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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宸；题：曹墓考古辨疑 据安阳曹墓现场考古的已知资料，应对曹墓考古作一些基本思考和判断，这些基本思考和判断显然不在于确定是否即为曹操本人墓葬，而是从现场考古出发，对整个曹魏墓葬乃至司马氏墓葬的基本判断和思考。目前，已知曹墓本有陵园，并附葬墓较多，又几乎同时与曹休墓等一起出土，虽然文物证据尚显不足，但是对于整个曹魏墓葬的基本的思考辨疑还是能够获得的，由此也可以进一步引申至西晋司马氏乃至北朝时期。 甲、据曹墓遗址，盗墓目标直接，应有一定与毁坏陵园同步的基本判断;盗墓者破坏尸骨目标直接，应有一定与墓主本人有时间上的直接、或相互关系的基本判断;就是说，针对曹魏墓葬的盗毁和破坏，是不可能有很大的时间跨度的，这与史籍文献中缺少曹魏墓葬的相关记载相符合，如果是在唐宋甚至以后才发生了盗毁和破坏，那么现在就应该存在很多相关记载，这样的基本判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几乎同时期发现的曹休墓，由于现场考古获得了曹休铜印，其确定性存疑不大，而由于休墓同样遭盗，盗毁情形有诸多相似之处，基本可以判断为，盗毁和破坏是针对曹魏故族的直接的、准确的大规模盗掘破坏活动，其他曹魏重要人物如曹洪、曹仁、曹丕等，其墓葬既然消失在史籍记载之中，应该与目前发现的两墓遭遇十分相似，此亦是后世少见曹魏遗迹的主要原因。由此，盗墓与毁尸，灭迹与断绝，主使与仇恨，这样的基本判断是成立的。 第一，曹操220年下葬，至司马懿249年专政，时间跨30余年，能直接入曹墓指认曹操且毁尸者，从时间上比较罕见，即曹操死时20岁左右，入墓毁尸时至少亦应为50岁了，而该人在20岁时能否熟见曹操本人，是存在很大疑问的;如果司马懿死后，至司马炎称帝时，时间跨度更大，此时能指认曹操者几无可能了。而盗毁是大规模针对曹族的，时间上只会拖后而不可能提前，因此该墓毁尸疑点存在。 第二，盗毁事件从整体来看，针对性、准确性和熟练性非常高，上方盗洞实际可能是辅助作用，例如从1号墓侧边进入墓室进行盗毁，上方盗洞可能用于外运墓中物件。如此精密计划、准确直接的行动，在三、五十年乃至更长时间之后，是否还会有人能够确认是曹操，是很可疑的;这些分析的结果，就是毁尸行动很可能并非针对某个具体墓主目标，而是针对大部分或所有的曹魏故人，统一而有计划进行的。 除此之外，盗毁之后必然是有计划的破坏陵园，连同各地曹魏墓葬一起，由此导致当时各地曹魏墓葬在历史的瞬间一起销声匿迹，于是，人们怀疑的目标自然就向取曹魏而代之的司马氏倾斜了，由于这些重要历史事件在史书中均未见记载，因此，有可能是在西晋“八王之乱”时，利用局势混乱的掩盖下进行的，但如此则盗毁时间更需延后，指辨墓主的疑问就更高了，于是，特别针对曹操本人毁尸的可能性不大。 第三，既然是直接针对曹魏墓葬的大规模破坏，实施盗毁行动的显然不会受到惩罚，而是会受到褒奖，这样就必然应该会在史籍中留下蛛丝马迹;而主使者既然大规模破坏，也存在适当透露信息的可能，以向相关对立方传递相应的信息，或达到一定的目的。特别是可疑度最高的司马氏政权，处于镇压曹魏遗族等目的，是有很大可能集中盗毁破坏曹魏墓葬的，由此应该受到当时人们的流传，或者适当向曹魏遗族示意之后，由曹魏后人流传下来。 所有这些判断均未在史籍记载中获得支持，因此，史未见载尤为可疑，那么，盗毁主使除了司马氏政权之外，北朝各国的可能性甚高，由于西晋衰乱之后，拓跋北魏，慕容北燕，高氏北齐，刘氏北汉等，群雄逐鹿中原，或先或后或交织占据中原，符合曹魏墓葬被捣毁破坏的第一时间跨度，并且北朝各国兵乱之中，掩盖历史记载、痕迹等的可能性也较大，因此，除了司马氏政权有较大嫌疑之外，北朝各国都存在很高的可疑度。从现存史料看，曹操本人征服乌桓，与北部各族有很多往来活动，说明随后兴起的北朝各国，具有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获得曹魏、西晋内部信息的可能性，由此则北朝嫌疑不能排除。 综合判断，在大规模、有计划、准确地盗毁破坏曹族墓葬的行动中，曹魏墓葬几乎毫无例外被洗劫一空，直接指辨墓主而毁尸的可能性并不高，更可能是统一性地针对所有墓主毁尸，而时间上在249年更后的可能性更高。