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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九七零年一月五日凌晨1时0分37秒，东经102°35′，北纬24°06′，在距离地面13公里深处的地球外壳，发生了比日本广岛原子弹强烈四百多倍的猛烈爆炸，整个大西南猛烈地摇动起来。  昆明西郊海源寺里有一个地震观测点，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一个基准台，由于地震太强烈，这里唯一的一台地震仪都被震得出格了，无法确定这次地震的震级和震中位置。 美国有关地震台网当日向世界报道：中国西南发生8级以上强烈地震。 日本地震观测站估计震中位于北纬25度，东经103度，震级在7.5级左右。 台湾气象局称：这次地震震中位于北纬28度，东经100度的大陆西南部，震级7.8级。 泰国报纸于1月6日报道“滇省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并接连数天登载有关这次地震的新闻。 这些世界各地的地震台网和新闻媒体，都不同程度地认为这次地震发生在云南省人烟稀少的高山、峡谷和森林地区，危害极小。 真实的灾情究竟如何呢？ 请看有关报告： 1970年1月5日1时许，正值午夜，云南省南部通海地区发生7.8级强烈地震。宏观震中在通海县高大公社五街附近，震中烈度为十度，震源深度约13公里。受害地区包括玉溪、通海、峨山和华宁等地。在极震区，民房几乎全部倒毁，仅剩残垣断壁，偶有木架尚存，也都七斜八歪。  这次地震，震害波及的范围达8880平方公里，其中重灾区约1777平方公里。在地震期间沿北西方向的曲江断裂带，产生了一条断层，该断层西起峨山，向南东经梅子树、通海高大，至曲江北面，全长约60公里，宽约20米，总体走向为北西60度。 它不受地形、岩性等限制，横切谷沟和山脊，穿过不同时代的断层，似刀切一般，展布于曲江河谷北岸。 曲江两岸的高大乡，8000多人中有2300余人震亡。仅普丛村的70户人家，就有10户全部死难，全村死亡613人。 位于震中位置的五街村，原有597人，194人死难，其中年龄最小的刚出生两小时。 槽子村原有25人，20人死难，仅留下两位老人、一位妇女和两个小孩。老茅村原有150余人，有近50%的人死难。  悲惨世界里的生灵 驻扎在高大乡的公路建设七团，有15个刚下夜班的民工到厨房里吃饭、烤火。 地震时，一堵粗厚的土墙向他们压去，未等他们明白发生什么事情，许多站立着的人就被墙体从头压向脚掌。 当人们把他们刨出来后，看到的是这样一幅被地震定格了的惨状：15个人变成了15团肉饼，变形的嘴里还含着饭菜，火塘附近的人则被烧成了焦尸。 峨山县城有逢5赶集的习惯，1970年1月4日下午就从四面八方汇集了许多前来赶集的旅客和农民，两层楼的大旅社爆满，还在过道上加了地铺。地震时，绝大多数旅客遇难，死亡200余人。 昆明工学院140多名教职工，从省城昆明来到峨山县小街公社“五·七干校”学习，接受政治洗礼。 按照当时的阶级划分，在这140多人中，有90多人是“革命群众”，有40多人属于罪该万死的“牛鬼蛇神”。 90多名“革命群众”住在条件较好的农场大仓库里，过着军事化的集体生活，而那40多个被打入另册的专政对象，住在低矮的“牛棚”里。 地震发生时，大仓库里的90多名“革命群众”，被厚重的墙体和巨大的屋架整整齐齐地打死在床上，无一幸免。住在“牛棚”里的“牛鬼蛇神”却全部躲过浩劫，幸免于难。 解放军某部驻扎在峨山县红旗公社（现锦屏乡）通讯团营房里的136名女兵，刚刚在1969年冬季征兵中光荣入伍，军装上还未正式佩戴领章帽徽，她们正在这里接受集训。 大地震发生的顷刻，也许震魔不愿伤害这些豆蔻年华的女兵，她们住的营房竟然没有倒塌。  姑娘们在极度震骇之后，以军人的速度飞快地奔出营房。在寒冷的夜空下，她们仅穿着内衣和内裤，发呆地站着。只听一声哨响，部队首长发出了“保护油库”的动员令，幸存者们开始集合起来。 这时，女兵们才发觉自己穿得这么少，羞涩之心使她们涨红了脸。 她们看看自己的营房尚存，就不约而同地冲进去寻找衣服。须臾间，一次强烈的余震发生了，本来已岌岌可危的营房顿时全部垮塌，女兵们就这样全部惨死在屋里。 这些惊天动地的巨变，这些毛骨悚然的镜头，一切都发生在不到10秒钟的时间里。而当时正值深夜，因此，只有极少数幸存者目睹到这“瞬间的劫难”。 一位姓王的小学教师回忆说，地震前我一直在看报纸，但心慌得无法静心阅读，没过多久，只听到“当”的一声巨响，就像在地下放了一声闷炮一样。灯火随之熄灭，平时放在桌上的电筒也滚落下来，只感到房子摇动起来。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门窗、土基、瓦片压在地下。 当我挣扎起来时，爬过去摸摸那边，不像自己的房间，爬过来摸摸这边，也不像妻子、儿子的住处。我无法辨别房间的方向，头脑里什么也不会想。 过了一会儿，我继续摸爬，发现整个房间全是土块、木板。抬头望望，眼前有一条蓝色的影子，可怎么抓也抓不到。我只好向蓝影爬去，用手一摸，原来是个大洞，洞外是蓝色的天空。  代办村有一个妇女，地震前三四天生下一个男孩。地震时，这位妇女不幸遇难，别人把娘儿俩刨出来放在一块，大家都认为娘俩死了，准备埋完其他尸体，再返回来埋娘儿俩。 