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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阅读】《独立》精选35:中国民间现代诗歌简史……

 诗歌阅读尤佳 2020-07-28


《独立》创办20周年精选系列(1998-2018)之三十五

 

中国民间现代诗歌简史之

广西、东北湖北湖南

山东浙江福建河南

 

1、过往——广西民间诗歌概述(麦子)

2、鲜为人知的20年前东北首家民间诗刊(孙文涛)

3、行走和消失在湖北大地上的背影(西域)

4、追溯流年——湖南及其他民间诗歌部份史料(海上)

5、山东当代民间诗歌关键词(邵风华)

6、见证:在喧闹与寂静之间——浙江民间诗歌简述(李郁葱)

7、福建民间诗歌运动史(安琪)

8、往事历历不随风——河南民间诗歌回忆断片(南北)

 麦 子 

  

——广西民间诗歌概述

 2006的夏天,给我们太多的雨水、台风、热浪、骚动和不安,以及挥之不去的情结。面对灯红酒绿、五光十色的都市霓虹,如果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那场轰轰烈烈、狼烟四起的地下民间现代汉语诗歌运动,能成为一个时代的标签和印记,为今天的人们提供梳理历史的脉络、清点账单的样本,应该说是件十分有益和幸运的事情。毕竟,这是一场在极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与文化背景下发生的源自民间的自觉性的诗歌革命,其声势之浩,规模之大,时间跨度之长之久,在中国文化历史的裂变进程中是相当罕见的。它为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人文启蒙和新时期的文艺复兴与艺术嬗变,提供了实践的可能,和真理观照的途径。甚至有学者断言,这是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最为悲壮、最为气势的波峰与浪涌,其意义早已超出了现代汉语诗歌实验写作与理论巅覆本身,而构成中国当代现实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图景、色块和元素。同样,广西现代诗潮或曰现代汉语诗歌运动,从一开始便是以自由反叛的形式在地下民间悄然形成,继之喷涌迸发而浮出地平线的。它应和着当时四川、北京、上海、南京、浙江、山东、贵州、湖南、福建等省市自治区风起云涌的诗歌浪潮,在南方之南的末端,形成自己蔚为壮观的一方风景。

  一)《探索》的夭折:

《探索》诗报可以说是广西最早一份介于官方与非官方之间的准民间诗报,它诞生于一九八六年六月,其发起人是当时活跃于广西诗坛的青年诗人贺小松、吴小军。它是广西民间诗歌向上突围的一次预演和偿试。由于各种原因,《探索》诗报仅出一期便宣告终结。贺小松和吴小军,两位作为当时活跃于广西诗坛的青年诗人,为以后广西民间诗歌的衍生和发展,起到了催化的作用,功不可没。吴小军后来作为《自行车》主要成员之一,参与了《自行车》的筹划和出笼的全过程,为《自行车》早期的建设,倾尽全力,同样令人钦佩不已。

  二)《扬子鳄》的浮现:

 《扬子鳄》创刊于1988年8月,作为广西第一份以民间自印方式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民间诗报,它所坚持的艺术个性化、探索自由化、流派多元化的立场原则,从其一亮相,便注定了要与主流诗歌媒体、意识形态的正统(政治)诗歌发生摩擦和冲撞,它提供给中国民间诗歌的不仅仅是技术、技巧、效果等一系列形而下的工艺和操作手段、实验方法,更主要的是,它以特有的视觉、胆识,为中国现代汉语诗歌的民间精神,埋下了延续和传播的种子。麦子、阿权,以及随后加盟的刘春,以《扬子鳄》为平台,与全国各地的民间诗人保持着广泛的交流与对话:杨远宏、杨克、严力、伊沙、杨然、秦巴子、马永波、南野、叶舟、非亚、伊甸、安琪、海上、孙磊、杨春光、狼人、岩鹰、吕叶、谢崇明、蒋蓝、余怒、阿翔、罗池、戈鱼、戈胥、安石榴、蒋跃民、冰马、道辉、潘友强、林忠成、祥子、夜林、李龙炳、张作梗、孙文、邹赴晓、张修林、步钊、凡斯、贾莹、贾薇、莲子等等一大批诗坛中坚,他们几乎占据着中国民间诗坛的“半壁江山”。直至今天,“扬子鳄”的网络论坛,仍在刘春的精心呵护下,兴风作浪,初衷不改。在此向刘春兄致敬!

