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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曾经讲过：“治民无常，唯法为治”，这句话道出了法律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性。法律是国家和人民意志的体现，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有力武器。历史上，奸邪当道总是出现在法治薄弱的时期，而道德正义总是在法律严守的时候显现。 严打战役的背景78年后，社会进入了大大整顿时期，但依旧还存留有危害社会、扰乱治安的势力和不良分子，这严重影响了国家的整顿和国力的恢复。 因此，政府不遗余力地加强社会治理能力，提高法律的防护力度。特别是在1983年的内蒙古呼伦贝尔发生了一起震惊国民的事件，由于此次事件的危害十分惊人，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引得当时人心惶惶。 至此以后，为了严整社会道德风气，提升社会治安水平，上级领导决定加大整改力度，投入巨大的整改成本，力求肃清不良分子。83年8月25日，“严打”开始。
“严打”究竟有多严？严打战役以其“严”而闻名。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人民生活极为严格苛刻，不能犯有小错误小毛病，否则就会被当做不良分子处理。 许多当时一些稍微前卫一点的生活作风，如跳交际舞、男女青年共看电影等都被冠以“生活作风有严重问题”的罪名，严重者甚至还被判处流氓罪，处以监禁甚至更高的惩罚。 由于极为严格的法律约束，当时的群众都活得小心翼翼。不敢出门娱乐，也不敢去结交来历不明的朋友怕惹祸上身，更有甚者因害怕被无端举报也不敢在自家门内大声讲话。 在“严打”的第一阶段，社会反响最为强烈。此阶段打掉的基本上是社会上犯下严重罪行的罪犯，其中被判处最高刑罚的有两万四千多人，而被定其他罪行的罪犯更是好几倍。
当时的犯人一旦被定罪，就必须进行游街示众，他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挂着一个写有名字、年龄、罪行等信息的牌子。当时的这种游街车规模壮大，围观群众数不胜数，是“严打”时期一个独特的标志。 同时，有关机关缴纳团伙7万多个，缴纳枪支约两万多支，挖破了许多团伙的老巢，摧毁了他们的道路，极大地减弱了当时的恶势力，这的确是令人感到鼓舞和振奋。 在这场战役中，最为著名的案例是迟志强案例。当时迟志强在南京，和几个男孩女孩在公寓内看影片、跳交际舞、唱邓丽君的《甜蜜蜜》，但这些行为被当时的邻居们当成是一个不正当的行为，他们向公安机关投诉他们这种可耻的行为，迟志强因此就以“流氓罪”被逮捕。
当时还有人因为不喜欢自己女儿的追求者，将他的求爱行为当成是一种人身侵犯告到公安机关，最终还被定为“流氓罪”。可以说，第一阶段严打力度极为强大，规模极为庞大，社会影响极为深远，为今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严打”的第二阶段是从1984年8月到1985年12月，该阶段的打击力度依旧还是有增无减，要求还是一样的严格苛刻。虽然说第一阶段的打击使得社会上的犯罪率大大下降了，但是还是有一些人仍旧不怕，在如此严苛的打击之下，依旧能够猖狂的存在。 所以说，这阶段的犯罪率虽然是下降了，但是治理难度并没有减小。为了更快地肃清不良分子，有关机关按照“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原则，能严打就严打，难以明晰的案件就当“严打”案件来处置，丝毫也不放过任何罪案，对不良分子给予坚决打击。
第三阶段的“严打”直到1986年10月份才结束，整个战役历时3年零5个月，历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规格之高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而本次战役的成就之大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本次“严打”中，共抓捕和处决170多万人，查获各类团伙20多万个，基本上肃清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恶势力。 但是，由于“严打”的力度过于强大，造成了许多被误判案件，使得一部分人因此而受到了无谓的惩罚和不必要的牺牲，这也引起了当时许多不满的呼声和哀叹。 也许这是历史的失误和过错，给一代人带来了如此大的不便，但是为了推动社会的前进和发展，国家和社会就得勇敢地伸出他们的双手，用智慧和胆量去铲除前方道路的荆棘和泥泞。 “严打”的意义
“严打”是特殊时期下的一种特殊的行动，它的严厉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1986年严打结束之后，社会犯罪率依旧是在不断上升，“严打”的效果并不是长远和持久的。 若想从根本上管理好社会治安，单靠法是行不通的，严苛的法可能以其残酷的规定和严厉的刑罚而使人暂时闭嘴屈服，但是倘若长此以往的严苛，坏人势必起来反抗，而倘若一旦放弃严苛，坏人势必还会起来兴风作浪。 法只是维护社会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而已，从根本上来说，社会的治安问题还是社会的发展问题，维护社会不能单单靠法律就能解决问题，还要从根本上抓紧社会的发展。 只有人民的生活安定和富足了，社会才会真正地呈现和谐发展的变化。同时，还要不断地从思想上引导和帮助国人们走向正确的道路，只有道德和法律相结合，在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提下，才能够真正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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