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禁毒日，中国的血泪和教训

今天少说点，睡了。

近代史上，毒品掠走了中国的白银，毒害了中国人的体魄。中华民族被西方列强视作“未开化”的“劣等民族”，是面黄肌瘦的“东亚病夫”。

因为毒品，五千年华夏文明，首次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

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海量“特殊利益”，一体均沾行使治外法权。几乎全部国土被瓜分为半殖民地，铁路和矿山被抵押给汇丰洋行，海关、邮政和外汇全被外国人掌握，军舰在内河近海畅行无阻，山海关、北京、天津等战略要地驻扎着外国军队，北上广津渝杭遍布租界，旅顺、大连、青岛、威海卫、广州湾、香港、澳门和台湾被割让给外国。清政府却沦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中国109年的近代历史，就是与毒品搏斗的历史。旧中国的土地上，四处是毒品原作物，各类毒品泛滥成灾，很多地区甚至以毒品取代货币，旧中国吸毒者的数量和比例都高居世界之最。

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21次政务会议通过并发布了《政务院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禁烟禁毒委员会，严厉禁种罂粟。轰轰烈烈的禁毒运动就此在全国各地展开。

三、在军事已完全结束地区，从一九五〇年春起应禁绝种烟；在军事尚未完全结束地区，军事一经结束，立即禁绝种烟，尤应注意在播种之前认真执行。在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如有种烟者，应斟酌当地实际情况，采取慎重措施，有步骤的进行禁种。在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如有种烟者，应斟酌当地实际情况，采取慎重措施，有步骤的进行禁种。

四、从本禁令颁布之日起，全国各地不许再有贩运制造及售卖烟土毒品情事，犯者不论何人，除没收其烟土毒品外，还须从严治罪。

五、散存于民间之烟土毒品，应限期令其缴出，我人民政府为照顾其生活，得分别酌予补偿。如逾期不缴出者，除查出没收外，并应按其情节轻重分别治罪。

六、吸食烟毒的人民限期登记（城市向公安局，乡村向人民政府登记），并定期戒除。隐不登记者，逾期而犹未戒除者，查出后予以处罚。

当年，昆明禁毒大会广泛动员群众，共有130多万人检举、揭发身边的吸毒、贩毒人员。《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指出：

对于运动中被揭发或自动坦白的毒犯，在处理上应采取严厉惩办与改造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打击惩办少数，教育改造多数，即：制造者、集体大量贩卖者从严，个别少量贩卖者从宽；主犯从严，从犯从宽；惯犯从严，偶犯从宽；拒不坦白者从严，彻底坦白者从宽；今后从严，过去从宽。打击的重点放在集体大量的制毒、贩毒犯与严重违法的工作人员。对情节不是特别严重，只要彻底坦白，真诚悔过，检举立功者，可减轻或免予处分。

在“力劝两头，断斩中间”策略（规劝吸者不吸、种者不种或强制铲除，卡断流通环节，打击制毒贩毒，又称“拦腰一棍”）的指导下，建国初期的禁毒运动初见成效。罂粟要么买不出，要么被铲除，吸毒者也买不到，鸦片价格因此大跌。除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及内陆偏僻山区尚有零星罂粟田外，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实现了禁种罂粟。但是，鸦片存货和境外走私形势依旧严峻。

195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5月21日，政务院发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为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7月30日，中央批准了公安部《关于开展全国规模的禁毒运动的报告》。

1952年8月10日，全国1202个禁毒重点地方、部门协同行动，一举搜捕毒贩近37万人，逮捕82056人。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下，绝大多数毒贩落网后就积极检举，公安部门据此捣毁大批毒品制、贩、售网络。

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在《关于全国禁毒运动的总结报告》中表示：1952年11月底，禁毒运动基本结束，共查处毒犯369705名，逮捕82056名，处理51627名。其中，33786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包括死刑、无期徒刑），2138人被劳动改造，6843人被处以管制，3534人被释放，880人被处决。全国各地共缴获各类毒品3996056两，制毒设备235部、15716套，运毒、藏毒工具263459件。同时，各地公安查扣大量武器，包括迫击炮2门，机枪5挺，枪支877支，子弹80296发，手榴弹167颗，炸弹16个，发报机6部。

只用不到三年，新中国就一举解决了鸦片之害，不可不谓奇迹。

196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颁布《中央关于严禁鸦片、吗啡毒害的通知》，规定：严惩私藏、吸食、贩卖毒品，种植罂粟，私没地下烟馆等犯罪行为；吸毒犯必须强制戒毒，鸦片、吗啡成瘾者须指定专门机构严管，在群众监督下，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限期强制戒除，在吸毒严重的地区可以集中戒除；凡主动交出毒品并坦白交代的吸毒者可从宽处理。

1973年1月13日，国务院颁发了《关于严禁私种罂粟和贩卖、吸食鸦片等毒品的通知》。该通知要求全面发动群众，同私种罂粟，贩卖、吸食鸦片等毒品的违法犯罪行展开斗争．严惩私藏、运输毒品的犯罪行为，对吸毒者实行强制戒毒。

可见，中国政府长期保持对毒品犯罪的高压打击态势。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我国以“无毒国”享誉世界近三十年。这是建立在无数缉毒警察的鲜血牺牲的基础上。

美国呢？还有多少人以为吸毒是不容许他人干涉的“人权”、“自由”问题？毒品的危害性决定了，吸毒（包括滥用药品）本身就有强烈的社会属性，并非个人私事。

美国的药物成瘾十分常见。对个人快感的追求已经把“自由”异化为兽性和欲望的释放，与之相对的并非专制，而是自律。上班族为提振精神吸大麻，最后深陷其中；感冒发烧等小病，美国医生直接开具大剂量止疼药——许多都是中国的处方药或管制药。美国人的思路是：只要不疼，就是没病。

美国FDA的统计显示，美国每年新增瘾君子300万人次，每年有50万人因吸毒死亡。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国内共有三千万瘾君子，2025年可能突破五千万。美国每年因毒驾造成的交通事故，会导致至少六万人死亡；每年，与吸毒直接相关的暴力事件夺走十几万美国人的性命。

美国政客也被贩毒集团的政治献金捆绑。美国的大麻生产商和大麻银行已想方设法游说国会，表决通过向大麻、海洛因工厂提供银行贷款的提案。民主党几乎全票支持，绝大多数共和党人也支持。

西方国家之所以费尽心思推动大麻合法化，客观原因是实在管不了，不如合法化后官营出售还能多收一点消费税，政府也要恰饭的。深层次的原因是，希望以毒品掩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利本位，以“天赋人权”的大旗，赋予底层百姓在低质娱乐上虚度光阴的权利，最终麻痹劳动者，确保资产阶级始终可以保持长期稳定的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