  三)《自行车》的合谋:

 如果说《扬子鳄》只是广西民间诗歌及诗人出道的一次彩排和预演,那么1991年8月《自行车》的登场,则是广西现代主义诗歌第一次全面和彻底的展示。杨克和非亚作为广西现代诗歌运动的核心人物,与麦子一道共同导演了一幕广西现代主义汉语诗歌由幕后走向台前,由地下转入地上的声势浩大的历史活话剧。作为广西现代主义诗歌演示的一个舞台,《自行车》云集了当时广西本土所有前卫诗人、先锋诗人、行为艺术、观念艺术的实践者,他们用平静的目光审视不平静的诗坛,用直觉发出高三低四的狼叫,用符号取代言说,用状态复活文字。拉伸,挤压,扭曲,变形,扩张,破坏,甚至现实的一粒沙子,饭桌上的一只苍蝇,都会成为他们追逐的目标,成为对现存艺术秩序进行破坏的出路与通道,行动的自为自大与精神的明目张胆又为他们异端、另类的胃袋提供了足够的血气和能耗。《自行车》就是这么一头胃口大开的艺术恐龙和诗歌猛兽,“它就敢当着大家的面/吐着自己的口水”。无疑,在我看来,这种悲壮绝对是毁灭性的。而《自行车》的诞生地——“华东路39号”,早已成为广西现代艺术与民间诗歌交流与聚会的场所。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杨克、非亚、刘春、黄土路、刘频、罗池、肖旻、魏雨、盘妙彬、戈鱼、贡马、周承强、陈祖君、蒋跃民,以及梁亮、大雁、伍迁、夏宏、甄言、典韦、李江华、黄列云、韦建昭等更年轻的后来者,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南方所独有的原生态诗歌,和热带雨林的广阔茂密与深厚。

  四)《新密度》的绝唱。

 《新密度》问世于1993年9月。主办人罗池、商殇,作为广西学院派诗歌的灵魂人物,罗池、商殇开了广西大学生民间办报的先河。《新密度》所提供的诗歌文本和理论写作,让人们以肉体感官、语言符号、自身构造系统遭外力挤压时所产生的放射性元素,和重金属量子体系,直接进入宇宙物质的内核,从而达到质量与密度上的统一。由于其活性因子快速的生成,又快速的裂陷,如流星一闪而过,因此未能引起诗坛应有的侧目。

  五)《漆》诗刊70后的崛起:

  这是一份完全由70后诗人创办的新生代民间诗刊,2002年4月问世,此刊聚集了几乎所有桂东南70后诗人的主力阵容:虫儿、谢夷珊、朱山坡、陈琦、廖毅、宁绍旗、伍迁、方为等一批广西诗坛的新贵,可以说他们的崛起,将肯定成为广西民间或半民间诗歌的中流砥柱。我们翘首以待!

  六)《星期三》麦子再出江湖:

