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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民俗文化村景区，将在近期实施拆除”，看到这个新闻，真是哭笑不得。 这部因作品《白鹿原》而兴起，投资了3.5亿的旅游项目，运营了仅4年，就走入了末路。 但这并不意外，像白鹿原民俗村这样寿命不长的人造景区，还有很多，打着文化的招牌，却只看短期商业利益，让游客感受不到丝毫当地民俗气息，那关门是迟早的事。 《白鹿原》，是陈忠实陈老的盖棺之作。这部伟大的作品，将黄土高原上的民族秘史生动地呈现给了世界。 看完后你就知道，这才是一个民族的传唱，不能轻易亵渎。 做产业如同做人，探究文化，始终要摒弃单纯的眼前利益。而想要真正看懂《白鹿原》的民俗，还需要先读懂陈忠实这个人。 郁达夫说：“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述传”。 被誉为“民族秘史”的《白鹿原》，正是陈忠实外化了的心灵秘史。 28年前，长篇小说《白鹿原》一经出版，立即轰动文坛。 陈忠实没有想到，自己50岁时写出的小说竟然如此受欢迎，成为当时的大爆款。 这部被誉为我国民族史诗的作品，不但获得了矛盾文学奖，还被教育部列入“大学生必读”系列，而且翻译成多国文字广泛传播。 此时，距离陈忠实立志写出点名堂，已经过去了几十年。 1942年的三伏天，陈忠实出生在白鹿原上。 没上学前，因为家境贫寒，陈忠实就去挖野菜、捡柴火，在灞河里与同伴嬉戏。 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也许就在于有没有跳出圈子的志向。 1950年春节后的一个晚上，父亲将一支毛笔和一沓黄色仿纸交到他手上，说：“你明日早起上学去，跟你哥合用一只砚台。” 陈忠实高兴极了，接过纸笔掰着手指等待着上学的日子。 小学毕业后，他考上离家50多里路的西安市第三十六中学，路途遥远，他只好寄宿在学校，周末才回家。 陈忠实和哥哥陈忠德上学的课本、工具以及菜票、开水费等，都是父亲种树卖树的钱买来的。 那时候，一个农民之家，要供两个中学生上学是非常困难的。 很快，父亲无树可卖了，他对初一只上了一个学期的陈忠实说：“钱的来路断咧！树卖完了，你得休学一年。” 父亲愧歉地说，先让哥哥念完中学，等到哥哥考上免费的师范大学，压力缓解后再供他上学。 陈忠实听了心里非常委屈，但是他能理解父亲的难处。 休学后，陈忠实没事就经常背着妹妹在村子里闲转。 乡政府书记见了，问他：“谁家的娃娃不上学？” 这个书记查问一番后，决定让村里每个月给他6块钱助学金，回去上学。 但那时的陈忠实是自卑的，城里的同学，课余时间都参加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他没有这个条件，只能一头扎进书堆里寻找精神慰藉。 越是物质贫瘠的人，越追求精神上的丰富。正是这时拼命的阅读，改变了陈忠实的一生。 初二那年，他念到了一篇赵树理的短篇小说《田寡妇看瓜》。 他惊讶地发现： “呀，这些人和事，这些乡村的语言，我知道的也不少，居然还能写进文章，还能进入中学课本？那么，我也能编这样的故事，能写这种小说咯。” 想到这里，他激动万分，开始偷偷地模仿赵树理的风格学写作。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在一堂自由命题的作文课上，他把蒋村发生的真人真事写成了一篇2000多字的小说《桃园风波》。 语文老师给这篇作文打了满分5分，还在右上角添了一个加号，并且写了两页红灿灿的评语。 这给了陈忠实极大的鼓舞。 16岁那年，他的诗《钢、粮颂》第一次见诸铅字，登在了《西安日报》上。 “粮食堆如山，钢铁入云端。兵强马又壮，收复我台湾。” 陈忠实正式踏出了文学路上的第一步。 《白鹿原》里有这样一句话：“好饭耐不住三顿吃，好衣架不住半月穿，好书却经得住一辈子读。” 读书，成为陈忠实跳出白鹿原的根基，但比书更重要的，还是陈忠实内心愿意改变命运的初心。 1959年春天，陈忠实从报纸上得知，柳青的作品《创业史》即将在《延河》上开始连载，心里莫名地兴奋和期待。 为了买《延河》，他每天只吃干馍喝开水，省下一周买咸菜的两毛钱。 然而，从1959年到1962年，陈忠实的三年高中生活，进入了全国最困难的时期。 饿得实在睡不着，他就拼命地看书，试图去忘记饥肠辘辘的肚子。 他其实很想跳出农民的圈子，想考上大学。可是因为全国性大饥荒导致的经济困难，到1962年，全国高等学校招考率不到5%。 陈忠实那个班没有一个人考上大学，他也落榜了。 整整两个月，他都在噩梦中惊醒，嘴里满是胡言乱语。 父亲担心家里再多一个神经病，对他说：“当个农民又如何啊，天底下多少农民不都活着吗？” 他决定接受现实，但是真的甘心当一个农民吗？ 想到白天干农活，晚上会没有精力看书写作，他干脆申请到村里的小学当民请教师。 白天，他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给了孩子，晚上，他把时间交回了自己。 他明白，自己在农村，几乎人生所有的路都堵死了，只能靠自学这一条路。 人，有一万个理由放弃，就有一万个理由振作起来，因为，世界上，只有自己能成全自己。 到了晚上，一间破屋子、一张烂条桌、一个煤油灯，成为了陈忠实自学的“课堂”。 墙上写着他的座右铭：不问收获，但问耕耘。 上不了大学，他就立志自学4年，争取4年后发表一篇作品，算是自己“大学”的毕业作品。 说到就做到。 