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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国有7700万成年人是独居状态，而民政部最新的数据显示，到了2021年，独居人数将上升到9200万。“独居”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实际上，从2016年起，“空巢青年”这个称谓就开始广泛传播，这批年轻人大多住在一二线城市，独居并且独行。 日本漫画家高木直子的作品《一个人住的第五年》描绘了自己的独居生活，这本书的豆瓣评论区中，可以看到近万条读者的心声： “一个人自在随性的生活啊，偶尔的遗憾是没人帮忙收快递晒被子。” “这姑娘咋就这么像我呢？” 是啊，一个人住的高木直子，怎么这么像我们呢？我们，为什么选择了独居呢？ 2019年澎湃美数课的数据表明，中国独居者中男性青年占57.9%，女性占42.1%，90后人数超过61%，73.8%的人是外地户籍。在大城市工作的独居青年，大多刚从大学毕业，也非本地户籍，这意味着在偌大的城市里，他们需要重新开始，从零建立属于自己的社交关系网。但是，独居青年在这个阶段选择了看起来十分“消极”的社交方式，没有遵循寻求社群认同、人际联结的传统，他们默默沉浸在自己的房间里。年轻人虽然积极拥抱了城际移动，但并没有完全站稳脚跟。研究“空巢青年”的学者常进锋说：“城市的多变性使人们每天都在承受着风险和不确定性，而人类难以在有限时间内吸纳，进而适应多变的城市空间，所以人们不再能够按照传统方式那样保护自身。”他们只是轻轻地嵌入了繁华的都市，依旧处于一个“无根”的漂泊阶段。一、二线城市的快节奏生活，指的不仅仅是“996”和“007”的困境，更是年轻人来到大都市后巨大经济压力和阶层上升的渴望的体现。近几年流行于网络的“工具人”，就诙谐生动又不偏不倚地打中了这个靶心——多久之前，我们还会因为“你是我朋友”就义无反顾地帮对方的忙，而现在，在做出回答前，我们心里“对我是否有利，又有多少利”的天平正在来回摇摆。这当然不能完全怪这一代年轻人“更利己”、“更冷漠”，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倾向于尽可能攫取可以“扎根入土”的动力。与此同时，现代社会的时空因精细化分工而被无限分割，每个人可以在特定的工作与生活场域自由地变换身份。但是对于需要拼搏的都市青年们来说，时间就等价于金钱，他们更难以从飞速游离变换的场景中抽身，哪怕同家乡的亲人打个电话，也成为了一个需要“抽出时间”、“等我下班”的小小奢侈。现代时间的特征更多体现为一种功利主义的精打细算，而独居则是保证时间不被他人占用的最好方式，“空巢”之于独居青年，或许是一种被动的选择，是个体在城市空间挤压下的权宜之计。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中，一户户小家庭自给自足，是最基本、最稳定的结构单位，家庭成员之间联结紧密。地域上相近的宗族、乡亲通常具有血缘关系，有着较强的地域归属感。然而，在过去几十年中，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快，人口流动变得频繁剧烈。市场经济对“平均分配、同劳同吃”造成了巨大冲击，个体寻求最小单位上的利益最大化。到了80、90后这一代时，这个单位更明显地从“家”缩小为了“人”，“家本位”与“个人本位”的碰撞在这年轻一代的身上尤为明显。90后这一代年轻人，大多已没有“乡里乡亲”、“夜不闭户”的童年回忆，而是生活在一格格齐整美观的小区公寓中，精密的防盗门隔绝开每家每户的私密生活，小孩对亲密关系对象的认知最多也不超过父母、祖父母一类。青年离开家庭去外地打拼，是怀揣着“追求一个更好的生活”的愿景，也是因为父母还有能力照顾自己时，他们可以毫无顾虑地去为自己拼搏一番。与从前的家庭观念更加不同的是，年轻人不再急着走入婚姻、组建家庭，繁忙的工作与巨大的社交压力使他们无暇、无力考虑更紧密的婚姻关系。或者说，也没有这个必要——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个体已然成了最小的稳定结构，一份刚好给自己舒适生活、或许还能补贴一些家用的工资让独居青年们没有理由再像过去那样，通过建立家庭关系来保障自身的安稳。“空巢青年”群体壮大的原因，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些青年身上来。80、90后的成长环境使他们比父辈更清楚“我”的含义，也更向深处探索“自我”的可能。不必非要融入群体的安然、对个体特殊性的强调和对寻找“强共鸣”对象的挑剔，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独居选择。“空巢”或许不只是一种新型生活状态，更代表了社会中涌现的“个体化”倾向。并不是独居加重了人们的孤独感，而是在对个体生活的探索过程中，这些年轻人自然而然走到了独居的阶段。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 ( F. Tonnies) 认为，后现代社会生活的主要倾向之一就是个体化：单一个体意识到其自身人格、价值及目的都要挣脱束缚其的共同体，才可实现它自身的发展。而在这种个体思潮的指导下，“各种力量的发展不再以家庭作为单位，而是从个体出发，迫使人们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依据并做出决定。”
在《单身社会》中，克里南伯格认为社会增长的财富，对个体精神的崇拜，女性地位的提升，通讯方式的革新，大规模城市化等因素共同促成了独居现象的蓬勃，而独居生活“给了我们时间与空间，来实现有效率的自我隐居。孤独，一旦我们学会与之相处，不仅能帮助我们恢复自己的精力，也能激发我们产生更好的、共同生活的新想法，——无论我们是什么身份，或者此刻我们正以什么方式生活，这都是我们最迫切需要的。”的确，如果单单将独居这个选择看作一群年轻人对生活不负责任的逃避，或许只是一种狭隘的总括。实际上，这些年轻人在选择一个人生活的时候，也开启了对个人责任能力的探索。个体的身份从承受者（given）向责任者（task）转型，并对他们行为的后果（副作用）负责。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各种各样的阻碍与冲突难免会在个体、人际和社会间出现，但独居并不单单消极地意味着孤独、失败和无力。作为一个多种介质融合的过程，它或许可以给新一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提供一个选择与反思自己生活的机会。我们也不必放大独居的快乐，或是独居的痛苦。正如克里南伯格所说，“消除独居带来的痛苦的困难程度，其实等同于消除生活所带来的痛苦。”但我们应该可以明确，在“空巢生活”中诚实地直面无“他者”在场的自己，是非常必要的。更不用说，在今天这个网络急速扩张、信息瞬息万变的时代，独居生活或许给了我们一个额外的选择——“保持隐私与独立的空间与时间。这意味着，独居生活令人们有机会探索并认知自身生命的意义与目的。”1澎湃新闻《数说独居青年：独居真让他们发现自由和孤独的新境界吗？》3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 单身社会[M].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5.4常进锋. '空巢青年'缘何'空巢'——一个时空社会学的解读[J]. 中国青年研究, 2017, 000(005):79-83.5杜利娜，李包庚. 后现代思潮对我国青少年的影响与对策[J].当代青年研究，2014(5):1—16.6罗如春.经验与贫乏——论现代性语境下的本雅明[D].湘潭大学，2004.7贝克. 路国林译. 自由与资本主义[M].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第 69 - 71页.8鲍曼著, 范祥涛. 个体化社会[M]. 上海三联书店, 2002.9 Karin M. Ekstrom and Torbjorn Hjort (2010) ，Families Navigating the Landscape of Consumption in the Swedish Welfare Society，Journal of Macromarketing，December vol. 30，4: pp. 366 – 374.10文军. 个体化社会的来临与包容性社会政策的建构[J]. 社会科学, 2012(1):8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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