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人整理、研究《全唐文》之成绩  《全唐文》由于包罗极广，成于众手，缺少统一的筹划，故疏漏乖谬之处在所难免。其成书伊始，即有学者进行考订和辑佚。陶敏对百年来《全唐文》研究做了简要概括：“与《全唐诗》研究相比，本世纪《全唐文》的研究显得稍微沉寂一些，有关工作主要在搜集佚文、纠订讹误两方面进行。”①其实如果作更为细致的考察，会发现自《全唐文》成书以来，相关的整理、研究成果绝不限于辑佚与订讹两个方面。以下我们从七个方面对前人整理、研究《全唐文》的贡献分别述说： 1.关于《全唐文》之编刻 《全唐文》之编纂，最初是建立在内府旧本《全唐文》的基础上，据《仁宗皇帝实录》卷二○二载，嘉庆十三年(1808)十月，仁宗下诏编修《全唐文》：“己亥谕内阁：内府旧藏《全唐文》卷帙闳富，于有唐一代帝王以迄士庶所著各体文，采辑大备，洵为艺苑巨观。……着将此书交文颖馆，通行钞录，并详稽载籍有应补入者，一体编辑，校勘完善，进呈乙览后，刊刻颁行，用副朕崇文讲学、嘉惠士林至意。”同时据仁宗御制《全唐文序》及《读全唐文》诗下小注，仁宗以内府取出“旧有缮写唐文一百六十册”来观看，觉得此本“体例未协，选择不精”(《全唐文纪事》卷首引《御制诗二集·读全唐文》下小注)，故命臣下重修。然而这一内府旧本《全唐文》的来历一直是个疑问，直到葛兆光撰《关于〈全唐文〉的底本》②一文，这一疑团才得以冰释。葛兆光据法式善《存素堂文续集》卷二《校全唐文记》、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和《海宁州志稿》、《海宁渤海陈氏宗谱》等文献记载，考证出此本“相传为海宁陈氏遗书”，而海宁陈氏据《庸闲斋笔记》卷一载当指海宁人陈邦彦(1678-1752)，其辑录唐文时间约在雍正至乾隆初。然而陈邦彦所编《全唐文》的修纂情况及流传情况，限于史料的不足，尚不可得知③。 陈尚君在葛兆光研究的基础上，对《全唐文》的成书经过进行更为细密的考察，他从《全唐文》的编修动因、内府旧本考察、主要修纂者、用书情况、体例、编纂不负众望的原因、刊刻与补遗等七个方面进行考索④，发掘出官方为纂辑此书，组成了由文华殿大学士董诰为总裁官的庞大编辑班子，先后预修者有徐松、法式善、孙尔准、胡敬、陈鸿墀等学者，再现了《全唐文》成书的过程，成为目前考察《全唐文》成书必须参考的文章。陈氏另有《唐五代文章的总汇——〈全唐文〉》⑤文，对《全唐文》的编修过程、文献依据、体例得失、价值和疏误、刊印和赓续五个方面展开论述，系对前文的改写，增加了对《全唐文》不足的概括。此外，蔡贵华《阿克当阿与他主持刊梓的〈全唐文〉》⑥一文考察了嘉庆间清廷重臣阿克当阿刊刻《全唐文》的擘画之功，并对《全唐文》的勘校人员做了考察。 因《全唐文》部帙浩繁，成书以来仅有两次刊刻。一次为嘉庆二十三年(1818)内府刊本，一次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广雅书局刊本，后者系据前者翻刻而成，新增不少讹误。中华书局1983年在影印嘉庆本《全唐文》的《出版说明》中称：“《全唐文》于嘉庆十九年编成后，即交内府欹劂。”金良年不同意这一说法，他认为《全唐文》于嘉庆十九年由文颖馆编成后，嘉庆皇帝在审定书稿后指示，依照《唐宋文醇》式样刊刻。按惯例这类官修书应交内务府所属的武英殿修书处刊刻，但文颖馆总裁董诰认为江南人文渊薮，颇多积学之士、藏书之家，对于校雠工作有利，且文汇阁《四库全书》颇便雠校，因此恳请将全书颁发两淮刊刻。嘉庆皇帝阅后应允，即将书稿交两淮盐政校勘。可见此书最终由两淮盐政负责在扬州刊刻⑦。金文认为此书既在扬州刊刻，则不能称为内府本。其实，金文的误解是未能了解清代内府刻书和扬州刻书的关系所致。王绍曾针对金文专门进行了解释⑧，他认为早在康熙十二年(1673)，奉勒编纂的《全唐诗》即由两淮盐政曹寅以盐羡在扬州刊刻，所用为软体字，非常精美，世称扬州诗局刻本，因系奉勒刊刻，故也称内府本。缘此，由扬州诗局承办的《全唐文》尽管并非刻于内府，同样叫做内府本⑨。而清代的目录学著作如陶湘《清代殿版书目》均将扬州诗局所刻称为内府刻本，只是刻书地点不在内府，而在扬州。 2.对《全唐文》之校理 当代学者对清编《全唐文》的整理主要有三个版本。 其一为王水照主持的《传世藏书》本(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主持者在介绍《传世藏书》本《全唐文》时说：“以扬州官刻本为底本加以新式标点，遇有原书中明显错失或重要异文时，则据《文苑英华》、《唐文粹》、《唐大诏令集》、《册府元龟》及别集善本等予以校勘，作出校记，但均不改动正文，以求保存底本原貌。”⑩外此本还增设了附录部分，约请陈尚君对陆心源《唐文拾遗》和《唐文续拾》进行订补，如昭陵诸碑，原文残缺过甚，即据善拓或他书录文校补，有的文字补出一倍以上。并在陆氏原注出处以外，补充其他出处。此本又收入劳格《读全唐文札记》、《札记续补》，岑仲勉《续劳格读全唐文札记》及陈尚君《再续劳格读全唐文札记》，对使用《全唐文》者颇为方便。 其二为周绍良主编的《全唐文新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所收清编《全唐文》部分，系用有句读的影印本照排，没有用任何文本进行校勘，同时增加了不少新的错误。陈尚君称该书虽然称补入一万几千篇，其中3000多篇是原来陆心源已经补出的，又从《唐代墓志汇编》及《续集》、《全唐文补遗》最初几辑收录唐人碑志大约5000多篇。此外所录较大宗的，一是从唐代史书中大量采录君臣谈话，二是据敦煌遗书大量编录各类公私文书，三是据《永乐大典》录各种古籍的片段。此外，几乎没有提供该书独有而可以凭信的文献(11)。陈氏在《对〈全唐文新编〉的一些看法》一文中更称此书“毫无新意，完全是不负责任的大拼烩”(12)。 其三为孙映逵主持点校整理的《全唐文》(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此书《出版说明》称：“在不改底本的原则下，据各种总集、别集、史集以及石刻拓片，加以校勘。……作者错乱，人名讹误，事迹失实，伪作阑入，文章重出，则据历来研究成果加以考辨纠谬，但一般不改动原书，只出校记，以供参考。”然此本也只是“简校”，并未进行深度校勘，与《出版说明》所云“于校订工作方面尤为用力”不免凿枘。此本虽自称“深入整理”，但对于《全唐文》“不注所出”的缺陷也没有改正，且对唐文篇目并未系年，正文及作者小传的订正仅参考了劳格、岑仲勉等人的成果，并不够全面。 此外，亦有专就唐赋进行辑录、校订之作，台湾学者简宗梧、李时铭主编的《全唐赋》(里仁书局，2011年)收录唐五代赋作1714篇，作者535人，系编者历时六年通力合作的成果。