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基永/文） 梁家是广东清代重要的名门望族之一，承伯生在这个家族，这个时代，他以自己的努力，将家族历史尽量还原给后世，这也是吾国文脉得以传承的原因之一。 梁承邺教授向中山大学历史系捐赠《梁方仲文集》 避疫困居，每天听到或好或坏的各种消息，精神也慢慢麻木起来。7月9日下午，正路旁等公车时，微信朋友圈滑到沈复兄发布的梁承邺先生辞世的噩耗，我禁不住抬头，看着黄昏逐渐变暗蓝的天色，深深呼吸一口气，仿佛他就站在我身后，喊一声“承伯”，他就笑呵呵地走上来，继续说着旧日的掌故和琐谈。 我一直称呼他为承伯，公开场合也叫梁老师，有时候一起出席研讨会，有学者会问我们是不是亲戚，其实承伯是广州番禺黄埔村梁氏，与我们家西关南海梁氏本不是一枝。二十多年前，荔湾区修方志时，我与承伯初相识。他问起我家世，因说起他的曾祖父与我高祖是好友，又清代富商之间的联姻交往复杂，家曾祖母也是黄埔村的大姓，与天宝行梁家有连姻之好，这也是古代士绅社会的一种维系。承伯赠书给我，必写“世兄”，这也是古风的遗存吧。 天宝行梁家，是广东近代有数的世族之一，承伯家藏一方印章，上面写着“四世三卿”，实非虚言。天宝行在嘉庆初年由梁经国创立，是十三行之一，在嘉庆道光之际，跃居十三行贸易之首。经国四子梁同新，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入翰林，官至顺天府尹。梁同新的次子梁肇煌，咸丰三年（1853）又入翰林，父子不但同登玉堂，而且梁肇煌也做过顺天府尹，即北京行政长官，这是广东历史上唯一的例子。 梁肇煌官最显赫做到署理两江总督，其子梁庆桂，字小山，光绪二年（1876）举人，与笔者高祖梁泮同官内阁中书，也一起参加了“公车上书”，后来在光绪末年被学部派往美洲兴办华侨教育，宣统初回国。梁庆桂之子梁广照，字长明，曾留学日本法政速成科，归国后任法部主事，并曾任教于广州国民大学。梁广照的两个儿子，都是著名学者，三子梁方仲（1908-1970），近代史学家。四子梁嘉彬（1910-1995）曾在1936年获得日本旧制文学博士，是战前获得此学位的两位中国人之一，写有名著《广东十三行考》。承伯是梁方仲先生的次子，真正的家学渊源。 以上谈了一些承伯的家世，是想带出他晚年全副身心整理家族文献和父亲史料的缘起。承伯年轻的时候，学的是植物学。大概是继承了梁家血液中的好学基因，一直做到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退休，他蓦然发现自己家族的东西是如此重要且亟待整理。正如歌词所说，“往后余生”，他全部精神投入到祖辈和父亲留下的史料中。 由于他学的是理科，面对家里留下来的各种文物、文献，他很热心，也经常遇到疑难问题。大概是我比较年轻，也略懂一点文物文献，承伯于是遇上不懂的事情“每事问”，我也尽力有问必答，因此经常可以见到很多珍贵的史料和文献。每次要约见，他必先打电话，甚有老一辈的礼数，先问候近安，问近来忙不忙，然后才婉转地说什么时间上门是否方便。他怕麻烦别人，一定要来我家请教。届时必定准时到门口，迎进门来，他也多数有小礼物，有时候是一包茶叶，有时候是一点美国带回来的小礼品，这些都是老辈的礼数吧。然而我更喜欢的是看他从书包里抖出来的物事，有时是梁家数代收藏的书信，有时是一方祖先的名章，有一次更像变魔术似的，从书包中拿出一方手帕包着的清代青花高足盘，下面篆书写着“大清嘉庆年制”字样，我认真看了看，确实是很好的官窑品，承伯脸上露出得意神色：“我家先祖在北京时候带回来的，说是御赐珍物。”半晌，他又低下头，“可惜后来这些东西容易坏掉，又打碎了不少，很多都毁了，算了，不说它了……”他将盘子收好，放回书包中，脸上又恢复了那种天真的笑容。 记忆之中，承伯对着人总是脸带微笑，我见过他十五岁时和父亲梁方仲教授的合照，脸上也是挂着纯真的笑容，倒与教授的严肃形成了对比。对父亲，承伯怀着一种崇高的敬意，特别是晚年，他应中华书局的邀请，整理《梁方仲文集》和《梁方仲遗稿》时，更是费尽了心力，这段时期，也是我们见面最多，获益最大的时候。 梁方仲是近代学术大家，他师从陈寅恪等大家学史，又以家学的关系，深得师辈器重。昔日的岭南大学，后来的中山大学校园，是岭南学术的重镇，梁家在此多年，梁广照与梁方仲父子甚至长眠此间。他们与中大很多名师，如陈寅恪、容庚、商承祚家族都有很深关系，容老还是他们家姻亲。梁方仲家藏的各种史料笔记，生前未整理出版，难得的是未经“文革”毁灭，承伯将这些母亲细心保管的笔记，零页甚至破纸，一一进行释读。这时间他最忙碌的是将笔记复印，自己先认一次父亲的字，然后留下难以释读的和我一起辨认。认字这事情，除了会书法之外，也像认人，看多了自然就懂，慢慢我也学会看方仲先生的字。