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于今年获得了上海市科学普及奖二等奖，获奖项目是“探索生命世界的奥秘：生物学文化相关科普图书的出版”。 我从2007年正式开始科普创作以来，已经从事了13年的科普工作，现在更是以此为主职。但并非谦虚的是，我对这13年的工作并不满意；至少就原创的书来说，我觉得没有一本书真正达到了我心目中的理想水平。当然，要想达到那种理想水平，这么多年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积累。直到这两年，我对于自己究竟要做什么样的科普工作，才总算是有了比较全面而详细的目标。 所以这次获奖，大概可以算是一个标志，代表了我科普生涯第一阶段的结束和第二阶段的开始。下面我就在目前已经出版的23本书中，挑出9本代表作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第一阶段的工作和经验。之所以是9本，只不过因为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布时最多只能配9张图而已，没有别的意思。这里面有些评点，就是我在报奖材料里所写的内容，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发。 1. [美]蕾切尔·萨斯曼著，刘夙译《世界上最老最老的生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这是一位美国艺术家的旅行摄影随笔集。她周游世界七大洲（包括南极洲！），去寻找各种年龄在2000岁以上的古老生物（虽然大部分是植物，但也有动物和微生物），为它们拍照，并把自己的所历所感记录下来。这类强调个人感悟的作品，是目前国内市面上比较常见的一类博物学著作，其实总的来说我不是很喜欢，所以我翻译和原创的所有书中，也只有这一本是这种类型。 这是我翻译的第3本书。现在看来，译得不太好，最大的问题是原书的语言很平实简单，但我在翻译时故意用了很多文雅甚至冷僻的词语，实际上没有遵循原文风格。后来我见过一句评价这种翻译的话，觉得非常有道理（大意）：“如果你用文绉绉的汉语词去翻译英语里的简单词，那么英语里那些真正文绉绉的词你又要怎么翻译呢？” 这本书是北大社的编辑周立刚老师找到我请我翻译的。我在科普生涯第一阶段翻译的所有书都是这种“被动式”翻译，就是编辑拿着书来找我，而不是我自己主动拿着想译的书去找出版社。被动式翻译的好处是，可以了解到自己不会主动去了解的一些书和领域，由此可以开拓眼界。所以，今后我仍然欢迎各个出版社的编辑拿着书来找我翻译（但我会有一些要求，见下）。 2. [美]艾米·斯图尔特著，刘夙译《醉酒的植物学家：创造了名酒的植物》，商务印书馆，2017年。 这是一本介绍制作鸡尾酒的植物的书，通过鸡尾酒主要以植物为原料制作这个独特的原创思路，从植物的角度介绍了世界鸡尾酒文化和与之相关的其他许多文化知识，是“轻阅读”的范例之作。 所谓“轻阅读”，就是以满足好奇心和其他趣味为主、不需要多思考的阅读。轻阅读作品提供的大都是碎片化的知识，本身内容往往也是由短小精悍、可以独立成篇的短文组成。它们是目前图书市场上较受欢迎的类型，虽然有不够深入之嫌，但能以充满趣味的图文和渊博的视角调动起读者的兴趣，甚至成为读者愿意深入了解相关领域的入门书。 这是我第一次和商务印书馆的余节弘老师合作。非常感谢他给了我这个机会去了解一个我本来没什么兴趣的领域（酒文化）。当然我还要强调的是，我之所以接下这本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中有很多没有中文名的国外植物。我和刘冰（现为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从2006年就开始整理世界植物科属名录，为中国不产的植物选拟中文名，到今年也已经14年了。如果翻译工作能和我们的拟名工作结合起来，那我当然会优先选择这样的书。 3. [英]马克·切斯、[荷]马尔滕·克里斯滕许斯、[美]汤姆·米伦达著，刘夙、李佳译《兰花博物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这是一本大部头的植物图鉴，其中收录了全世界600种兰花的照片和介绍。像这种图鉴类著作，是当前国内图书市场上最常见的博物学著作的类型之一，即使定价昂贵，愿意买的人也很多。这本书的3个作者中，有两个是业内人士。马克·切斯（MarkChase）是著名兰科分类专家，马尔滕·克里斯滕许斯（MaartenChristenhusz）是一位致力于把最新的植物分子分类系统介绍给公众的学者（不过这个人也有很大争议），他有另一部大部头的著作，介绍最新的被子植物分类，已经由辰山植物园的钟鑫等人翻译完成，即将出版。 