陈尚君评此书云：“文献丰备，审订精审，校勘认真，取舍谨慎，体例周翔，索引规范，是台湾近年古籍基本文献处理不可多得的力著，可以成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唐赋研究的基本史料。”(13)其书末附有《残佚唐赋篇目考》，提供了《全唐赋》未加辑录的残篇和已佚唐赋的篇目。此书与《全唐文》颇多重合，可供校订《全唐文》时参考。 3.对《全唐文》之考订 由于《全唐文》的编纂出于众手，其中的误漏舛讹亦所在多有。曾入全唐文馆总校《全唐文》的唐仲勉，在覆校刻本时即已发现三处讹误(14)。清人劳格的《读全唐文札记》(载其《读书杂识》卷八)及《全唐文札记续补》，曾胪列其中之错谬者凡130条，指出95篇文章和42位作者姓名或小传有讹误，重出34篇，非唐文或疑伪16篇，收文不当1篇，补出阙名作者姓名5条；近代唐史名家岑仲勉撰《续劳格读全唐文札记》(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又收入其《唐人行第录》)，沿劳氏之例，“就小传洎人名、官爵、郡县、年月等数类，笔其偶见”，复得310条，多为劳氏所未言，间有申发劳氏语焉不详者。其中指出228篇文章和92位作者姓名或小传有讹误，重出11篇，另对劳氏《札记》指出的12篇文章和9位作者作了深入探讨，认为《唐文拾遗》、《唐文续拾》指出所收27篇文章和《全唐文》有不同之处(另外3篇系劳格已经指出)，8位作者《全唐文》误属(另外20位作者误属系劳格已指出)，补出阙名作者姓名2人；岑仲勉的文章主要从治史的角度出发，对《全唐文》所载文章及作家小传作若干史实考证，对于修订本身，所论不多。 中华书局1982年《全唐文·出版说明》中，根据劳、岑二人引证的资料，参以今人考证，归纳是书的谬误疏误，计有：作者张冠李戴、姓名舛误、题目夺误、正文讹误、重出和互见、误收唐前后文、小传记事错误等七类之多，每类皆举例说明。葛兆光在《唐代文章总集——〈全唐文〉》(《文史知识》1983年第7期)中，则将该书缺点归纳为：作者小传的错误、误收、文字校勘不精、漏收、不注出处等5个方面，每个方面并详举事例以为佐证。陈尚君《唐五代文章的总汇——〈全唐文〉》(《古典文学知识》1996年第3期)将《全唐文》的不足总结为作者(姓名舛误、张冠李戴、制诰失考作者、以立石、书丹者为作者)、小传(误甲为乙、时代误系、世系淆乱、仕历缺误、合二人为一人、分一人为二人、误信谱牒)、录文(脱文、残缺过甚、题目有误、分一文为二文)、误收重收(误收唐前文、误收宋元文、误收专书、误收谈话、制诰重收于皇帝与撰者名下、《文苑英华》不署作者之文多顶冒收前人名下)四个方面，并分别举例论说。 当代学者对于《全唐文》的考辨研究成果亦颇丰，成绩突出者有傅璇琮、陈尚君、叶树仁、韩理洲等。 傅璇琮与张忱石、许逸民合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中华书局，1982年)(15)一书，不仅具有工具书的特点，而且有许多考证的成果，在“注”中编者指出了60位作者姓名或小传有讹误。 陈尚君《再续劳格〈读全唐文札记〉》及《读〈唐文拾遗〉〈唐文续拾〉札记》(16)之作，在前贤基础上，复多创获。前文与劳格、岑仲勉文略有不同，重在辨伪考异，订误去疑，对作者事迹的补充及文字讹误的订正则一般不涉及；后文沿劳格、岑仲勉二文之体例，匡正陆心源辑《唐文拾遗》、《唐文续拾》之疏误，亦重在辨伪去疑。其《述〈全唐文〉成书经过》、《唐五代文作者索引》之《前言》等文，对于校点整理《全唐文》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意义。 叶树仁在编《全唐文篇目分类索引》人物传记部分时，检得70篇文章和14位作者姓名或小传有讹误，重出15篇，成《读〈全唐文〉札记》(《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一文。作者另有《读〈全唐文〉札记补》(《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读〈全唐文〉札记补(二)》(《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5期)、《读〈全唐文〉札记补(三)》(《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6期)、《读〈全唐文〉札记补(四)》(《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全唐文〉阙误补正》(《文献》1999年第3期)、《〈全唐文〉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3年第1期)、《也谈〈全唐文〉及其索引》(《四川图书馆学报》1985年第6期)、《编〈全唐文篇目分类索引〉人物传记部分的体会》(《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等文，对《全唐文》的诸多阙失均有考订。 韩理洲有《唐文考辨初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一书，对《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收录的120位作者的1400馀篇文章进行考辨，又从诸种文献中辑得上述三书未收的唐文400馀篇，其内容涉及文章出处、系年、正文辨伪、补阙残漏、厘正重出互见、辨析张冠李戴的讹误、补正作者生平小传、增补新发现等八个方面。又有《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三秦出版社，1995年)(17)一书，检阅已出版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千唐志斋藏志》和《敦煌宝藏》、《大正藏》等书，辑录出《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未收录的1220名唐代散文作者，并结合史书和其它文献，对作者生平加以考证，填补空缺。韩氏另有《〈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重出误收四十一考》(《西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重出误收四十一考》(续)(《西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清编〈全唐文〉作者小传补正二则》(《西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唐太宗诗文辑补校勘和编年笺注〉前言》(18)、《〈唐代诏敕目录〉疏漏讹误刍议》(19)等文对《全唐文》的辑补、校勘、编年等方面做出重要成绩。 