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论晚清外交：一味诈、一味蛮、一味蠢

中国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曾总结晚清外交为“怕、诈、蛮、蠢”，他说：

“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奈何。”

郭嵩焘此言颇为犀利，也相当中肯。靖逆将军奕山一战即溃，于广州城头高悬白旗，是为“一味怕”；两广总督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身败被俘，客死异乡，是为“一味诈”加“一味蠢”，而亲王僧格林沁夜郎自大，狂妄冲动，遭英法联军大败，更导致火烧圆明园，是为“一味蛮”。

如谌旭彬所言，在郭嵩焘之前，中国对西方的认识，已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是林则徐的时代，彼时西方是中国人一厢情愿想象的西方。这位虎门销烟的英雄，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荒诞地写道：英国兵的双腿构造与中国不同，屈伸艰难，他们只要倒下去就爬不起来，故而英军毫无陆战能力，不必担忧他们登陆。

第二个时代是斌椿的时代，彼时西方则成了中国人一厢情愿想象的东方。在斌椿眼里，西方的一切文明，都可以在中国经典中找到依据，其文明不过是中华文明的余绪。每一个读过斌椿考察报告的人，都只能在其中看到另一个“清帝国”。

到了郭嵩焘的时代，始敢直言“蛮夷”政体之优良非中国“三代之治”所能及。身为驻英公使，郭嵩焘深入考察英国的宪政、商业、科技、教育、学术及风俗，结果发现，英国之强，根本不在船坚炮利——这只是果，而在于其政体之勃勃生机——这才是因。在日记中，郭嵩焘写道：

英国之强，始自国朝。……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会）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能辨此者鲜矣。（其一）

或为君主，或为民主，或为君民共主之国，其定法、执法、审法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催科不由长官，墨吏无所逞其欲；罪名定于乡老，酷吏无所舞其文。人人有自主之权，即人人有自爱之意。（其二）

圣人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乱。德者，专于己者也，故其责天下常宽。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其法日修，即中国受患也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也。（其三）

代议制民主与宪政之下的法治，才是英国强大的根本。郭嵩焘这一认知，可说相当深刻且超前，也因此招致保守派的大肆围攻。其中，郭的副手刘锡鸿跳得最凶。刘参奏郭嵩焘“三宗罪”：“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因天寒而披西人衣服，见外国元首起立，听音乐会索取音乐单，竟然都成了郭嵩焘的罪状！刘锡鸿后来又增加十多条指控，使得清廷对郭嵩焘颇不满，但尚不便立即处理。偏偏郭嵩焘一身傲骨，你指控我是崇洋媚外的“清奸”，那我索性就堂堂正正地“崇”给你看！

不久，郭嵩焘将访英见闻写成《使西纪程》，寄回总理衙门。其中说：“西洋以智力相胜，垂两千年。麦西、罗马、麦加迭为盛衰，而建国如故……”这彻底激怒了保守派。王闿运痛骂他“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原是他友人的李慈铭也怒斥他对西方“极意夸饰”。清廷遂将《使西纪程》毁版，禁止流传。多年后，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里还提及此事：

“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版，才算完事。”

1879年初，郭嵩焘在驻英公使任上被清廷解职，黯然归国。返国后，郭嵩焘拒绝赴京交差述职，而是称病回籍。

郭嵩焘是湖南湘阴人，返乡途中，他乘船抵达长沙。由于湘阴发生排外风潮，形势紧张，连用小火轮拖带木船到省城都受到长沙、善化两县阻止，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也遍布大街。彼时郭嵩焘钦差使臣的官衔尚未解除，但各级地方官员，都对他傲慢无礼，怒目以对。经历种种不愉快回到湘阴后，郭嵩焘从此彻底离开大清官场。李鸿章曾盛赞郭嵩焘说，“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郭嵩焘号）为最。”然而，在一个顽固保守为主流的国家，最杰出的人才，往往都不能尽展其才。

1891年7月18日，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开眼看世界的真正先驱，在故乡湖南湘阴抑郁而终，此时距其最后一次离职返乡已过去整整十二年。这十二年，对郭嵩焘是失去的十二年，对晚清中国亦然。

郭嵩焘去世后，严复撰写挽联，深致敬意与哀悼：“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童毛，激赏深惭羊叔子；唯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民国修《清史稿》，对郭嵩焘也褒扬有加：“中国遣使，始于光绪初。嵩焘首膺其选，论交涉独具远识”。

在郭嵩焘身后，虽然李鸿章一再努力，恳请朝廷为郭嵩焘立传并赐予谥号，但均未获旨准。我的朋友十年砍柴评论说，从朝廷不赐郭嵩焘谥号这件小事亦可看出，四年后甲午之战败于日本，九年后而有庚子事变，二十年后清廷覆亡，也是毫不意外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