我在这里说几句实话，希望没有冒犯到和我合作的编辑和其他朋友：其实我不太愿意翻译图鉴类科普，觉得深度不够，对个人知识水平没有很大提升作用。但我之所以不断接这类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介绍了很多没有中文名的国外植物，如果我不翻译，别人就很可能译出一些不理想的中文名。事实上，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我和多识植物百科（这是我主持的植物百科网站，本文最后还会详细提到）团队的冯真豪老师把兰科系统整个梳理了一遍，给大部分属选拟了中文名；换作别的译者，不一定能做这么深入的准备工作。 4. [英]克里斯托弗·马丁·加德纳、[英]巴莎克·居内尔·加德纳著，刘夙译《丝路之花》，人民邮电出版社，2019年。 这本书的作者是夫妇。他们长年作为导游，带领专门的植物爱好者旅游团队在丝绸之路沿线观赏拍摄野花，这本书就是他们用多年积累的照片和经验撰写的图文并茂的“导游词”。 为什么我要接这本书，相信大家已经很明白了：因为它也介绍了很多没有中文名的国外植物。特别是书中介绍的土耳其、伊朗、中亚诸国都是植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国家，但长期以来国内关注不够。翻译这本书期间，辰山植物园正好给了我一次到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出差的机会。我在邱园的图书馆里找来《伊朗植物志》《土耳其植物志》等不易见到的资料，借此为书中许多植物（包括鸢尾属、番红花属、郁金香属、秋水仙属等许多著名宿根花卉）拟定了比较合适的中文名。 5. [美]罗斯·贝顿、[英]西蒙·莫恩著，刘夙译《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植物分类指南：75科常见植物的鉴赏与栽培》，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0年。 这是今年我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图鉴。我们的世界植物拟名工作进展到今年，绝大多数科和大部分属都搞定了，所以在翻译这本书时，新拟的名称已经不太多了。 此书出版之后，原定在北京有几场线下讲座。由于疫情的原因，线下讲座全部取消，改成了两场线上的带货直播。我在两次直播中都表达了一个意思：英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有数百年的博物学文化积累，不仅相关图书的编写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工业，而且其视野非常宏阔，往往从全球取材。这几年，我们老说要“走出去”，把中国植物和植物文化介绍给世界。比如今年“五一”期间，在央视播出的纪录片《花开中国》就是讲中国原产的花卉今天如何在全世界广为栽培（我也在其中“牡丹”一集开头露了一下脸）。虽然我认为这个工作确实很重要，但我更愿意做的是“引起来”，把国外博物学（以至整个科学）的积累和视野介绍给国内。毕竟，我们作为刚复兴的大国，科学文化上的欠缺太多了。按照人类学的常识，如果你不了解国外种种的“客位”文化，你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你自己的“主位”文化。 6. [以色列]丹尼尔·查莫维茨著、刘夙译《植物知道生命的答案（修订珍藏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 这本书初版于2014年，是我翻译的第一本书。因为在国内外都大受欢迎，作者后来出了第二版，也由我翻译成中文版，就是这个“修订珍藏版”。本书巧妙地把植物应对环境的生理活动与人的各种感觉、记忆和意识一一对比，以合宜的拟人化手法传播了植物生理学（包括植物分子生理学）知识。 我个人也很喜欢这本书，因为它的题材和前面几本不同，介绍的是植物学中的现代数理科学分支。植物学以至整个生命科学有大量的研究领域，现代数理科学领域是当前的主流，但是在市面上的植物学科普中，介绍这一领域的作品相对偏博物学的那些作品来说却少得不成比例。一个理想的、健康的植物学科普图书方阵，应该有许多现代数理植物学方面的作品，这样才能把植物学全面介绍给公众。 所以从去年起，我逐渐从“被动式翻译”转为“主动式翻译”，自己发现感兴趣的书，去联系出版社编辑，请他们引进，我来翻译。