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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张培元的家事 （一） “十大响，铁盖盖，打开哈密娶太太，抢了银子又发洋财。”这是三十年代流传在新疆的一首民间歌谣，说的是张培元从哈密赶走马仲英，娶了李家姑娘做太太的事。他的这位太太，就是我大姐李荣英。 我家祖籍陕西咸阳县，清光绪初年，我祖父跟左宫保上了新疆，先在营盘喂马，后来就定居在哈密。我父亲李鹤龄，号寿松，是清末秀才。我家中薄有田产，靠经商过日子，在哈密也算是个中等人家。我父亲没有儿子，只有我和大姐两个女儿。当时女子读书的很少，我父因膝下无子，就把我们姊妹俩当儿子一样进行教育，从小给我们请了一位家庭塾师，教我们念书。后来，这个教师不知为什么，教了我们两年，便辞馆不教了，于是我们姊妹便改由父亲亲自教授。那时念的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后来又读了《四书》、《诗经》、《幼学琼林》等书，也读了《烈女传》。父亲是个旧知识分子，所以给我们教的也是封建主义的货色，满脑子灌的都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思想。除此而外，我们也学画画儿、刺绣、女工针线等。 一九三一年，马仲英由关内来新疆，首战哈密，围城七个月。哈密告急，省城调张培元为东路总指挥，支援哈密守军。   张培元，字子亨，青海西宁归德县人。听说原为连长，后提升了司令。此人生得身材魁伟，颇有大将风度。他的相貌方面大耳，鼻正口方，但美中不足的是眼睛太小。据说有个相面先生，给张培元相面后，私下对人说：“张司令啥都长得是贵相，就是长了个猪眼睛认不得好人，将来不得善终。” 此话后来果然应验了。 张培元调为东路总指挥后，立刻挥师向哈密进军。马仲英得知消息后，即刻退兵，让张培元得了功劳。于是张培元轻而易举地吓退了马仲英，他自己也以得胜将军自居。这年九月，率领省军，大摇大摆地进了哈密城。 张培元本是好色之徒，进入哈密城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听哈密城里谁家有好姑娘，准备娶第四房姨太太。张培元原有三房太太，大太太早亡，二太太胡宝珍，玛纳斯人；三太太杨镜珠，据说是昌吉人。虽然他已占有三位太太，但好色之心犹嫌不足。当他在城里打听到李家大小姐不仅容貌出众，而且知书达礼，堪称大家闺秀，便委托哈密地方绅士彭立忠、朱由才为媒强聘我大姐为姨太太。我父亲一方面慑于张培元的权势，另一方面又听说张培元是个大孝子，父亲本是饱学宿儒，封建思想极为浓厚，好的是忠臣孝子，敬的是烈女义夫，当下便答应了这门亲事。那年，我大姐年仅二十岁，张培元已是三十有五了。 一九三一年农历十一月，张培元在尧乐博斯的“九间楼”上，张灯结彩，披红挂花，和我大姐结成了百年之好。结婚后，又给我大姐取名李玉珍，他们夫妻就住在九间楼上。 到了第二年二月，张因公务要回迪化，便先派人将我大姐送到伊犁老家。张在迪化公干后，也返回伊犁了。 （二） 张培元身为大将，东征西战，攻城掠地，杀人如麻，但在家对父母却至为孝顺。他母亲张太夫人在家作威作福，张家的家规森严，稍不顺心，就拿拐棍打儿子。张培元挨打时，也是直挺挺跪在地上，任母惩罚，甚至长跪不起，这是常事。据说我大姐到了伊犁，刚下汽车，老太婆坐在房里，从窗户中看见我姐，便骂道：“张培元这不争气的东西，娶了个‘哈密瓜’回来了”。从此，她就不喜欢我大姐。 张培元新婚伊始，同我姐两情欢洽。又因我大姐岁数较另外二位夫人大些（二太太十九岁，三太太十八岁），又是名门闺秀，大家干金，知书达礼，端庄贤淑，张培元遂立我大姐为“正宫”，补了死去的大太太的缺。这就惹怒了另外二位太太，特别是二太太胡玉珍。她为人心胸狭窄，常爱拨弄是非。一有机会，便在太夫人面前说我大姐坏话，老太太对我大姐愈加不喜欢。 在伊犁过了一年，我大姐生下一个儿子。那时的大官僚家庭，三妻四妾，相互之间猜忌嫉妒，争风吃醋。我大姐由于生了儿子，在张家的地位更加巩固，这就引起了二太太的不满，她想方设法对我大姐加以陷害。在孩子生下第十二天，二太太告知我大姐说：“太夫人吩咐给孩子剃了头，抱去见她老人家。”我大姐不知这是二太太设的一条计，便请人给孩子剃了头，然后抱着孩子去见祖母。谁知太夫人一见，竟勃然大怒说：“媳妇目无长者，不等婆婆发令，就擅自给孩子剃头，真胆大妄为！触犯了家规。”我大姐当即百般辩解说，“这是二太太传话叫剃的。”怎奈老太太偏听偏信，二太太当面又矢口否认传过话。我大姐有口难辩，于是张老太夫人便将她关了禁闭，不许和张子亨相见。记得当时，太姐来信告知我们说：“自从忤怒了太夫人，被夺去了自由，不许擅离房间一步，罪苦难熬，只盼着能见张子亨一面，诉尽苦情，便要自尽。”后来，也是她命不该绝，竟然绝处逢生，被一个喇嘛救了性命。 原来老太太虽然心肠毒狠，却喜欢吃斋念佛，尤其敬重喇嘛，经常找喇嘛来看病。我大姐被禁闭受苦后，这喇嘛对她的遭遇很是同情，看到她有轻生念头，便告诉她：“哲暂且忍受几日，到了×X日，便有救星。”