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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白鹿原》 据说，在某一次的文化会议上，当金庸碰到陈忠实，金庸说：“《白鹿原》我看了，你是在为地主翻案哪？”陈忠实回答说：“你看懂了，他们都没有看懂。” 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金庸作为，一代文学大师，如果仅仅认为《白鹿原》的写作是为了给地主阶级翻案，真的有点贬低金庸大师的思想功力了。 对于《白鹿原》这部作品来说，从细节上可以看出有过去革命文学中，阶级对象的写法。 香港岭南大学的教授许子东认为：《白鹿原》是用《红高粱》的方式写的《红旗谱》。 《红旗谱》是革命文学著名的三红之一，另外两个是《红日》和《红岩》。《红日》是讲革命武装斗争的，《红岩》是讲共产党人地下斗争的，而《红旗谱》是讲农村土地革命历程的。 《红旗谱》中有五种典型人物：地主、贫农、教书先生、国民党员、共产党员。这种典型人物的来源，应该是阶级分析方法，以后基本写到农村土地革命的小说，都会采用这种人物塑造方法。 莫言的《红高粱》是采用历史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写法，来反思解放前的农村各种关系，莫言创造性的加入了土匪，这一个角色，五种人物关系变成了六种。 可以说，《白鹿原》在写法上与《红高粱》相似，但是时间的宽度更长，主要人物是《红旗谱》中的五种典型人物，但是人物关系更加的复杂。 《白鹿原》的成功之处，在于给我们展现了百年中国是怎么被塑造的。一个国家的塑造，还得靠其中具体的人。白鹿原作为百年中国的一个微缩景观，承受着各种的变化，各种的思潮，其中的人也随着变化而卷进了命运的漩涡之中。 小说封面 在古代中国的郡县制度下，国家的行政权力到县为止，基本是不下乡镇一级，在那里依靠的就是乡绅的自治，而到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村，宗族势力是重要的自治力量。 《白鹿原》中的白嘉轩以仁义立家，作为族长，重修组词，修建学堂，我们都可以看到宗族势力有对地方有利的一面，“白狼”、“交农具”事件、“救瘟疫”事件都可以看出宗族家长制，在对待公共突发事件时候的动员能力。 订立的乡约，有它积极的一面，宗祠作为一个人最终的价值归宿点，对于每个从白鹿原人走出去的人，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吸引力。宗族对于汉民族有着特别的影响力，这是一种类似于宗教的最高价值认同。鹿黑娃从与田小娥恋爱开始，再到上山为匪，可是后来投军，拜朱先生为师之后，最终还是得到了宗族的承认，去拜了宗祠。从他身上可以看到宗族文化的影响力。 鹿子霖的存在就像宗族制度中的一个缺陷，这是作者的一个反思，宗族制度才好，也需要白嘉轩这样的好人来执行，如果遇到鹿子霖这样图谋私利的，那么同样会害人，可见无论什么制度，人是很关键的。 《白鹿原》还有一点是对历史偶然性的思考，历史发展往往带有非常大的偶然性，人类的经验往往夸大了必然性，忽略了偶然性。同样的，作为个人，命运的偶然性又和历史的偶然性结合在一起。 我们可以从，鹿黑娃的命运、以及白孝文从濒死的边缘，最后成为县长的命运轨迹、从百灵的遭遇中都可以看出历史发展中，偶然性是多么随意的摆布着一个人的命运。 朱先生作为教书先生的人物形象，在这部小说中，被赋予了超乎寻常的意义。 在以往的土地革命小说中，教书先生一般会有一个思想的蜕变，成为革命者，带领贫农闹革命。但是在《白鹿原》中，朱先生是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是超脱于思想派别的。 白鹿原想象图 朱先生的思想被作者写成是朱明理学，可是朱先生有非常的通晓事理，由此可见作者认为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的根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中国历史的走向。 朱先生的几大作为，都有儒家士大夫的影子，如办学开馆，修编县志，退围剿西安的清兵等等，作者为了体现朱先生通理的厉害之处，甚至给他加上了许多神秘主义色彩，如预知失物的地点，预知到自己死后会被掘墓等等。 近年来，很多学者都从大历史角度来思考，中国如何被塑造成现在这样的问题，而《白鹿原》从宗族文化、历史偶然性、儒家思想三个方面反思了“塑形中国”中国命题，这也正是这部小说拥有无穷魅力的原因之一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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