此外，尚有许多论著针对《全唐文》具体方面或具体问题而作，亦分别论述之。 (1)小传、作者考订 王辉斌《〈全唐文作者小传〉说略》(《固原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全唐文作者小传〉校考》(20)是专门对《全唐文》作者小传进行的考辨研究。尤其是《校考》，将《全唐文》的全部作者小传按其次序，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的史料复核，计获误者(含考补)为1300馀人。《校考》分两大板块：第一，作者小传概论，从学术价值、材料来源、错误问题三个方面进行论说；第二，小传校考正文，按照卷次对前《全唐文》前四百卷中诗人小传中作者姓名、世系、表字(包括别号)、里贯、职官、生卒年等问题进行校考，考订严谨，勇于存疑。王辉斌另有《唐人生卒年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一书，对《全唐文》中作者生卒年亦有涉及。吴在庆《唐五代文史丛考》(黄山书社，2006年)收入数篇考订《全唐文》作者小传的文章，分别订正《全唐文》小传记苗神客任著作郎之时间、《旧唐书》及《全唐文》小传记颜元孙仕历之误、《全唐文》小传记武三思任相年之误、《全唐文》魏扶小传之误。陈耀东《全唐文佚目作者事略考(选编)》(21)，就《全唐文》所未收，而从其他文献中得知其篇目者，考索其作者事略。共选辑《全唐文》未收之佚文佚目作者五十六人，或对其生卒字号、或籍贯世系、或文场科第、或职官仕履、或朋辈交游、或佚目残文等事略钩沉稽考。林嘉立《清编〈全唐文〉误玄宗文为中宗文》(《西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主要考察了《全唐文》中误玄宗文为中宗文的情况。 (2)考辨伪作 胡适1960年写于台北南港的《〈全唐文〉里的禅宗假史料》(22)文指出了所谓“中宗召曹溪惠能入京御札”(《全唐文》卷十七)及“代宗遣送六祖衣钵，谕敕史扬?{敕”(《全唐文》卷四十六)均“是一样的不可靠的妄人伪书”(23)。黄永年《〈全唐文·杨妃碑记〉伪证》(《人文杂志》1982年第4期)坐实《全唐文》卷四○三《容州普宁县杨妃碑记》一文确系伪作。卞孝萱在196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刘禹锡年谱?》中，提出《陋室铭》非刘禹锡作。于北山《〈陋室铭〉非刘禹锡作补证》(《教学与进修》1979年第3期)提出新的证据补正卞说。吴汝煜《谈刘禹锡〈陋室铭〉》(《文学遗产》1987年第6期)则认为于氏所提出的新证据不可信，《陋室铭》实为刘禹锡在洛阳所作；随后又在其《刘禹锡传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及《刘禹锡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中屡加申说。此外，参与这一讨论的还有段塔丽《〈陋室铭〉作者辨析》(《文史知识》1996年第6期)、吴小如《〈陋室铭〉作者质疑》(《文学遗产》1996年第6期)等，将问题引向深入化的同时也更加纷乱，于是卞孝萱作《〈陋室铭〉非刘禹锡作》(《文史知识》1997年第1期)一文，再次以翔实的史料、严密的逻辑论证《陋室铭》非刘禹锡所作，其结论目前已被多数学者接受。方积六《〈大赦庵记〉真伪考》(24)认为《全唐文》收录刘汾所作的《大赦庵记》为后人伪作，并判断其成文年代在明清之际。谢重光《〈全唐文〉所收二篇陈元光文为伪作考》(25)从职官制度、犯讳情况、地名错误、文体和用语问题等方面对《全唐文》所收陈元光表文进行考证，指出两文抄袭柳宗元表文的铁证，力证这两篇表文是后人伪作，并论证《全唐文》所附《小传》谓陈元光“光州固始人”，亦是虚假不实之词。刘辰《〈全唐文〉宋璟〈梅花赋〉为伪说补证》((《文学遗产》2008年第4期))就前人定宋璟《梅花赋》为伪作这一观点进行补证。 (3)文字订正 黄惠贤《〈昭陵碑录〉所载〈崔敦礼碑〉有两种不同的录文——〈崔敦礼碑〉研究资料之二》及《〈全唐文·崔敦礼碑〉初校稿——〈崔敦礼碑〉研究资料之三》(26)对《崔敦礼碑》的校订颇有参考价值。林嘉立《清编〈全唐文〉录文残阙脱夺二例》(《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王连生《清编〈全唐文〉录文严重残阙一则》(《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韩宏韬《〈新唐书〉〈全唐文〉所载〈对论语问〉辨误》(《唐都学刊》2006年第2期)、王大均《〈全唐文〉释道部分订误》(《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0年第1期)、迟乃鹏《〈全唐文〉温造〈自请罚奏〉中的一处讹文》(《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1期)等，就《全唐文》中某一篇或某一类文字进行校订。李纯蛟、王丹《〈全唐文〉录刘峣上疏文补遗并考》(27)认为《全唐文》卷四三三所录刘峣《取士先德行而后才艺疏》中应补入《唐会要》卷七十四《选部上》“论选事”条中一节文字，因这两段文字都是言吏部选官的，是同一篇疏文的两个组成部分。尹楚兵《读〈全唐文〉札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第1期)则就个人所见，对《全唐文》中文字脱讹、题误、小传疏略等分别加以补正。 (4)误收重出 刘元亮《〈全唐文〉增收的杜牧文考辨》(28)认为《全唐文》较诸本《樊川文集》多出的三文均为误收。其中《覃恩昭宪杜皇后孝惠贸皇后淑德尹皇后孙侄等转官制》一文为王安石所撰；《授刘纵秘书郎制》一文为白居易所撰；《授司勋员外郎谢宰相书》一文为杜牧《上周相公启》之节文。路成文《〈全唐文〉误收南宋人所作〈长芦崇福寺僧堂上梁文〉考》(《文献》2007年第4期)认为《全唐文》所收《长芦崇福寺僧堂上梁文》当为南宋人所撰。王若《〈全唐文〉误收一例》(《文献》1995年第2期)通过校阅《新唐书·贾至传》，认为《全唐文》卷四三二中所载《谏贷死以流人使自效疏》一文，作者当为贾至，而非《全唐文》所署李至。