  是否可以这样说,麦子曾经在九十年代中后期隐逸诗坛是一种无奈或者说自觉的选择,那么另一个世纪初——2002年末麦子携《星期三》再度走来,无疑是值得玩味和值得期待的。“圆桌论坛”一栏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麦子所一贯追求的人格理想,以及来自灵魂深处汹涌的岩浆与火焰。它让我们聆听到了另一种久违的不同的声音,一种金属般的质地、高贵、结实和硬朗:“我的经常的痛苦/就是觉得自己缺少一个作家应有的道德激愤。/中国没有萨特/但是中国有另一类勇气在胸正义在胸的作家。/(张炜)……“优秀的诗人和作家自古多是社会异见者/他与人类社会有着深广的精神关联/又能作出独立的思考和道德判断/勇于行动并且能为自己的行动负责/他们属于非主流的一群/真正的文学可以解放人/它使人接触现实/使人看到事实真相/使人接触自己的时代/自己的良知/这种文学应该成为一个社会的精神财富。/(李锐)在当今的中国诗(文)坛恐怕再没有比丧失立场、道义、良知、真实的所谓第ⅩⅩ代到ⅩⅩ代的写作更可悲更令人厌恶的了。那些只会作秀,只会廉价的低吟浅唱、买弄自己苍白情感的奶油小生们,是体会不到文学的力量和灵魂的伟大的,更不要说被他们整天挂在嘴边上的所谓“艺术”了,“艺术”只会离他们越来越远。该是大面积的清理中国诗坛的浑浊与虚伪的时候了,一个缺乏自省和现实批判精神的诗坛是不会有任何希望的。这就是《星期三》给我们的寄望和启示——让艺术介入生活,让真实呈现诗歌。

  纵观广西民间现代汉语诗歌及诗人在这二十多年的探索、实验过程中,始终与中国民间诗坛保持着近乎一脉相承的静秘血缘与精神脉象,他们与所有为中国现代汉语诗歌的繁荣而努力的民间耕耘者一道,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这段历史最个性的写作、最鲜明的头像。

 2006.8.20.于南宁

《独立》精选二十周年 

孙文涛 

 

东北民间诗歌史料

-——鲜为人知的20年前东北首家民间诗刊

“解 

——艾伦堡,是一本书名,也是种状态,景象,气候,情绪……。(题记)

“沿着秋雾撒下的迷濛的小路……

互相叮咛:记住,不可丢失,自己的一颗心和这颗心纯洁的秘密”

(拙写,1980后冬终刊时赠友诗)

今天早晨煮饭忽然想起了《眼睛》。我当年曾亲历参与了创办东北第一家民间诗刊?那是1979、1980年冬春至夏秋的种种情景吧,惊觉时光已历20余年,连经历者自己都不敢确认。20世纪结束了,而《眼睛》事件的“解禁”比我们当年预期的要漫长得多(也许,历史的主意就是:永远都没有定论!)。

至今,已再没有人知道它,就连当事人自己也陷入昏茫混沌的雾团,怕有一天终归于“中国式的遗忘”——

“黑白两半/象昼夜连接的边缘/光,不断地从这里闪射/又不断地落入黑暗/眼睛是一口古井/埋藏着死去的光年。”(《眼睛》上的诗作)

这首今天看去普通的小诗,当年却有一望而知的具体涵义(读诗,要归还于时代、特定氛围)手边如今连一本珍藏刊物也没有,同仁中六、七个人手里的刊物或“上缴”或自行“毁焚”,在那抓、关相威胁的“严查”症候中,我竟不知谁还敢于保留一本残骸?……

记忆中的《眼睛》封面,黑白,油印,一只带长睫毛的黑白分明瞳子,淌下一颗大大的泪珠!它的原本意是“解冻”初年,心灵里迟迸出的泪水,可是在那疑神疑鬼,视民间、自发一切均为“非法”“违规”的“左”倾病回头的氛围中,好像仅凭这幅画就能论罪,简单化,概念化,是过往许多年代里“政治”的代名辞。

《眼睛》期刊为32开本,当时设计考虑一为便于寄邮,造型是别太惹眼麻烦,第一期出刊是于克亲手设计,刻钢板蜡纸时把窗户遮蒙上厚帘,二位主编分别是于克、程晓刚(写诗笔名晓刚,有诗收入《朦胧诗选》)成员有王法、周然、桑成荫、姚大侠等,其中诗造诣数晓刚、于克为上,晓刚是老三届,比我大二届高中生又返城念过中文系,于克和我们几个均来自工人,属“自学成才”型,挟持着一点读过中外不少名著底气也有股子敢于睥睨当时的诗坛的傲气。

