官更难，想必父亲的内心也充满了苦涩和无奈。父亲为政期间，两袖清风，清正廉洁。到县城工作多年，一直住在师范学校破旧的庙里。90年代中期，县委分家属房，每户要交3万多元的购房款，父亲没钱买房，要放弃这次机会。当时我在外地市工作，知道后，考虑到父母日渐衰老，还没有一个稳定的、良好的居所，作为长子心有不忍。我工作多年手里也有些存款，又筹借一些，凑够三万元给父母在县委家属院买了一套小三居。别人家都在新家精心装修，父亲只是在新家里装了必须的生活用品后，就搬了进去。虽说是白墙、水泥地，可父母亲很知足、很满意，一直住到现在。父亲退休了，退休后的父亲没有感到失落、空虚和寂寞，相反就像卸下了枷锁，身心释放后的轻松、摆脱俗务后的自在溢于言表。父亲又开始做起了他的“文学梦”。父亲18岁考试上大学中文系后便做起了作家梦，23年的从教和18年的宦海生涯，这个梦想一直深埋在父亲的心里不曾忘怀。父亲年逾花甲却自我加压，秉烛笔耕，用短短五个月的时间整理旧作、创作新作，很快完成了一本书的书稿。父亲把书名定为《寻梦园》，取意寻找失去的梦。父亲65岁出版了个人文集《寻梦园》，父亲感到很欣慰，圆了父亲追求一辈子的“文学梦”，丰富了父亲的晚年生活。父亲说，老年像收获了的初冬的田野，虽然空旷，但是经过了春的幻想，夏的热烈，秋的丰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便于冬的冷静思考，退休是人生的星期天。父亲在退休的“星期天”里冷静思考，焕发了文学创作的第二个春天，笔耕不辍，接着又出版了文集《残荷听雨》。
父亲这两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洛宁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寻梦园》是升腾在我县文学天空的一颗璀璨的明星，她照耀着洛宁文坛的今天和明天，其影响、意义将会冲出县域，走的更远。”父亲晚年的文学之路并不孤单，父亲有一群文学老友，如梅松茂、薛荣彩、贺年池、张汉臣等，他们经常聚会，聊生活、聊作品，其乐融融。父亲是县里的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被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聘为教员，平时父亲去给学校、机关和文学爱好者上文学课、讲评文章、写评论，为他们出书写序，忙碌的文学活动，使父亲的晚年生活更加丰富、充实，快乐幸福。然而，父亲的晚年幸福却那么的短暂。2020年春节前，父亲多年的肺气肿病突然严重了，在妹夫家的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妹妹和妹夫精心服侍床前，可父亲的病不见好转，不得已我们送父亲到洛阳市三院治疗，病情稳定后，出院回家静养。庚子新春临近，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国人受难，居家防范，此时父亲的病也反复严重了,我们准备二次送父亲去洛阳市医院治疗，父亲坚持要等到疫情过去再去，并说要遵守国家号令，待在家，让我当医生的妹夫给打打针、吃点药就行了。春节过后，父亲病情突然恶化，被送到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抢救，没有几天，父亲就驾鹤西去了。父亲有一个未了的心愿。父亲对我说：我一生没给你们留下一点财产，在上戈老家农村盖了几间土坯房，还是半成品，也没有住过一天，我想从老家的老屋走。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我立刻行动，回到上戈老家的老屋，开始修缮，村里我的老同学杨超民、郑德虎、王建章以及村里附近的村民见我要修建老屋，都自发的过来帮忙，没几天，老屋的院子、房屋就修缮一新，完成了父亲生前没有完成的半拉子工程，也让父亲在他唯一的、自己盖的房子里停住了3天，满足了父亲从老家老屋离开人世的心愿。父亲离世后，按照父亲生前的遗言，我们没有通知任何人，疫情期间，一切从简。可在埋葬父亲的头一天，疫情有了好转，所有道路取消卡点，车辆可以通行。下葬当天，我们送父亲去墓地安葬，从老屋到墓地约有2里多的路程，闻讯而来的亲朋好友自发在小路两边等候，三三两两的人们手持白花默然肃立来送父亲最后一程。父亲走后，得到信息的父亲的老友故交、学生、朋友，纷纷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他们的问候、思念和遗憾，打开手机有在网上为父亲开追悼会祭奠的，有为父亲写悼念文章的，父亲故友在文中写到：
在失去父亲的痛苦中，我们度过了20多天，“三七”那天我们兄妹前往父亲墓地去祭奠。没想到在通往墓地的小路两旁，树枝上、野草上到处挂满了小白花和白纸条，拿起来一看，上面写着：杨老师一路走好！杨部长清风正气一路走好！恩师仙逝，晚辈泪奔......当我们行至坟前，整个墓穴旁边鲜花满地，鲜花围绕着坟墓，像一个大花篮簇拥着父亲的坟头。坟墓两侧还有人留下诗句：一代文学宗师驾鹤西去，竹乡人民泪湿衣。文学泰斗驾鹤西游，无数搦管信徒含悲相送......瘟疫无情，人有情。疫情挡不住祭奠者虔诚的心，感谢惦念父亲和这些无名祭奠父亲的亲朋好友，你们—让我们感动、感恩、感激！愿父亲泉下有知，安息吧。父亲走了，走在二月的春风里，走在人们的思念里......
【作者简介】杨牧童，1962年生，当过兵，下过海，从过政。2000年受聘于中国新闻驻豫记者、站长、支社社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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