李建国《〈全唐文〉隋唐之际作者在隋所作文考》(《学术研究》2006年第1期)考察隋唐之际作者在隋代所作之文，有助于解决《全唐文》的误收问题。沈文君、王培峰《唐太宗诗文伪误考辨》(《西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辨明《全唐文(太宗部分)》与《唐太宗全集校注》、《全唐诗补编》误录太宗诗文20多篇，重出文10篇，残文4篇。陈冠明《全唐文李峤卷考辨厘正》(《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5年第1、2合刊)将此卷重出、误入、遗漏等情况逐一进行考辨厘正。刘长东、庞礡《〈心师铭〉撰者考——全唐文订误一则》(《宗教学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据宋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七八《寺观》四所收《心师铭》，结合其他资料，考定此文为宋释辩才所撰。 (5)职官考订 陈国灿、刘健明主编的《〈全唐文〉职官丛考》，是编制《全唐文人名、地名、官名索引》(29)的副产品，编者有鉴于清人劳格、近人岑仲勉《读全唐文札记》及当代学者对《全唐文》的研究中，虽也偶及职官谬误，但十不及一二。因此对《全唐文》中所载职官作了较全面的审视和查检，并进行了考订和研究。此书分373个小条目，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对《全唐文》中职官方面的刊刻和传写之错误进行纠正。如指出“俟斤”非“俟斥”、“四镇、北庭行军”为“四镇、北庭行营”之误、“来扬州填”实为“李扬州瑱”、“金吾府折冲”乃“金谷府折冲”之误，许敬宗为“太子少师”误作“太子太师”，武士彟检校之“井越将军”误作“并越将军”、“伊川府果毅”误为“伊州府果毅”，“虔州刺史”误为“处州刺史”等，该书尽可能地作了考订性的纠正。另外，该书还抉出衍漏文字并进行补正，如辨《全唐文》卷四一〇常衮《授郭晞左散骑常侍制》中“试殿中监察”为“殿中监”之误，衍一“察”字、辨“原少尹”前漏“太”字、“管使”前脱“本”字等。 当然，该书也有不足之处，如条目的水平参差不齐，间或有考辨错误之处，这首先是因为职官问题的复杂、琐细，其次是由于该书为众人合作的成果，自然难以划一。然而正如张国刚所云，此书虽是编制索引的副产品，但其本身实为一部极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可谓阅读《全唐文》时案头必备之书(30)。 4.索引 为了更好地使用《全唐文》这部唐文总集，学界多有专门编纂索引之举。早在1932年，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即发行由林斯德编纂的《全唐诗文作家引得合编》。1954年、1960年日本先后出版平冈武夫据《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三书编辑的《唐代的散文作家》与《唐代的散文作品》，后在国内出版两书(31)。前者按作者姓名排列，并列出别名、籍贯、时代(包括官职或科第)，书末有作者别名索引。后者是按唐文顺序编排的篇名总目录，并列出各篇在《古文苑》、《文苑英华》、《唐文粹》、《唐大诏令集》、《四部丛刊》本或其他本的唐人别集以及《金石萃编》等书中的出处。书末附《取自篇名的人名索引》，从唐代作家和篇目中出现的人名以及原《全唐文》篇目顺序检索文献，使用这两部书颇为便利。 1980年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全唐文总目及作者笔划索引》，将《全唐文》分卷而列的原细目合并影印，并编制作者笔划索引。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马绪传编《全唐文篇名目录及作者索引》，篇名目录以作者为纲，作者下分系篇目，作者及篇目的次序均依原书，篇目下的数字为影印本总页数，作者索引则以作者姓氏的四角号码为序，同姓氏者以第二字上两角号码顺序排列。1991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日本学者池田温所编《唐代诏敕目录》，此书将散见于正史、政书、文集、类书等诸书中的唐代诏令，依据年代顺序编排，较为全面地体现了唐代诏令的概况，对于整理《全唐文》中诏敕部分颇有帮助。 2001年中华书局出版冯秉文主编的《全唐文篇目分类索引》，在编排方法上，改变了原唐文依人定位的旧序次，而采取了依文献内容分类的新序次。将《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三书的两万多篇文献分为三大部分，十八大类，以下再分若干级类。在类名标目的选择上，既要考虑反映唐五代的名物制度，同时又要适应现今学科分类的概念。还增设分类互见和分析别出的方法，以便一文多用。《全唐文》作者小传，虽不属唐文，因其能提供更多的资料线索，也索出列于传记文之部，以扩大人物的检索机会。对于同人异名，异人同名，只存官职称谓，以及有姓无名，甚或张冠李戴等问题，也做了一些查核考证的工作，并加注明，共加注1697条，匡正正文讹谬200多条(32)。此书卷首有李希泌所作《全唐文篇目分类索引·序》(33)，结合点校《唐大诏令集》的体会，指出了《全唐文》中诏令部分存在的诸多问题，对于整理《全唐文》诏令部分极有指导意义。《全唐文》所收诏令，年月一概删除，而《唐大诏令集》中大部分诏令均注明年月，可据《唐大诏令集》为《全唐文》诏令部分作系年。又《全唐文》中诏令多转录自《旧唐书》、《文苑英华》与《唐大诏令集》，在转录时，《全唐文》有时采用经过删节修改的《旧唐书》本，而遇有《旧唐书》本来有脱漏处，往往不能补正。如《全唐文》转录《旧唐书》卷七三《薛收传》中唐太宗赐薛元敬书，文字有脱漏，可据《昭陵碑录》之《薛收碑》，补其脱漏。 201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陈尚君编制的《唐五代文作者索引》，其所谓“唐五代文”指今知存世的唐五代时期人撰写的全部文章，并不特指某本书。