可是，当人们返回来时，看见那个孩子已经醒来，不哭不叫，正扑在他娘的尸体上吸食乳汁。 通海大地震，震动了西南，震动了全国。 远在北京的中央地震工作领导小组，当时就获知了这个消息。 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副组长刘西尧亲自调兵遣将，指定刘英勇带队，组成“通海综合地震考察队”(15个单位的250余人参加)，飞赴灾区，开展抗震救灾、灾情调查与观测等工作。 地震发生在凌晨，几个小时后，第一批救援人员就出现在地震灾区。获悉了通海地震灾情的玉溪专区革委会，一方面立即派出专区机关工作人员和厂矿工人，连夜赶往通海县城。 北京方面火速召集了第一批医疗队，当夜72名队员乘专机到达昆明，随即乘汽车赶到通海。一下车，医疗队立即奔赴县城和其他6个公社的8个重灾区。 从1969年8月开始，中国的政治又多了一份重要内容——“要准备打仗”。因此，当通海大地震发生后，灾区的不少干部、群众都认为：核战争爆发了。 高大公社革委会主任李祖德在一份材料中说：“强烈地震发生后，我家里10口人全埋在倒塌的土墙底下。一个念头在我脑里闪现，是不是帝、修、反搞突然袭击，对我国发动了侵略战争？我是公社革委会主任，应立即召集民兵投入战斗。” 一位姓张的小学教师说：“地震发生时，我住的老房子全倒塌了，我挣扎着爬出去一看，淡淡的月光下，整个村子已变成一片残垣断壁、土块瓦砾，哭泣、呼救的声音响成一片。我当时想，肯定是敌人的原子弹打进来了，才会造成这样的悲惨场面。” 一位当年的民兵回忆说：“地震第二天，天上飞来了大飞机，我们以为敌人来轰炸了，立即跑到甘蔗林里，用一支没带子弹的老式步枪瞄着它。” 一位极震区的老人对我说，地震发生后，在他们村头，地陷下去一大块，当时有人说，那是原子弹爆炸的弹坑。  五街村的皮绍汉说：“由于认为是战争爆发，怕敌机来轰炸，所以夜间不准点火，到处漆黑一团。我们怎么救人？当时，我们村有315人埋在土堆瓦砾下，大家摸黑救出了121人，许多人却被埋死了。如果允许点火的话，我们村至少还可以救出60多人。” 通海大地震发生时，全国处于极度紧张的战备状态中，由于“文革”武斗迭起，社会混乱，生产锐减，物资奇缺，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在灾民最缺乏填充肚皮的食品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成了名副其实的“精神支援”：各地源源不断地送来数十万册红宝书、数十万枚毛主席像章、143514封慰问信。 灾区人民似乎得到了巨大的精神力量，“精神”完全超越了一切，人们自然而然地“旷傲而崇高”起来。 灾区人民除了向国家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之外，还提出“三依靠”——依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依靠集体的力量来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国家对国际援助的态度是：我们感谢外电，但不要他们的物资，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内债、外债都没有，我们不向他们化缘。我们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拒绝外援，各灾区纷纷退款、退粮、退物—— 云南省抗震救灾办公室当即退回各地捐款11.5万元； 通海县的黄龙大队只收下红宝书、毛主席像章和慰问信，别的物资，全部退还。 以1966年3月8日5时29分的邢台地震为标志，20世纪中国地震一个罕见的“高潮幕”随之来临。严峻的地震形势引起了政府的极大关注。 从1969年10月起，拟议中的“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 中国地震科学家怀着“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伟大抱负，决心“首先”解决这个世界难题，通海大地震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这场与六年后的唐山大地震相同震级的地震，重创了通海、建水、峨山、华宁、红塔区一带，波及面积达8800平方公里，造成七县区15621人死亡，死亡人数仅次于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和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受伤人数超过32431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死亡人数超过万人的三次大地震之一。 震中通海县伤亡最为惨重，全县死亡4426人，占当时总人口的2.64%。 尤其对于亲历了那场地震的人来说，那个梦魇般的日子始终未曾远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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