刊物共办4期而终。从酝酿筹措到终刊经历了1979年秋冬至1980年底一年余时间,其间因经费拮据(印费每人凑,每期8—15元不等),过多的组织者的磋研、拖沓、信心不足等,不然还可再多出几期。那时我第一次想使用笔名,主编于克有天晚上问我署个啥笔名(那时起笔名不是为了特色,易记,而是为避祸,我猜北京的笔名也大约如此,与后边人所测想不同),我望着灯光想了一瞬,说为了纪念今天这个畅谈的金色夜晚,就叫“金晚”吧。于克的笔名“张想”意为张开想象的翅膀意,其余也有几人起了笔名。

刊物初期200份,最多一期印400,在本市散发,但绝大多数寄给国内各大学中文系了,吉林大学、东北师大(当时名吉林师大)由于居于本市寄的较多,其余一部分给国内各民刊交流,当时国内民刊除诗刊外,还有政论、小说刊不少,我们就收过随《今天》寄来的专印新小说的期刊(新小说主要是突破旧写法,刚有点意识流),还有一部分,幼稚地寄给不读诗的各地“宣传部门”。当然少不了省内的文联(当年作协还没从文联分支出来)办的各编辑部,因此省内都已知我们是一小群“异类”诗者。

收到过署名“赵振开”的北岛来信,那时谁也没怎么以为然,只是挺钦佩他诗艺不错(北岛当时与江河、杨炼、芒克、顾城等并列,名气远不是后来冲入云霄,算小有点名气,舒婷那时名气也渐起,据我记忆,《今天》在当时即不是最早,也更不是唯一,它只是居于首都的国内许多刊物之一,后来才随岁月名声渐响渐大。我们在收到一期《今天》后又收到北岛他们寄来16开油印本《陌生的海滩》(北岛个人打印集,16开本,稍厚,油印)才对北岛有个整体的了解。我们当时认为,江河写得更大气宽阔,思想力磅礴,而北岛更精湛于诗艺,杨炼诗稍逊于江河,但亦很有气魄。顾城的短诗有闪光点,整体思想性并不特别强,有点太个人,芒克的东西有些也很喜欢,当年看他们之间水准相距并不甚大。此外,我们收到过北京《四五论坛》、广州《人民之路》、河南《民主砖》等,还有一些已记不起来。省内名诗人曲有源诗作曾刊于《眼睛》,省内其它中老诗人我们没有约稿,怕给惹麻烦,右派老诗人胡昭曾在收《眼睛》后亲笔用毛笔竖写一封两页的回信,肯定我们的首创精神,说有“潜台辞”赞语。(有次我们到《诗人》编辑部去,诗编卢萍、黄淮在(当过右派),黄淮说:“看,吉林省的‘风云人物’来了”——“风云人物”当时含有我们都懂得的“异类”谐味。)

昌耀和曲有源是唯一两个在公开刊物上选发《眼睛》作品的编辑,记得昌耀是选在《青海湖》80年10期,曲有源以“闪耀在吉林上空的新星”为题,大阵容推出本省多位青年诗人及《眼睛》数人诗作,刊于《长春》(现名《作家》),时间约为80年夏秋。

当时徐敬亚、兰亚明等一伙吉大帮与我们几乎同时办起了一份校园油印诗刊《赤子心》(我们背地曾“嘲笑”这名起得太保守,谁不是赤子呢?)由当时尚在世任吉大中文系主任兼副校长公木老诗人支持,有点半校刊的意味。1980年夏天7月,《赤子心》全体和《眼睛》成员在南湖公园初晤,徐敬亚、王小妮等都去了,还有曲有源,合影纪念。当时徐敬亚的名声正在国内渐鹊起。

刊物遭禁,早在我们意料中。办刊第一天起一直心情忐忑,似乎一直待着有人来“整治”我们,风传北京查禁,先是主编晓刚入囹圄,此后曲有源陷囹圄(均未经任何公开,曲近三年,晓刚数年后改为15年,据说又与另事有牵扯,又据说牵莫名其妙刑事)直到六、七年后,才有人在海南又遇见他。刊物先后还另有二位成员其后也有短期自由受羁。