然而这还不算，承伯又拿出很多中研院时期友朋的信札，这些都是当年方仲先生在中央研究院时期与朋友间来往的珍贵记录，我记得看过的，就有朱家骅、陶孟和、顾颉刚、陈垣等等，这些大学者的字，有的潇洒不群，有的小心严谨，捧读之余，心生敬重。  1953-1955年，梁方仲（时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二级教授）系统地听完了陈寅恪在中山大学所开的《两晋南北朝史料》《元白诗证史》两门课，并做了详细的笔记，经梁承邺教授整理后，收入《梁方仲遗稿·听课笔记》（左图，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一书，右图为梁方仲听课笔记复印件。 印象最深，得益最大的还是整理陈寅恪先生的讲课笔记。梁方仲先生听陈先生课笔记有两百多页，包括《两晋南北朝史料》和《元白诗笺证》两门课。因为是上课时的笔记，方仲先生虽然很认真地记录，但是笔记中有很多谐音字，或者速记时用符号省略号代替等情况。承伯深知这两册笔记的价值，一再嘱托要尽量读出来。我将这两册笔记整整翻看十多次，每次看，总觉得时光倒旋，坐在康乐园红砖房子的回廊上，听着陈先生江西口音的娓娓道来，如坐春风之中。陈先生的学问和讲学方法，至少在当今学界大概是不会再有了。他每讲到一个问题，例如唐诗中的一件小名物，他必将这件东西魏晋时怎样，到了唐代变成怎样，然后明清，甚至近代，都给学生一起讲了，这样每上一节课，学生都自觉养成一种追源溯流的习惯，这是培养通才式史学家的要求。不仅名物的历代关系，有时候陈先生甚至会举出今日在日本还保留这种古风的一些旁证，若这物事来自外洋，笔记中会有拉丁文或者其他外文的旁记，可见先生治学的广博。  《梁方仲遗稿·听课笔记》内文页。 看多了笔记，承伯每次来时，我都和他分享认字和读笔记的愉悦，他虽不学历史，却很认真地听，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中华书局的《梁方仲文集》出版，他扛着厚重的大书，坐公车来到我家，我既感且愧，赶忙接过书将他迎进门，他擦了擦汗，喝一口水，说他又准备出一本纪念父亲的书了。 果然过了不久，他有一次从美国回广州（他公子移居美国，承伯每年有几个月时间在美国与家人团聚）时，又约到我家来，这次从书包里拿出来的不是文献，是一本他自己写的《无悔是书生：父亲梁方仲实录》。里面除了文章，还有很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其中难忘的是1951年，岭南大学历史系学生毕业照，那时候的岭大，是华南最优秀的私立学府，照片中的学子都是西装革履，或者端庄旗袍，不免令人怀想一段黄金年代。 承伯一向身体很好，虽年过八旬，却从不显老态，每次来我家，走路坐车，步履稳健，记忆也很清晰，回忆起西南联大的童年岁月，见过的老辈学者等，如数家珍。有时候开会我们和行商后人如潘家等聚首一堂，免不了开心畅谈旧史旧事，他又热心地推荐学界前辈（多数是方仲先生学生辈）给我认识，如黄启臣、蔡鸿生、李吉奎诸教授，还有年轻一点的章文钦、冷东教授等。 最后一次见到承伯，是去年在西樵山举行的《梁方仲遗稿》（其中包括陈寅恪讲课笔记）八大册首发式，这次仪式邀请了国内史学界很多大家出席，包括白发苍苍的方仲先生和陈寅恪先生的几位仅存弟子。承伯在会上跑前跑后，既是主宾，又要招待来开会的各方贵宾。我遥见他略显疲倦但是脸上依然漾着招牌的笑容，我知道他对父亲作品的心力终于修成正果，他一定很高兴。会后我要先回广州，他走出走廊送我，说书还没正式出来，等印好了一定给我，我特意说，书很重，您这次千万别自己拿，我过去府上拿就好。我请他赶紧回去招待客人，他坚持要送到门口才回头。 回忆到此戛然而止，一回头，走廊上承伯的背影，就是一辈子。后来承伯还约写了一篇黄埔村梁氏某先辈的书评，我至今未交稿，深负故人，其内疚为如何。梁家是广东清代重要的名门望族，承伯生在这个家族，这个时代，他以自己的努力，将家族历史尽量还原给后世，这也是吾国文脉得以传承的原因之一。广东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有故事的家族，今日能说能道的，又有几个？家世与历史，文化和道德，总是一脉相通的，走了这一代书生，以后的路由谁来走，由谁来记录、整理，还有这样热心于家族的老人吗？还会有这样的家族吗？看着天色逐渐变成深蓝，蓝到深邃的天际线也望不见了，我仍然在仰着头瞻望。（梁基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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