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许西安||回忆我的父亲许来彬

昵称70808387 2020-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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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父亲许来彬

文/许西安

父亲是2019年7月25日离开我们的，再过一个月，就是父亲过世一周年的祭日了，对父亲的点滴回忆总是不自觉地闪现。近期北京突发新一波新冠肺炎疫情，回乡给父亲烧周年纸的愿望很可能要落空。趁端午假期，把对父亲的回忆记录下来，也算是一种怀念。

从“国民党羔子”到人民教师

父亲名叫许来彬， 1945年出生于江苏沛县晓鸣寺村。因为我的祖父从军参加了国民党，并且在解放前夕去了台湾，所以，父亲是由我的祖母独自养育长大，与祖父连面都没见过几次。但是，因为祖父是国民党，就有邻居把父亲叫作“国民党羔子”。后来，还是因为祖父的原因，父亲被剥夺了参加高考的机会，只得回乡务农。

求学的大门虽然被关上了，但命运却又为父亲打开了一间窗。1965年，回乡务农没多久，父亲便因为有高中学历被选派到本村晓鸣寺农业中学任教。那一年，父亲年仅20岁。此后，晓鸣寺农业中学并入晓鸣寺中学，中学又裁撤，仅留下小学，父亲就留在小学任教。

父亲以当上人民教师为荣，总是抓住机会进修提高，不仅是全县最早一批获评小学高级教师职称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04年，县城扩大，学校大合并，晓鸣寺小学与另一所学校合并，离家远了好些，父亲不想奔波，索性选择了提前退休。至此，教龄整整40年。退休后，每当别人赞叹他居然当了那么年的老师时，他总是缓缓地说：“全县也没有几个比我年头长的。”

父亲热爱教师这个职业，因此对于当年不允许参加高考的事，从没表达过怨言，虽然当年父亲学习非常好，他也憋着一股劲想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

但是，对于被人叫作“国民党羔子”的事情，父亲心里始终没有放下。那人本是太祖父辈的，年事也高，对当年叫过几声“国民党羔子”的事早有悔意，也曾托人说情，但父亲怎么都不原谅。从来不登他们家的门，路上看见就远远躲开。母亲谈起这个事，总是说父亲太犟。其实，犟只是一方面。父亲从小“没有”父亲，但又绕不开“父亲是台湾国民党”的现实，纵然可以把“国民党羔子”这个称呼解嘲为恶俗的玩笑或者时代的产物，但在父亲看来，实是一种欺压。所以，父亲不能接受。随着我们姐弟的出生和长大，或许父亲又多了一些担心，怕这种诋毁牵连到我们身上，也就愈发不敢忘记了。父亲坚持不原谅，直到那人去世。后来父亲说，只针对他，与其他人无关。两家才逐渐照常来往起来。

1985年，大陆与台湾的“三通”到了县这一级层面，通过在县对台工作办公室工作的舅舅的帮助，打听到了台湾祖父的消息，并收到了祖父的来信。此后，经常书信往来，祖父也多次从台湾回沛县小住。父亲在自己当上父亲的十多年后，终于“有”了爹，自此性格开朗了很多，也终于活出了自由自在。那一年，父亲41岁。

卷裤脚与农转非

进入新世纪以来，沛县已然发展为全国百强县，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家庭承包责任制实施前后的苏北农村，生活一样非常不容易。尤其是有了我们姐弟四人之后，生活压力非常大。学校一放学，父亲就下田劳作。常年如此，就养成了卷裤脚的习惯。下田自不用说，就连穿中山装穿皮鞋，也极为认真地卷一道裤脚。父亲母亲一起出门串亲戚时，母亲总要提醒父亲把裤脚放下来，但父亲总是说裤子长了走路绊脚。要么继续卷着，要么当时先放下来，而不定什么时候找个机会又卷了起来。

苏北农村，虽然地域不大，但土壤性质却不相同。有的属淤土，有的属沙土，淤土能种水稻，沙土因为保水性不好，种不了水稻。水稻产量高，又有市场，所以当地农民总是尽可能选择吃面食，而把大米卖了换钱。我们家也是这样。那时候，大都是等着粮管所来统一收购。短时期内要是缺钱，就只好另想办法，比如自己拿到集市上零卖。有几年，父亲就经常外出卖米。附件的集市不好卖，就去邻县的集市。用自行车驮着两百斤左右的大米，在满是坑洼的路上骑四五个小时才能到地方。在我的记忆中，每次都天蒙蒙亮时就出发，而要天完全黑下来才回到家。父亲个子不高，用自行车驮那么重的东西行长路，非常吃力。这时候，母亲从不怪父亲卷裤脚。

父母的辛劳换来了我们姐弟的成长，也使得父亲对土地产生了深深的依赖和眷恋。1987年，当知道因为父亲从教满20年符合农转非政策时，父母着实犯起了难。若是想着我们姐弟四人以后有机会进城招工不当农民，就应当转。可是，若是转了，一家七口就只有父亲一个人有收入，吃饭马上就成问题。眼前的苦只是父母需要承受的苦，为了我们姐弟，父亲母亲坚决选择了农转非。后来，大姐二姐考上了中专，我和小妹则考上了大学，全部离开了农村。我们姐弟四人上学成家，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晓鸣寺老家，父母却舍不得离开住惯了的农村。虽然父亲刚一退休便早早在县城买了房，但直到2018年9月才下决心搬去城里。