晓刚是位温文尔雅的好主编,年轻、负责、诲人不倦,家中书很多,他的妻子美丽贤慧,是他大学同学,其家用“香巢”形容不过分。之后他妻子在苦苦等待多年后与他分手。

滑稽、幸运的是,当年我们邮刊几乎不用贴邮票,要来一些《春风》杂志的信封装入邮筒就走了,从无退回,真诚感激当年邮政的“宽怀”!

刊物除第一期“卷首语”外,除诗歌从未登过一篇文章或文论,分发本市诗友文朋时,大家互为叮咛“不可靠的千万别给”,象地下党时散发油印传单。

后来我读到肖军、肖红他们“左翼”文人在哈尔滨日伪时期写作和活动,东躲西藏,觉得历史何其相似!要知道我们只仅仅是得一点点“改革”“开化”风气之先,用诗歌进行一点呼吁——还有文艺形式和内容改革的味道,除有一点“民主”气味以外(算提前量了)“大方向”完全是一致的呀。遗憾的是历史证明,不是我们在犯错误,就是别人在犯错误。总是反复。

刊禁后,据说有份黑名单,我们已不许在省内正规刊上登作品,我们没亲眼看见,但各编辑部知道和掌握,所以数年我们都自觉不再送稿。(注意,一个作者的“生长”有个关键期,过了这个“热潮”时移事易,他很难再“浮出水面”,所以《眼睛》的晓刚,于克等在80年代东北就难浮出,其后更少有知晓)。

“眼睛”这两个字今天我一写下,就觉得它在纸上颤动,晃摇,余悸未消?是犯罪?是噩运?是诅咒?是危险?《眼睛》的人无一例外受到查处、传讯,从此缄口不语,讳莫如深……《眼睛》是“解冻”时期国内遭打击最惨烈的民刊之一。

《眼睛》封面自第三期改用主编晓刚设计的,比较温和、艺术,是一个线描带翅膀的艺术女神像。刊物曾由我定期邮给国内各省级图书馆,估计早已被“销毁”无疑。曾向国外邮寄,亦不知是否被扣留?刊物后期人事纷杂,又有新人加入,怎样办刊争议纷纭,“改组”不成,不了了之。

《眼睛》事件此后亦未获披露,由于它当年地处褊狭外省,影响也不是很大,就是当时也不为多数正规文学圈人所知,据讲前两年北岛到日本,接受〈蓝〉等文学刊采访,一位编辑问及他〈眼睛〉刊,他犹记得。80年代在吉林、东北写诗的,多隐约知道这本刊,至于内情,知者寥寥无几,而90年代写诗的根本闻所未闻。历史健忘症和遗失症是相同的。……

据我所知,〈眼睛〉是一本建国以后东北创办最早,且具有全部民间背景的诗刊(在当时、其后我亦未发现,听说有比它更早的)。办刊的纸多数是要的,油印机是悄悄从单位借来的,其间因经费不足大家凑过两次,有几回装订得晚了,到了半夜,我们凑份子在红旗街一带小饭馆吃夜宵,都很有莫名的兴奋。然后大家又一起街头散步,嗅那清凉的空气。

……办民刊有时有点像玩(怀有某种刺激的恐惧的玩),民刊又内里多絮乱而潦草,其实又十分简单,干什么呢,只不过是一群20多岁毛头小子,迷上了文学,写诗,什么目的呀,将来呀,心中一点没谱,只望着街上的“磨电”(有轨电车)摩擦出的微蓝火星发呆,还有城市上空东北特有的一朵一朵飘来移去的灰云,心中不知为何充满了满足感幸福感!忘记了日常的种种不快。……游入今之生活,我们又恢复平常的“鱼”,地位不同,苦乐不均,命运各自,“相忘于江湖”——再相见,今日的各自你我又能说出什么呢?!大概每次历史的创造大大小小的事件都由我这种人和事构成吧。……