这样的好处就是我可以按自己的想法，来为中文世界提供急需的知识。 7. 刘夙《植物名字的故事》，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年。 这本书是我的第一本独著。因为写成时间太早，现在我当然很不满意。但它对我的最大意义，就是体现了“通过植物之眼看世界”的写作风格，也就是从植物这个角度出发，去打量世间万事万物，以至人类的历史。我始终认为这是最符合我气质的写作风格。就这种风格而言，迈克尔·波伦《植物的欲望》是非常给人启发性的一本书，我深受其影响。 但到目前为止，这也是我唯一一本这种风格的作品。原因也很简单：我希望我新的作品能在写作技巧、取材广度和思想深度上都大大超越这本少作，甚至成为我一生的代表性，所以非常谨慎，一直在积累而没有动笔。不过，这个局面不会拖太久的。我构思了多年的“退隐三部曲”的第一部《神农的退隐》，已经在写作之中，预计将于2022年出版。 8. 刘夙《彩图科学史话：生物》，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年。 正如题目所述，这是一本介绍生命科学史的小书。我借写作这本书的机会，对世界生命科学史做了初步的了解，梳理了5条线索（从上古到达尔文的以博物学为主的生物学历史、分子生物学之前的实验生物学史、分子生物学史、现代医学史以及达尔文以后的宏观生物学史）来组织材料，兼顾了生命科学史本身的发展脉络和科学传播的便利性，具有一定创新性。 直到今天，我认为生命科学史的历史还是可以通过这样的大线索来理解：17–18世纪之前，生命科学基本只有博物学范式，以自然物的观察和分类为主要成果。从17世纪开始，生命科学出现了培根科学（实验科学）范式，形成博物学范式和培根科学范式并列的局面。19世纪，这两条研究进路都结出了丰硕成果。达尔文对博物学范式的成果做了深入的思辨总结，提出了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演化论；实验生物学界把大量生命现象还原为物理－化学现象，提出细胞学说，清除了目的论、生机论等传统观念。19世纪后期，孟德尔等人又把数理方法引入生命科学研究。20世纪前期，以数理统计为重要内容的数理方法与博物学、实验生物学范式逐渐紧密结合。而1953年DNA双螺旋结构的提出，不仅标志着分子生物学的诞生，而且也标志着生命科学最终完成了现代化——整门学科通过达尔文主义演化论的贯穿，实现了理论的整合；生命现象由此彻底还原为在达尔文主义演化论作用之下的特殊物理－化学现象。 我将来不排除会写一本更全面、更严肃的生命科学史，但目前还不到时候，没有这个水平。 9. 刘夙《万年的竞争：新著世界科技文化简史》，科学出版社，2017年。 坦白说，这本书里的错误不少，这是一切这种“大场面”著作必然存在的问题，更不用说我写这本书时无论理论水平还是资料积累都不足。但它代表了我很重视的一个方向，就是不管你要做什么领域的科普，想要有深度、有新意，就一定要懂整个科技史，懂科技哲学，最好还能做点创新性思考。只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才能写出真正达到国际水平的经典科普作品。 特别是在历史已经迎来转折点的今天，对于科技的认识和反思，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下一个时代的面貌，决定中国的命运，而目前国内各界对科技的理解却普遍存在片面性。明明很有智慧的人，因为未能及时接触到更全面的观点，而成为一些陈旧理论的信徒，这非常令人遗憾。我们无法让所有人都拥有选择思想的自由，但至少能够让一部分人能够有这种自由。这算是我们科普写作更高的时代任务。 这本书的姊妹篇《告别原始人：科技文明通论十六讲》，我正在撰写之中（初稿会在本公众号陆续发出，目前已经发了三讲）。将来希望可以和修订之后的《万年的竞争》联合推出。 最后我想说的是，通过这十几年的工作，我深刻体会到科普写作必须要以系统、准确、权威、随时更新的知识为基础，而指望所有作者都从一手文献获取这些知识是不现实的，最好能有一类“半专业数据库”作为中间一环，对一手文献里的信息加以汇总，而以比较通俗的方式呈现出来，方便知识和思想向下游的进一步传播。 所以从2016年8月起，我主持建立了“多识植物百科”网站（http://duocet./），希望通过在线百科这一互联网媒体方式传达系统、准确、权威、随时更新的植物学和植物文化知识。今后我的一切翻译和写作，都会与多识植物百科紧密结合，实现在线百科与科普著作相结合的交互式、增强式科学传播。这便是我科普生涯第二阶段要做的重点工作。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