因此，该墓仍缺乏确凿证据证明即是曹操本人墓葬，反倒是曹洪、曹仁、曹丕等可能性甚高，特别是曹丕、曹睿、曹芳等几位具有帝王身份的可能性甚高，曹芳、曹髦、曹奂等以帝王礼降而葬，似乎更适合类似的陵园规制;在盗毁行动的直接性和针对性以及时间条件上，也更有确定的目标性。 如果墓葬在时间上的误差放宽至220年之后，则非曹操本人墓葬的可能性更高，其他曹族重要人物，废、降帝王等，其可能性就更高了。而此段时间，盗毁者更有时间条件获得墓葬真实信息，并使盗毁行动更高效、准确、简洁，也更具破坏性。 乙、“魏武王”标志的出土文物辨疑。由于“魏武王”标记的文物出土达到九块，以后甚至还可能出土，而非曹操本人墓葬中出土如此之多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以曹操赐赠故旧大臣为例，不太可能赐予一人如此之多，唯一是赐予子孙可能较多，像曹彰、曹昂等都是曹操重要亲子，这种可能性是较高的，但陵园规制似乎又过高，与其生前身份等存在差距。 而曹操个人崇武尚文之遗物，主要是赐予子孙合乎礼仪，因此，该墓为曹彰，曹丕，曹昂等的可能性较高。另外该墓出土杂物石牌较多，似与曹操文武两道相偏，而曹丕崇尚文治农耕，反而更为适宜。从针对性的盗毁破坏看，直接针对曹魏开国帝王曹丕，其可能性是很高的，并更具效果，更符合目的性。 从墓葬陵园规制上看，显然应该是曹魏主要人物，像曹休显赫但无陵园规制;曹洪、曹仁、曹真等，仅符合该墓墓葬礼制，亦不可能有如此陵园规制，因此该墓目标还是曹操本人、曹彰、曹昂、曹丕等主要的曹魏故族人物身上，不排除即是曹墓，但须更为明确的证据。 此外，如以曹操本人墓葬推测，则陪葬坑、墓如此之多，应在其他墓葬坑中发现更为明确直接的证据;而1号墓有可能即是曹操九锡之礼的陪葬墓，或其他陪葬坑中会有直接明确的证据出现，等等。除此之外，则是更广泛地寻找曹魏故族墓葬，包括重要人物如仁、洪、彰、昂等，乃至睿、芳、髦、奂等。 丙、针对曹魏墓葬的历史遗迹，应该得到的基本判断是，如何在史籍记载中找到，大规模、直接、准确地破坏曹魏墓葬的历史记载，从中对于确定曹魏各墓葬或有重要佐证意义。而这些史籍，目前是绝无存在的，或绝无公开的，此应属重大历史发现，是归属于考古、文史等各界的重大突破性工作，单比现场考古更为重要。 从历史角度分析，则司马氏集中大规模毁坏曹魏墓葬是存疑的，首先即是史籍未见，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其二则司马出于曹魏，虽有篡替之实，但司马与曹魏姻亲故族，各相交织延连，则如此大规模地盗毁破坏是有极高的政治军事风险的;第三则是司马氏既要盗毁破坏，应集中于曹魏主系，没有必要连休、真这些也不放过，如此应该夏侯氏墓葬也不会放过了，这种全面翻盘式的逻辑概率较低; 如果司马氏确为主使主谋，是针对曹魏、夏侯等故族的有目的的准确地、全面翻盘式地盗毁破坏，那么司马氏应对曹魏后人另外采取现实行动，即对后世遗存的曹魏故族采取剿灭行动，如曹魏分封子弟、夏侯子弟等，甚至曹魏主系人物的重要关系人，采取大规模的镇压消灭行动，即历史记载中应有非常明确的痕迹了。而历史记载中，则是司马炎对曹魏最后一位帝王曹奂采取了较宽容的态度，对其他曹魏遗族也没有采取大规模清剿行动，因此，司马氏单独盗毁破坏曹魏墓葬的可疑性是非常明显的，不符合历史记载和分析逻辑。 从曹魏之后的历史史实分析，一是司马篡替，二是西晋“八王之乱”，三是北朝入主中原;这三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中，最具有大规模地、直接准确地破坏曹魏墓葬的可能性的，仍然还是北朝各国，北朝各国在战乱中，对于尚有明确的墓葬、陵园标志的曹魏墓葬，利用历史混乱的掩盖，大规模地、统一集中地盗毁是具有极高的可能性的，除了打击曹魏、司马遗留力量，还可以直接获得经济利益，充实军事力量，因此北朝的嫌疑是较大的。 这又提供了考证曹魏墓葬的角度，即北朝各史中的蛛丝马迹。类似拓跋北魏，慕容北燕，高氏北齐，刘氏北汉等，均有可能在战乱中，将曹氏墓葬作为军资来源而集中毁坏;并最终令战乱平定之后的隋唐两宋时代，失去了曹魏、司马故族墓葬遗迹的线索，并留下了著名的历史悬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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