2000年春,长春

“再见了,诗歌岁月”系列之一

(选自《大地访诗人》2001年·香港天马版)


连接:四分之一世纪后……

《眼睛》的成员状况:2003年我回东北,一半以上已下岗了,有的工厂破产、转卖,提前退休。一位50多岁的每天凌晨给肉贩送货,一位辞职后开出租车,还有一个已失业十七八年,先倒腾点鸡头蒜脑,后整天麻将酗酒。有的有病也不治。中有两位混得还不错,其中一个公务员整天泡歌舞厅。所有人几乎搬迁两次以上,有的整条街都“蒸发”了,连七八十年的街路名称都任意改成新小区名字了!《眼睛》有一位漂泊广东一带,我漂京10年……还有一位第三期后松散加入《眼睛》的,近年在京当书商病故。长春的城市建设历史本来短暂只有百把年,文革破坏了一次文化,这回又破坏了一次历史建筑。今天许多东北人认为吃饱喝足就得,别的根本管不了……

东北工业基地,90年代中得的究竟什么病?原有的数千、数百工人的工厂头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就说黄了卖给谁了……何堪言说!光天化日公然鲸吞掠夺原社会主义巨大公财。看到的人却无能为力。野蛮经济,犯罪经济,是东北90年代改革中,一股假改革真搞乱浊流特色给我的突出印象。这一切与混乱不已的俄罗斯改革非常相像……

  世事纷攘,人寿几何。当年曾顶着压力帮助《眼睛》一位成员调入报社的右派诗人万忆萱,支持过《赤子心》的到过延安又成为右派的诗人公木,同情过《眼睛》的右派诗人胡昭,均已陆续谢世。省图书馆当年帮助过我的50年代毕业于沈阳鲁美的周德普老师,其后调回沈阳,作了次手术退休,祝愿他安康幸福。市图书馆我认识的70年代的一位亲切老馆员,早于80年代逝世,我至今怀念他借给我的一本本好书……

市图书馆旧址已毁,那满院子的古树松柏葱茏啊,建筑古香古色,在古迹不多的长春可谓珍贵文物,那里十年中每一级石阶都印满过我年轻的辛勤脚印呵……

  回顾与反思。1979年虽说是“文学热”年头,其实文学者占人群比例仍微乎,青年多数在考业大。夜校我去念过一阵,当时就觉得非常滑稽,净走形式,它并不适合已有广阔经历与一定文化的回城知青。回看当时多数人最重要的应是培训与巩固提升既有专业技能,可惜一股全民迷信“文凭”热嗡然刮起,长达20余年。青少年从此被栓牢在重新类“复辟”的科举考试和死分数上。所以当时转向“活的文学”可谓是我们一群城市青年的自学方式之一。其后不少人就拿着这种装模作样的假大学文凭走向社会,去谋官,捞好职位等等了,有的后来弄来弄去已弄到研究生博士生了,也不知研什么博什么(写诗对庸俗与不合理世事和事物看得太透,不合俗流,是一生吃亏的重大原因)。

  其实,当年我亦并不认为我们的刊物办的很理想,这种“地下刊物”虽令人振奋,但实际良莠不齐,因前此我已读过不少世界文学,虽眼高手低,但还是能瞧出不少毛病。我们这批1950年为标志前后出生的人,最大的弱点是传统和古典,长处是与书本结合的丰富社会实践知识。遗憾的是前者此生已很难弥补了,而后者又在时代的剧烈拆解震荡蚀变中数遭荒废弃置。至于我个人,10年艰苦的公共图书馆已完成了“我的大学”,毕业于18、19世纪欧洲文化系,所以我对身边的人类事物怀着高度的警觉和相对冷淡,半信半疑。

  当年我们自己管民刊很少叫民间而是叫“地下文学”,这一词的真正发源地为原苏联,比起他们来我们是小巫见大巫,他们有比我们漫长、艰苦得多的高压、极左、集权历史,我国有儒家传统,并文革前也曾抵制过斯大林过头主义,故氛围压力远不及苏联,故“地下文学”的发展、成果亦不如他们。