其主体部分包括四个系列：第一、清编《全唐文》和陆心源《唐文拾遗》、《唐文续拾》，据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编录卷次和页数；第二、陈尚君《全唐文补编》附《全唐文再补》、《全唐文又再补》；第三、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十辑，包括一至九辑和《千唐志斋新藏专辑》，所收以石刻文献为主，仅第九册以敦煌文献为主；第四、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以上四个系列以外的文献，则列为第五个系列，其中包括赵君平编《邙洛碑志三百种》、乔栋等编《洛阳新获墓志续编》、杨作龙等编《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等2004年后的新出书，以及其他零星发表的文章。五个系列各为一栏，最后一栏则为备注，说明有关误收、互见、同姓名作者之区别等内容(34)。该索引是迄今为止编录唐五代文章最全面的作者索引，极具学术价值。 5.溯源 陈垣1941年6月7日给陈乐素函中对《全唐文》的不注出处提出过严厉的批评，他说：“近因故宫新印李北海《岳麓寺碑》，尝取《全唐文》一校，原来《全唐文》脱去四百字。官僚所编之书，如此其不可靠也。《全上古文》当少此病。且《全上古文》注出处，《全唐文》不注出处，一塌胡涂，殊可笑也。”(35)后来，胡适在《〈全唐文〉里的禅宗假史料》中也表示：“《全唐文》和《全唐诗》都是官书，都不注明每一件的来历。这是最糊涂又最不负责任的编纂方法，这个方法就使这两大部史料总集大大的减低了他们的史料价值，就使我们感觉每一首唐诗或每一件唐代诏令或每一篇唐人文字都必须先考定其来历才敢引用!”(36) 有鉴于此，学者们在使用、研究《全唐文》时，也特别注意《全唐文》的溯源，前及劳格、岑仲勉、陈尚君等人针对《全唐文》阙失的考订文章均包含相关内容。日本学者平冈武夫编纂的《唐代的散文作品》，选择《文苑英华》、《唐文粹》、《唐大诏令集》、《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等唐文总集及《东皋子集》、《虞秘监集》、《魏郑公文集》、《褚亮集》等112种唐人别集，将其中包含的作品篇名、作者及其出处综合编成唐代散文作品索引，对于《全唐文》的溯源有重要的价值。 6.辑佚 《全唐文》刊布之后，即有学者进行辑佚。参与《全唐文》编修的陈鸿墀在其《全唐文纪事》中即著录佚文十数篇，而陈澧为其《纪事》作序中称：“先生又尝撰《全唐文年表》及《全唐文补遗》，皆未成。”可见陈鸿墀已有意识地为《全唐文》进行辑佚，可惜其稿未成且不存。不过，《全唐文纪事》广收残句，当是针对《全唐文》多不存载零残文字阙失所作补正。曾任《全唐文》总阅官的阮元，亦有补遗之作。国家图书馆今存阮元辑《揅经室全唐文补遗》钞本一卷(37)，末有跋云：“戊寅十月初三日，自武林买棹至蓬窗旅舍，忽忽二十馀年。阅二十六昼夜，成此书一册，计文壹伯肆拾壹首。扬州阮元记。”据陈尚君的考察，此本仅存一百二十八篇，较跋语所云少十三篇。其中重收两篇，《全唐文》已见者三十八篇，十二篇诗序已见《全唐诗》，六十八篇见载《唐文拾遗》，一篇六朝文，四篇宋文，一篇高丽文。此外，所收贾公彦《周礼废兴序》为《周礼注疏》卷首之一段，薛收《元经序》恐出伪托，阙名《修养杂诀气铭》当出《太平御览》卷七二〇，时代不明(38)。至咸丰年间劳格作《读全唐文札记》，著录佚文存目者一百多篇，光绪年间陆心源辑成《唐文拾遗》、《唐文续拾》，著录佚文近三千篇，其成就远迈陈鸿墀与阮元。 自清末以来，秘笈善本不断面世，地下志石时有出土，再加上敦煌遗书的刊布、海外遗书的回归、佛道文献与方志谱牒的刊印与研究，逸出《全唐文》的唐人文章数量颇为可观。有鉴于此，学者在存录唐代碑志方面用功颇多，如罗振玉有《昭陵碑录》之纂，又编《邙洛冢墓遗文》，发凡起例，为后来著录碑志者做了很好的示范。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三秦出版社自1994年陆续出版，目前共十辑)，历时十四年，均以作者立目，收文总数超过6000篇。其内容主要为近年来新发现的唐五代人的墓志等资料，所录仅限于《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未收之唐五代石刻文献，范围较窄。对《全唐文》进行全面补遗的是复旦大学的陈尚君教授，他耗数十年心力成《全唐文补编》160卷巨帙，收录作者自唐宋四部典籍、石刻碑帖、地方文献、敦煌遗书、佛道二藏中辑录的《全唐文》及《唐文拾遗》、《唐文续拾》以外文字。书成时《唐代墓志汇编》已刊出，为避免重复，此书仅收方志中所存金石碑版。尽管如此，仍然辑得作者1800馀人，佚文5850馀篇。 7.影印 影印是古籍整理出版的一种重要形式，一可以存真收藏，二便于流通使用。1961年，台北启文出版社据清嘉庆刊本影印《钦定全唐文》，成为学界较早的影印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均以嘉庆刻本为底本，并收入陆心源《唐文拾遗》、《唐文续拾》。1987年台北大化书局将《全唐文》及陆心源补辑《唐文拾遗》等合编，以《全唐文及拾遗》为名行世，后附《全唐文及拾遗篇名作者索引》一册，颇便使用。 二、《全唐文》整理、研究之新途径 我们认为目前对《全唐文》的研究，似可分列三途进行。 1.《全唐文》及《唐文拾遗》、《唐文续拾》的整理、校订 主要对清编《全唐文》(包括陆心源编《唐文拾遗》72卷及《唐文续拾》16卷)进行标点校勘、系年考证、小传订正和篇目溯源等工作。重新整理《全唐文》，应对每篇文章的传世文本用善本、精拓进行会校，以求文字准确；对作者归属、文章真伪要悉心鉴别，以防误收；对文章撰作时间要有精确考证，以求系年无误；对作者事迹要表述准确，以防小传讹误；对具体篇目要溯其源头，以防重收、割裂。然而，想做到并做好这些着实不易，因为唐文在辨体、完残、作者归属及校录诸方面，均比唐诗更为繁复。 针对前文所述《全唐文》存在的诸多问题，当前如欲对《全唐文》进行整理、校订，除了吸纳劳格、岑仲勉、陈尚君等学者的校订成果，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特别用心： (1)标点校勘 《全唐文》本身版本不多，先有嘉庆二十三年(1818)内府刊本，后有光绪二十七年(1901)广雅书局翻刻内府本，广雅书局本可订正嘉庆初刻之处不多。因此，本书在校勘上进行版本校无太大意义。在选择参校本方面，与《文苑英华》篇目相合者，取《文苑英华》善本(39)校之(充分利用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及傅增湘《文苑英华校记》)，其他如唐杜佑《通典》(40)、北宋姚鉉编《唐文粹》(41)、北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42)、北宋王溥《唐会要》(43)、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44)等，均应参校以诸书最佳本；唐人别集今存世者大约百馀种，但有三十多家有诗无文，仅七十几部文集。