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解老，为何鬼谷子和韩非子却解读出捭阖之术与“法”之术

大道乃华夏共有之思想文化之根，儒有儒之道，墨有墨之道，法有法之道，各家各派都从远古的大道精神里汲取营养为己所用。然而，各取一端而不愿互通交流，反而互诘互绌，正如庄子云“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最终造成“道术将为天下裂”。即便同是老子门徒，尹庄不同于鬼韩，张陵迥异乎玄禅。正所谓相由心生，境由心造，心中有道定是道，眼里生魔便成魔。

道德经

且说鬼谷子与韩非子，同样解老，同样一句话，便各自从实验主义出发，从老子天道哲学里悟出了实用型“内圣外王”哲学，拓展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打出了自己的品牌。是耶非耶？既然老子说善恶同出，同名同谓，又何必纠结于此哉！

老子的“道”说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老子哲学核心是“道”，道生万物，万物法道，道法自然。因此，老子尊道而尚自然，自然，即事物本有之规律特性。“将欲歙之”这段话，通过分析事物闭张、强弱、兴废、取与等对立关系的转化，得出“反者道之动”的自然规律，指出天地万物无不依照这一规律运行、转化。因此，何事物都有向它的对立面转换的可能，当事物发展到某个极限时，便会反向转化，此乃自然法则，万物所宗，亘古不易之常理。

老子

按照“反者道之动”的自然规律，物极必反，物盛则衰，理之必然。所以他说：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张开是闭合的征兆，强盛是衰弱的征兆。老子这段话就自然规律而言的，不存在任何权诈思想。

鬼谷子的“捭阖”说

鬼谷子从老子揭示的万物“歙张”之道，领悟出“捭阖”之术，他说：

“观阴阳之开阖以名命物，知存亡之门户，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门户。”

鬼谷子认为，古圣先贤通过观察阴阳的变化而对事物作出判断，了解事物生灭之原由，预测事物发生之进程，通晓人们思想变化之关键，发现事物发展之征兆。

鬼谷子

沿着这一思路，鬼谷子依照事物发展变化之规律，为天下乱局开出处方：

“一守司其门户，审察其所先后，度权量能，校其伎巧短长。”“无为以牧之。”“审定有无与其实虚，随其嗜欲以见其志意”，“捭之者，料其情也；阖之者，结其诚也。皆见其权衡轻重，乃为之度数”

——要始终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关键，度量其智谋，测度其能力，比较其技巧之长短。以“无为”之法来把握它。审查清楚有无、实虚，研究其嗜好和欲望，以揭示其内心所愿。让其开放，是为了侦察其真情；让其封闭，是为了坚定其诚意。上述这些，都是为了让对方暴露出实力、计谋，以便探测出对方的实力程度。

鬼谷子从老子的“歙张”之道的自然规律，发现了人性之弱点，引申发挥了社会人生的“捭阖”之学，是适应当时社会提出来的另类生存实用哲学，培养出苏秦、张仪、孙膑、庞涓等等无数明星实战家。因此，在整个战国时期，他双手黑白，搅动战国风云，成为诸子中最神秘、最闪耀、也是最无所不能的一位明星导师。

鬼谷子

韩非子的“法”说

如果说鬼谷子的学说是对老子思想的变通，那么，韩非子则是“反其道而用之”。他以历史事例来诠释老子思想，在对“将欲歙之，必固张之”一段的解释中，可见韩非子的用意在于借“喻道”而“明法”，为其法治理论寻找依据。

越王入宦于吴，而观之伐齐以弊吴。吴兵既胜齐人于艾陵，张之于江、济，强之于黄池，故可制于五湖。故曰：'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

晋献公将欲袭虞，遗之以璧马；知伯将袭仇由，遗之以广车。故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起事于无形，而要大功于天下，'是谓微明'。处小弱而重自卑，谓'损弱胜强也。'

韩非子以越王句践、晋献公、智伯等为例，将“将欲歙之，必固张之”的自然规律完全用在权谋上。他解释说：

越王句践战败后被押到吴国从事卑贱的差事，却怂恿吴王北上伐齐，以削弱吴国。此时的吴军已在艾陵战胜了齐军，势力扩张到长江、济水流域，又在黄池盟会上逞强。由于出兵在外，久战力衰，所以最终在太湖地区被越国制服。所以《老子》说；“想要缩小它，必先扩张它；想要削弱它，必先强化它。”

晋献公想偷袭虞国，就把宝玉良马赠送给虞君；智伯将要袭击仇由，就把载着大钟的广车赠送给他们。所以《老子》说：“想要夺取它，必先给与它。”这种不露形迹地做成大事，而功成于天下的做法，“这就叫微妙的明智。”处在弱小地位时能注重谦卑克制，说的便是“弱能胜强”的道理。

韩非子

韩非子是第一个“以道释法”得出与老子思想主张截然相反结论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与他的老师荀子有关一脉相承而有所不同。荀子曾三次担任以黄老道学为主导的“稷下学宫”的祭酒（校长），作为一代大儒，荀子心胸开阔，对道墨法阴阳诸家均能广采博纳，为己所用，因此他有黄老道家的法术思想，因此他在孔子“礼”的基础上，提出“礼法”并用的思想。

韩非子则舍礼而就法，借道而弘法，开辟出自己的学术领域，成为法家之集大成者。但是他的《喻老》《解老》却赋予老子思想以权谋伪诈之术，这也给后人曲解老子和《道德经》开了先例。

到了宋代，苏轼借此认为老子重无为而轻天下，韩非子得老子之学而“遂至残忍刻薄”。而朱熹则直接说“老子便是杨氏”，他把老子和杨朱（为我，一毛不拔）说成一个人，予以批判，说他是阴谋家“心最毒”。程颢、程颐则说老子在玩文字游戏，时而教人返璞归真，时而又教人玩心计，“其言自不相入处如冰炭”，太自相矛盾了。

朱文公

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老子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大的冤案，冤就冤在被误读、被曲解，把一个敦敦教导人们“复归于婴儿”“赤子”之心的老人，说成“心最毒”的“权谋家”，可不就是一桩冤案吗？

当然，这也不能全怪鬼谷子、韩非、苏东坡、程颢、程颐、朱熹他们，因为他们各为其学。在导致误解方面，老子思想太过玄深，一言万端也是原因之一，加上众多读者偏听一面之词而不求甚解，也是一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