  1980年左右虽是文学“辉煌”年头,但由于旧体制等积压原因,就是当年的正规文学期刊也常是看一本厌一本。——其实往深里想哪来哪么多文学呀?!故托翁说“可写的东西寥寥无几” (!)……

  1979、1980年的民刊是秉持社会写真,披露现实的理想精神,它们刚刚触及了一点艺术与人生,就被掐灭了。所谓“新时期文学”实际最早夭折在1982年左右……当时挟裹着一股“反自由化”浪潮,极左又次猛烈回潮,几乎荡涤殆尽了许多改革初年的思想成果,文艺复兴的真正“辉煌期”不过短暂三四年而已……

  反省看,70年代末的“新时期文学”(括主流“伤痕文学”和非主流“地下文学”两支劲旅),并未彻底,草草收兵;最重要的理念并没有形成昭明廓清,给其后历史进程埋下重大隐患……而这一切不足10年就彻底显现。(这最重要的理念应该是:必须在以当年为起点的二三十年内,急速推进我国的政治和民主化改革,刻不容缓,不然,经济改革的独腿将会最终跌倒!)可惜人们难以望穿历史——而这一切今天我们已经付足代价。并还将继续支付。

  “新时期文学”留下的历史赋命远未完成!而曾几何时连历史进程“主题语”也大面积丢失、坍塌、遗忘……想想真是可怕啊。70、80年代出生的青年竟以为“新时期文学”就只是一种单纯孤立的“文学写作热”这回事……

  ……在严寒的日子里我们期待过虚无缥缈的春天,在温暖暧昧的日子里我们遭遇的又净是荒诞不经,鸡偷狗盗,答非所问。历史的代价我们付出过,历史进步的果实我们尝到很少。痛苦的是,偏偏让我们这些人又再次看到卑鄙成为祖国里“卑鄙者的通行证”!……

  细想想这样的人类史认识,我早在70年代早期读欧洲历史和文化史时就明了了,又何足怪哉。青年时读过的18世纪的法国浪漫主义诗人缪塞回忆录《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中,作者的诸多感受,与今天我自己经历与情感竟也有某种“惊人的相似”!可见人类史均有重复。……有所伤感,唉唉,谁让我们这代人偏偏也是象前边的先辈那么认真,想以天下为己任,一生都是碰壁不已的、过于纯粹的、社会啊国家啊文化啊,孤独理想主义……大概这就是今古诗人无奈而自我选择的永恒放逐道路吧。……。

  “人生不过是一夜或两夜”(普希金叹语)。民间岁月也同样不能重复。90年代末期我又一次接触民间,深感物换星移,百感唏嘘;大有无人可与会偕之慨……毕竟各代人的历史记忆、认识追求、人生理想昨今已不大是一回事了……                    

2006.8.2京郊)

《独立》精选二十周年 

 ★西 

 

行走和消失在湖北大地上的背影

——民间诗歌掠影

 “天有九头鸟,地有湖北佬”,当我漂泊在外省时,我深刻感受到这句名谚,它与我多年对家乡人群的人文认识如此贴切——聪明、圆滑、世故、分裂。用九个大脑思考,而彼此却互不相容。这种人文性格反映在诗歌中,即构成了湖北诗人的特征:一方面,他们的写作透尽个人才智;一方面又缺乏合力。虽随着现代诗歌运动起起伏伏,却一直未形成整体。致使,那些行走在荆楚大地上的诗人的背影显得孤独。

 