对今存有文集的，当取最优版本进行校勘，同时参考当代学者的精心校正的版本及校勘著作(45)；此外，石刻则取今存善拓校之，并充分利用王昶《金石萃编》(结合罗尔纲《〈金石萃编〉校补》)、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赵绍祖《金石文钞》、阮元《山左金石志》、孙星衍《续古文苑》、罗振玉《昭陵碑录》等石刻录文；释藏、道藏亦取版本优胜者校勘。 (2)篇目溯源 篇目溯源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全唐文》中误收重出、张冠李戴、伪文误录、文字割裂等问题。首先要充分吸收劳格、岑仲勉、陈尚君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此外，对于从文献学层面全面整理《全唐文》的成果，如日本学者平冈武夫所编《唐代的散文作品》等更应留心承继，以求对《全唐文》所有篇目溯其源头，弥补其“不注所出”的最大不足。此外，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有清人蒋衡所编《全唐文移篇删篇补篇目录》三卷(46)，此书内容虽未知如何，但据其书名，当对考察《全唐文》的误收重出有参考价值。 (3)作品系年 对《全唐文》中所收篇目的系年，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通过系年，我们可以把握作家一生的创作历程，也可以获知散文、骈文、赋等体裁的流变，最重要的是确立每篇作品的时间坐标，以突显其文学史与史料价值。编年研究一定要建立在对一位作家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它同时也可以促使专家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因此，应充分吸收前贤的研究成果，对于可编年、或经考订可确定其撰作年日的篇目，明确其所作年月；对于确实不能系年之作，则持阙疑的态度。 (4)小传订正 对《全唐文》作者小传的订正，除了吸收上述《全唐文》小传补订的论著外，还要充分利用现有唐代文学研究的成果，尤其是唐诗研究的成果，因为唐代的诗人多数也有文章传世。可参考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唐才子传校笺》(中华书局，1987-1995年)、周祖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中华书局，1992年)、韩理洲《唐文考辨初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三秦出版社，1995年)、吴汝煜与胡可先合著《全唐诗人名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周勋初主编《唐诗大辞典》(凤凰出版社，2003年)、陶敏《全唐诗人名汇考》(辽海出版社，2006年)、《全唐诗作者小传补正》(辽海出版社，2010年)、黄大宏《唐五代逸句诗人丛考》(中华书局，2011年)等，对《全唐文》作者小传进行一定程度的补正。 2.以《全唐文补编》为基础的传世文献辑佚 陈尚君《全唐文补编》，是目前对清编《全唐文》最全面的补遗之作。该书编录时以四部、佛道、敦煌、域外文献为主，石刻文献则尽量回避与收录大宗墓志的《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全唐文〉补遗》等著作重复。正如陈尚君所言：“唐文和唐诗比较起来，内容已经远远超过了文学的范围，大凡唐代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在其中有所反映，即要求编纂者的学术素养必须涵盖中古学术的几乎所有方面。”(47)《全唐文》的补辑工作，尤其是传世文献中的佚文，尚有继续进行的空间。在陈尚君《全唐文补编》最后一校交出后，仅一年多时间，作者又辑取一二百篇佚文。《全唐文补编》出版后，对其讹误进行校订的文章有谢思炜《〈全唐文补编〉(前十卷)校读札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3期)、周阿根《〈全唐文补编〉文字校勘举隅》(《语言科学》2009年第5期)、孙艳庆《〈全唐文补编〉辨误一则》(《江海学刊》2008年第6期)等，正应古人“校书如扫尘”之喻。而对《全唐文补编》编集的技术层面提出异议的有孟彦弘《〈全唐文补编〉杂议——兼议断代诗文的分别总集》(48)一文，孟文主要就《全唐文补编》与《全唐文》、《全唐文补遗》的重出问题、《全唐文补编》所收零句残文、文章的拟题、系年以及疑伪文的处理、出处标注等问题进行商榷，所论多切中肯綮。 3.以新出土文献为中心《全唐文》补遗 时下对《全唐文》的研究，以辑佚工作最为热门，新出墓志令人目不暇接，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及《续编》、《新中国出土墓志》、吴钢《全唐文补遗》等著作的陆续出版可为一证，其可补《全唐文》者颇多。陈尚君曾谦逊地说：“以我曾经编纂过《全唐文补编》的经历，尚且无法完整把握近几十年新见唐人文章的情况。”(49)这也部分地反映了新出唐文的不可预测。 整理新出石刻一定要依据善拓，方能保证录文的精确。因此对碑志现存拓本(或影印本)的调查，是整理前必须做的工作。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新版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50)编录24种书的墓志目录，收录墓志6459方，编次极其精密。通过查考此书，可以获知同一石刻的不同拓片或不同录文，便于进行参校或合校，从而得到更为精确的录文。 三、馀论 目前，有关《全唐文》整理与研究的成果已经积累得颇为丰厚，同时新出版的大型丛书和唐代文史研究著作、新出土的唐代碑志也很多，或为《全唐文》的校勘提供异本，或者为《全唐文》的系年、订讹提供参考，或为《全唐文》的辑佚提供资料源泉。因此，一个新的《全唐文》整理本乃至新编《全唐文》的出现，既是对现有学术成果的一次大总结，也必定会满足新一代研究者、读者的高层次需求。兹更进一步，可以建立《全唐文》学，可建立《全唐文》的网络订正平台，旨在发动唐文整理、研究专家合作完成《全唐文》整理、研究之不朽盛事。 