3年后，他提前一年“毕业”，在《西安晚报》上发表了《夜过流沙沟》。 靠着自学，陈忠实当起了业余作家，这期间，他写过快板书、诗歌和短篇小说，但是知识结构不平衡，文化视野局限的缺点，一直是他致命的弱点。 比如说，爱情一直是文学的主题，却是陈忠实的难题。而由于他当了一辈子农民，也只能写出农村题材的作品。 比如他早年的小说《接班以后》、《高家兄弟》等，都明显有着“阶级斗争”的模式，还有僵化的“三突出”人物构造法。 很多同行笑他是“老汉专业户”。 如果一个作家自我禁锢，他的文学之路只会越走越窄。可不幸的是，时代没在最好的年华里给他机会。 1967年早春里一个寒冷的日子，陈忠实偶然见到柳青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被押在卡车上游斗。 他心里那颗文学梦立刻被冷水浇灭。那段时间，他只写公文，只接受政策文化，政策宣扬什么，他就写什么。 但文学理想又该怎么办呢？如果陈忠实一直只写农村现实题材的作品，他永远也写不出《白鹿原》。 在《白鹿原》里，他借朱先生的嘴写了一句话：“别人是先趸下学问再出去闯世界，你是闯过了世事才来求学问。” 他决心，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好好做学问，突破束缚自己的枷锁。
文革结束后，陈忠实的文学梦，终于有了适合他的土壤。 那时，农村生活发生的变化让他很吃惊。 他看见村里穿着喇叭裤披着长发的青年男女，他和朋友去看摇摆舞，第一次看到穿得性感的舞女狂魔乱舞。 “分田到户”时自己家里竟然也有田了，看到县长给全县第一个“万元户”披红戴花的时候，他想起了柳青。 面对时代的巨变，很多老作家一时接受不了，很难进行新的创作，要么只是写一些艺术技谈的文章，要么跟随潮流下海经商。 但陈忠实深刻地意识到，时代要变了，自己从精神到心灵，也都需要一个自觉的彻底改变过程。 如果不把身上的腐肉剥刮干净，重新长出新的来，怕是无法写出适应新时代的作品。
他知道自己心灵感受的盲点和误区在哪里，比如，文学基础薄弱，视野窄，见识少。但他依然决定对自己进行“精神剥离”。 想来想去，他决定把一直盯着乡村现实生活的眼睛，转移到1949年以前的原上乡村，由关注新农村政策，转移到关注农民的心理和命运的思考。 写完中篇小说《蓝袍先生》，陈忠实萌发了创作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念头。 这时候，上头却准备派他去陕西省作家协会当书记，这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梦想。 当官还是当作家，摆在陈忠实面前有两条路。 最后，他选择了内心追求的那一条：当一个专业且独立的作家。 “你知道我这个人不成器，做点文墨文字的事还可以滥竽充数，一当起官来自个心里先怯得惶惶，日里不能食夜里不得眠，生就的雀儿头戴不起王冠。”
陈忠实在《白鹿原》里写了很多经典的句子，他写故事，同时也是写自己。 他知道自己当不得官，而当时他最想做的，就是要写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句子，写一篇能够折射隐秘民族文化心理的历史小说。 “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陈忠实把这句话写在《白鹿原》的扉页上，然后走访调查2年，闭关呆在郊区祖屋里，一写就是4年。 “有一天我去世了，棺材里放这么一本书，也就够了，不管它是否会对世界产生影响，只要能让自己满意，能对得起自己喜爱文学的这大半辈子。” 在4年前陈忠实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如他所愿，颈下枕着的正是《白鹿原》。 回看陈忠实的写作历程，几乎是经历了一个自我突破的炼狱之路。 当他勇敢地把自己身上的“本本”思想完全剥离后，便获得了一个全新的陈忠实。 没有这个破茧过程，就没有后来的作家陈忠实，当然也就没有长篇小说《白鹿原》。 不破茧，何以成碟？ 其实，陈忠实本身，又何尝不是一部白鹿原的民族史。
关中有两宝，一是白鹿原，二是陈忠实。 4月的白鹿原上，正是樱桃红了的时节。 白鹿原还在，只是那个老汉已经走了，只怕哪天，白鹿精魂也走了。 杨澜在访谈的时候曾问过陈忠实： “60、70后也许能读懂《白鹿原》，80、90后可能无法理解那个历史的故事。” 陈老淡定地回答： “没关系，等他们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会读懂的。” 就像书中睿智的朱先生那句广为流传的话：“房是招牌地是累，攒下银钱是催命鬼。房要小，地要少，养个黄牛慢慢搞。”
朱先生对孝文的过失没有严词斥训，而是悬笔写下两个字的条幅：慎独。 这样的警醒依然可以时刻提醒我们：慎独，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 陈忠实以他的一生，深刻诠释了慎独的意义： 无论贫困、还是灾难，无论是利益的诱惑，又或者平淡无味的生活，都要坚守心中那份初心，敢于刮掉腐肉，追求心中最有价值的东西。 陈老先生用一辈子悟出来的道理，才是值得我们追寻的白鹿原。这是多少民俗村，都无法塑造出来的白鹿精神。 资料来源： 《陈忠实传》 邢小利 《陈忠实的人与文》 李清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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