读书、吃饭和照相

父亲一辈子生活在农村，却从不以农民自喻，反而酷爱读书，生活中注重仪式感。

先说读书。如果不是农忙时节，父亲吃饭时总是不自觉地从旁边找本书或报纸来看，有时还要把筷子倒过来指指点点。记忆最深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有一年父亲来北京，除了到故宫长城转了转，第三天就迫不及待地跑去王府井书店看书，害得母亲在书店陪坐了一天，居然隔天还要再去。另一件事是，父亲刚一退休，先是骑自行车到处跑到处看，甚至邻近的几个县城，也骑车转了好几遍，转够了看够了，又跑去县图书馆办了个读书证，然后恨不得每天吃过早饭就骑车去图书馆看书，半下午才回家。如果不是后来二姐有了老二，父亲改成每天去二姐家帮忙照看外孙，肯定会在图书馆里泡上十年都不止。

父亲对吃一点都不讲究，管饱就行。但是，如果因为有事要谈要办，或者赶上时节需要表达一下时，父亲自有一套安排。在农村，通常只有红白事才会摆酒吃席。父亲不然，除我们姐弟四人结婚摆过酒席之外，父亲张罗过好几次酒席。像1988年祖父时隔40多年后终得回乡，父亲摆了十几桌酒席感谢一众乡邻；后来，台湾的同父异母弟回乡，父亲又摆了几桌；最近的一次，是父亲搬去县城居住，离开之前，摆了几桌。父亲极不善于交际，每次摆酒，都是委托我们当地的“大老支”主事，表明态度。大多数时候，父亲在饮过几怀酒之后便离开了，绝不留恋闹酒，只知请人，不会陪人，仿佛酒宴与他无关一般。前年，母亲摔断了腿，在大姐家躺了三个多月，前前后后都是姐姐姐夫和妹妹妹夫轮番伺候。伤好回家之前，父亲让大姐多做了几个菜，摆成一桌，姐姐姐夫和妹妹妹夫围坐之际，与我连线视频。视频中，父亲非常正式告诉我说：“全靠姐姐姐夫、妹妹妹夫照顾，要好好谢谢他们，今天就能回家了。放心吧！”就这样，父亲把他对生活的理解和他的固执转化在了饭桌上。

父亲要求照相主要是近几年。以前可能也喜欢，只是嫌贵舍不得。我们姐弟四人只我有小时候的照片，其中一张是和祖母的合影，照片中，祖母坐在椅子上，搂着我，右上角写着父亲特意交待必须写上的“奶奶疼孙孙”五个字。后来，随着条件好转、照相普遍，父亲倒是经常照相。像学校里的工作照，外出旅游的照片，在家门口的照片，和母亲的合影等等，都有。父亲丧事期间，制作了一份纪念小册子，封面选用的一张照片就是父亲在学校的照片，照片中，父亲身着中山装，手扶圆拱门，身后远远地站满了伸长胳膊比划“V”字的孩子。近几年，每次举家团聚，父亲总是提醒小妹照相。父亲认为，照了相，就对得住值得认真过的生活了，就圆满了。

最后的牵挂

父亲是我祖母唯一的孩子，自从祖父去了台湾，祖母就一心一意守着我父亲一个人过。那个时候，无论多艰难，祖母只认准一个理：坚持让父亲上学。我的祖父兄弟四人，我有堂叔堂姑十几个人，最后只有父亲和最小的堂姑算是读书得了个结果。再往下数，与我同辈的兄弟姐妹更多，但也就是我们姐弟四人整整齐齐地通过读书实现了愿望。所以从根上说，是祖母养育出了我们的好父亲。

父亲平时壮得像头牛，谁成想病来得那么急那么重。2019年春节，父亲突然变得痴呆，一检查竟然是脑胶质瘤，随即断断续续住院。5 月底时，病情再次加重，无法下床，说话更是含糊不清。到7月中旬，持续高烧昏睡，几乎人事不省。期间，祖母一直吵着要去医院看望父亲，有一天，父亲表现略微好一些，赶紧用轮椅推了祖母来。祖母回家之后，父亲不时地拿眼睛看我，似乎向我询问什么。我连忙回答：二姐在家给奶奶做好饭了，我妈过一会和我一起吃食堂，放心吧。听到我的回答，父亲踏实了，不久就再次昏睡过去。

祖母步入90岁后，父亲便每年写一首打油诗，以示纪念。2018年春节时，父亲是这样写的：老母今年九十四，拄拐来去能自理；有点糊涂一句话，东家当成西家的。我的祖母是父亲放不下的牵挂。

母亲嫁给父亲是邻居偶然介绍的，算巧合。其实，换一个角度，也是必然。这么说吧，我的祖父是去了台湾的国民党，而我的外祖父是早早脱离了国民堂回乡做的地主。30多年前，祖母突然中风半身不遂，父亲母亲共同支撑着，既要养育了我们姐弟四人成人，还照顾了祖母的生活。20多年前，小妹离开家去上大学，父亲母亲陪着祖母开始了三个人的生活了。母亲初中毕业，出身地主家庭，算是有文化，因此，对父亲的做法和选择非常支持，甚至帮助父亲做了好多决定。对父亲而言，我的母亲，是爱，是感谢，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