1.建立《全唐文》之学 钱仲联有感于《全唐文》之后，踵作不断，且《全唐文》载“一代典章史事，儒玄百家佛道之学，足备文献之征者，悉数而未易穷，治经、子、史之学者不能不取资于是”，因此他提出了“有《全唐文》，斯有《全唐文》之学”之说(51)。上世纪八十年代，王运熙呼吁学界多一些对唐代文章的研究，时至今日，唐文的研究仍不及唐诗研究火热。前辈学者的呼吁不仅是对学界厚此薄彼的纠偏，而且是对唐代文史整体发展的倾情关注，后来学者宜慎思之。由对《全唐文》的校理引发学界对唐文的重视、研究，进而推进唐代文史乃至唐代文化研究的发展，应当是一条颇为坦荡的通途。孟彦弘《〈全唐文补编〉杂议——兼议断代诗文的分别总集》中所云“对唐人作品的蒐辑工作，可以考虑采用专题式的资料集的形式”，应当是今后深入研究唐文的重要路径。 2.通力合作新编《全唐文》 岑仲勉《续劳格〈读全唐文札记〉》在提出《全唐文》“校也不容缓”的同时，也充分认识到此书“网罗弘富，万有咸苞，专校已非穷年累月所能殚，统校尤非一家个见可能尽。”(52)可见，我们今日整理《全唐文》，必须走通力合作的道路。 首先，对清编《全唐文》的整理，应对现有成果进行深度吸收，校勘也应全面、深入，尽可能地搜罗异本，校出异文，而非仅是“简校”。除了对前人未曾校理的部分进行标点、校勘、系年等工作，对前人的精校本、系年校注本应避免重复劳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吸纳现有唐人别集整理本中校勘、考证成果，一为直接鸠集当代唐文研究、整理专家参与校理，二是吸纳已有考证、辨伪、编年等学术成果，或得到作者、家属或出版社等授权使用其相关成果。 其次，对《全唐文》的补遗，最好分成如上所述的两个板块，前者以陈尚君《全唐文补编》为基础，继续在传世文献中辑录异文；后者则须唐代文史与考古学者、敦煌学者加强合作，重新拟订体例，编成“全唐文外编”。 3.建立《全唐文》的网络数据库 时下的学术研究，已经不限于高校和科研机构，许多文史爱好者对古典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令人刮目相看。将来条件如果允许，可把《全唐文》整理校订的成果制作成数据库，不断订正；且可通过网络向社会开放，发动文献学专家、爱好者共同完成校订大业。（李浩 赵阳阳） 注释： ①陶敏、李一飞：《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中华书局，2001年，第158页。 ②华书局编辑部编：《学林漫录》第九集，中华书局，1984年。 ③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全唐文》之“出版说明”根据《全唐文·凡例》以及法式善《校〈全唐文〉记》等资料，对内府旧本《全唐文》的内容及体例作了归纳，可参考。 ④陈尚君：《述〈全唐文〉成书经过》，《复旦学报》1995年第3期。 ⑤《古典文学知识》1996年第3期。 ⑥《图书情报论坛》1997年第4期。 ⑦金良年：《〈全唐文〉并非内府所刻》，《读书》1985年第1期。 ⑧王绍曾：《〈全唐文〉刻本》，《读书》1985年第9期。 ⑨关于扬州诗局与内府刻书的关系，可以参看陶湘《清代殿版书始末记》，载陶氏《清代殿版书目》，《武进陶氏书目丛刊》本。 ⑩王水照：《半肖居笔记》，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145页。 (11)陈尚君：《唐五代文作者索引·前言》，中华书局，2010年。 (12)陈尚君：《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8页。 (13)陈尚君：《汇校全部唐赋的可贵努力——〈全唐赋〉述评》，《逢甲人文社会学报》2012年第24期。 (14)唐仲勉：《陶山文录》卷一○《校全唐文三条》，《续修四库全书》据浙江图书馆藏清道光二年刊本影印本。 (15)使用此书时可参考杨荫楼：《〈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补正》，《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16)二文均载其《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17)对其补订的文章有孟祥娟、沈文凡《〈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正补》，《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6期。 (18)载《唐代文学研究》第十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19)载《唐代文学研究》第五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20)载其《唐代诗人探赜(外一种)》，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59-472页。 (21)载其《唐代诗文丛考》，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139页。 (22)原载《胡适手稿》第七集，此据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 中国佛学史》，中华书局，1997年，第193-196页。 (23)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 中国佛学史》，第196页。 (24)《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期，又载郑良树：《续伪书通考》，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第2015-2022页。 (25)载郑学檬主编：《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庆祝韩国磐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又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九十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26)两文均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六辑，1998年7月。 (27)《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5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28)《西南民族学院学报》汉语言文学研究专辑，1996年第S6期。 (29)1991年，由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黄约瑟、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刘健明发起，在香港“大学资助委员会”赞助下，与国内诸唐史研究部门合作编制《全唐文人名、地名、官名索引》，武汉大学历史系承担《全唐文》中职官方面的索引编制，遂以中国3至9世纪研究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为基础，邀集武汉地区从事唐史研究的部分同行，组成了“全唐文职官研究小组”，历时一年有馀，将1088卷(含《拾遗》、《续拾》部分)的索引完成，同时检出一些疑难官名和许多职官的变称、代称和雅号。 (30)张国刚《全唐文职官丛考》书评，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96-499页。另何汝泉《精心之作 贡献诸多--评〈全唐文职官丛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王双怀《评〈全唐文职官丛考〉》(《光明日报》1998年10月30日)二文亦可参。 (31)《唐代的散文作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唐代的散文作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32)冯秉文：《唐五代文篇目分类索引·前言》，中华书局，2001年。 (33)载《全唐文篇目分类索引》卷首，中华书局，2001年。 (34)陈尚君：《唐五代文作者索引·前言》，中华书局，2010年。 (35)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三联书店，2010年，第1125页。 (36)载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 中国佛学史》，第193页。 (37)国图另藏有清阮元撰《全唐文补遗》抄本八册(索书号80793)，不知与《揅经室全唐文补遗》是否为同一种，待考。 (38)陈尚君：《述〈全唐文〉成书经过》，《复旦学报》1995年第3期。 (39)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此书，以南宋周必大校刻本之140卷本配以明末闽刻本860卷。 (40)通行本有中华书局1984年影印《万有文库》本及中华书局1988年王文锦等点校本。 (41)《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徐焴刊本最佳。 (42)通行本有商务印书馆1958年以铁琴铜剑楼原藏顾广圻校旧抄本为底本、以《适园丛书》本校勘、断句本。中华书局2008年重印此本。 (43)目前通行的《唐会要》主要有两种版本，一是中华书局据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以乾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为底本)原纸型重印本(中华书局，1955年)，一是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古代史研究室以江苏书局刻本(翻刻聚珍本，校勘较精)为底本，参以聚珍本和上图藏四个抄本整理的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此外可参者有四库本及国图藏清抄本多种。 (44)通行本有中华书局1960年影明刊本及凤凰出版社2006年周勋初主持校点本。 (45)可参考万曼《唐集叙录》(中华书局，1980年；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陶敏和李一飞《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中华书局，2001年)、黄永年《唐史史料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赵荣蔚《唐五代别集叙录》(中国言实出版社，2009年)、陈尚君《隋唐五代文学的基本典籍》(载蒋寅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隋唐五代卷》下编《隋唐五代文学的基本文献》第一章，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解题之作，以及吴文治《柳宗元诗文十九种善本异文汇录》(黄山书社，2004)等校勘著作。 (46)有蒋氏朱丝栏手写本，九行，行二十二字，小字双行字数同，双栏，版心白口，单鱼尾，三册。索书号21405005。 (47)《〈全唐文补编〉出版感言》，载其《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48)原刊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唐宋史室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49)陈尚君：《唐五代文作者索引·前言》，中华书局，2010年。 (50)日本汲古书院，2004年。 (51)钱仲联：《全唐文点校本序一》，载《全唐文》校订本卷首，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 (52)岑仲勉：《唐人行第录》(外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1版，第28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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