正巧到了那天，太夫人又请喇嘛来看病。喇嘛看到太夫人高兴的时候，就势说了我大姐的一些好话，还讲了行善的说教。太夫人竞转怒为喜，撤除了惩罚我大姐的禁令，又浓喇嘛为我大姐治了病，她从此才获得了自由。 张太夫人大烟瘾很大，她抽烟别人就得烧烟，烧烟是很苦的差事，家里虽然丫环成群，她却不叫丫环烧，非叫几个媳妇轮流烧烟不可。她老人家横倚在床上吞云吐雾，媳妇们站在宋前小心伺候，一站就是几个钟头，有时把脚都站得肿了，稍不遂心，动辄打骂。我大姐把这苦情告诉张培元，张也只能仰天长叹，无可奈何。 （三） 一九三三年马仲英二次进疆，哈密守军撤防，全城百姓怕遭屠劫，也跟着部队向古城撤退。我和父亲也随着逃难的人群，流落到了奇台。 张培元离开哈密到伊犁时，曾把老丈人一家托于他的磕头把兄弟哈密城防司令黎海如，并推荐我父亲做了黎海如司令部的秘书。黎出于对张的兄弟义气，对我们一家照顾很好。在这次大撤退中，他除了派兵护送我们一家，又拨给我们二饼子车两辆，骆驼二匹拉运财物，所以我们全家得以安全抵达奇台。 马仲英从奇台撤退后，我和父亲又从奇台起程，千里迢迢去伊犁投奔张子亨。我们在路上风餐露宿，艰难跋涉自不必说。这年的七月，到了伊犁。张培元在伊宁县城里给我们拨了一处公馆，共有十多间房子，供我们居住，派人伺候我们。那时，人称我父为老太爷，称我为二小姐，我们全家的生活始得安定。 张子亨虽然是我们家的至亲，但我只见过他一面。那次我和父亲到张家去做客，在客厅上见到张子亨。我只记得他身穿黄呢军装，佩戴武装带，前呼后拥，威风凛凛，很是气派。 我们到伊犁不久，三太太的亲属也找到伊犁住下。张太夫人对此大不高兴，骂道：“苍蝇闻见肉腥气了，你们来找丫头，我偏她们带到口里去，看你们找谁！”说起来也怪，这老太太还很有些先见之明呢，那时她就预感到张子亨要失败。她说：“杨增新死了，金树仁撵了，新疆是化外地方，当官的没一个善终。” 她怕将来儿子要祸及于她，便决定去北京居住。是年九月，她便打点行装，整整装了四汽车财物，带了一普特金子（老称二十七斤半），带上三太太和我大姐两个媳妇，取道苏联，经西伯利亚，到北京去了。也真亏了这位老太太，不然我大姐他们也就没命了。那时我大姐的孩子才一岁多，本来不想离开伊犁去北京，但在老太太的淫威下，无奈只得带着幼儿上路了。她们一行人从西伯利亚坐火车到海参崴，要走十多天。又从海参崴坐船到天津，转乘汽车到北京，辗转一个多月。可怜这个孩子在路上偶感风寒、一病不愈，到了海参崴，就夭折了。我大姐走时又怀着身孕，到北京后，生下一女，小名宝琴，大名张瑞杰。那时张培元已死，这孩子就成了遗腹子，从来没见过父亲。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张培元和马仲英结成联盟，率军队从伊犁出发去攻打盛世才。据说当初苏联准备联合张培元攻击盛世才的。张培元还有一点爱国之心，他向苏联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无需外国插手，拒绝了苏方的援助。于是，苏联便转变方向去支援盛世才。苏方与盛世才达成协议，乘张氏出兵东去，后方伊犁空虚，乘机出兵占据了伊犁，抄了张培元的后路。张培元在前方和盛世才交战正酣，忽闻后路被抄，大吃一惊。他的军队不战自溃，各自逃命。 张培元无法控制部队，只带少数亲信，落荒败逃。正当狂奔之际，忽然有人报告前面有条大河，无法前进。此时，后面盛世才的追兵已经迫近，张培元眼看走投无路，只得长叹一声，支开左右，遂用手枪自杀。据说当时追随张培元左右的，只有杨正中旅长，徐副官长等少数心腹。张先支使们去寻渡口，然后用手枪打死心爱的战马，最后朝自己头上开枪自杀，那年他才三十八岁。 张子亨死后，我大姐才二十三岁，正是青春妙龄，向她求婚者甚多。我父亦劝她改嫁。但她从小受封建思想熏陶，宁愿从一而终，决计为张培元守节。张的原配夫人所生一子，名叫张东杰，由我大姐一手带大，抚养成人，后供应他上了大学，现在兰州民族学院工作。 我大姐后来移居天津，解放后还出来参加了工作，直到1978年才死去，享年六十五岁。 张培元有一亲兄弟，早年死于奇台，留有一子，叫张亚杰，自幼随张培元生活。张亚杰十四岁时，与一位十九岁的姑娘结了婚。姑娘的父亲是一位团长，这位令翁看到张培元家大业大，便唆使女婿和张培元分家。这个官司打了好几年，后来张培元死后，二太太、三太太都要求分张家的财产。经过官方断定，将张培元家在天津的家产，分为五股，三位太太，张亚杰、张东杰各得一份。我大姐因为张培元守节，没出张家门，所以分得的财产略多于他们。二太太、三太太分家后，先后改嫁。二太太后来死在新疆。听说，三太太跟了一位解放军，也不知去向。 张培元的女儿名叫瑞杰，解放后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在该院任职，文革中因家庭出身受了冲击。一九六八年随其夫钱植庸去美国定居，现在美国某地经营饮食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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