    湖北,屈原的故乡,楚文化的发源地。长江贯穿南北,朔古,屈原涉江,昭君出塞,伯牙琴台,东坡赤壁,多少天人逝水而去;洋务倡兴,辛亥首义,三峡大坝,武当金顶,一时波翻浪涌。而距今约6000年前的枣阳雕龙碑遗址更是将中国文明史上朔了1000年。而湖北现代诗歌艺术的发展则是与先辈在精神命脉上的暗合和传承。发轫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新诗潮运动所形成得巨大声势为湖北诗人打开了一扇扇艺术开放与自我表达的大门,使埋伏于长江两岸,潜散于汉水之滨,武当脚下的一批批诗歌信徒以“异端”的形象粉墨登场构成一幅多元共生的景象。

湖北诗人以武汉为中心,星散于长江两岸,汉江平原,秦巴山脉,他们中有50年代的曾卓、邹荻帆,也有以王家新、南野为首的第三代诗人。以近二十年为界活跃于诗坛和公开媒介上的诗人大致可以分列如下;

60年代以前诗人

曾卓、邹荻帆、刘益善、谷未黄、吴哓、赵国泰、徐鲁、谢克强;

朦胧派及第三代诗人

 王家新、南野、程光炜、邹建军、唐跃生、梁乐、潘能军、鲍勋、向武华、向天笑、韩少君、柳宗宣、剑男、钱省、华姿、华夏、阿毛、元平、周瑟瑟、田禾、张作梗、卢卫平、胡晓光;

70代诗人

张执浩、袁志坚、赵原、西域、海默、拉家渡、黄沙子、粥样、哑君、鲁西西、曾谦谦、曾园、李以亮、唐突、邱华栋、宋小贤、江雪、野川、陈大超;

80后及网络诗人

小引、宋尾、沉河、王征珂、哨兵、许剑、小箭、艾先、商器、张尹、湖北青蛙、玉生寒、木知力、苏瓷瓷;

现居/在外省的湖北诗人

王家新:湖北丹江口市人,现居北京;

冰马:湖北公安县人,第三代诗人,现居上海;

张桃洲:湖北天门人,现居南京;

黄梵:湖北黄冈人,现居南京;

赵原:湖北房县人,现漂泊于东莞;

西域:湖北房县人,现漂泊于广州;

柳宗宣:湖北潜江人,现在北京《青年文学》杂志社;

粥样:湖北武汉人,现在广州;

卢卫平:湖北沙市人,现在广州;

江雪:湖北武汉人,现居深圳。

湖北新诗运动的主要参与者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风起云涌的中国现代诗歌运动中,与北京(今天派、寻根派、圆明园)、上海(海上诗群、撒娇派、倾向)、四川(非非、莽汉、整体主义)、贵州(黄翔)、重庆(大学生诗派)、湖南(新乡土)、南京(他们)等等相比,湖北并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流派。也没有成为诗歌的中心。湖北现代诗歌的意义在于:它为这场运动贡献了少数几个重要参与者。

朦胧诗歌代表人物之一:王家新

    成长于武当脚下,丹江口市的湖北诗人(如今我的这位“邻居”家乡已成为南水北调的中线取水点,本地的水源源不断的流向北京,是否是与这位已移居京城的诗人形成了暗合)。他与舒婷、北岛、杨炼一起成为那个时代的象征。后来他又作为第三代及“知识分子写作”的倡导者出场。(而当年年幼的我对他影响最深的是:我的一位老师他的学生常向我说起他在郧阳师专讲述中文时,不讲课本,而专心说诗的事情)

    王家新对于湖北诗歌的意义在于:他直接影响了更年轻一代尤其是武当山周围,十堰市地区的一批诗人,如:潘能军、赵原、西域等。

第三代诗人南野

    出生于浙江,求学于内蒙,工作成名在湖北的先锋诗人南野,曾参加四川“非非”,又游离于南京“他们”,成为在王家新赴京后,湖北最重要的诗歌书写者。

"莽汉主义"成员梁乐

    这位湖北十堰妇幼保健所的医生早于1985年加盟四川"莽汉主义"诗歌社团,曾与李亚伟、万夏编撰过《第三代诗人诗歌全集》,给我留有深印象的是:在1991年的《诗歌报》封底引有他的一首爱情诗,写得是花枝乱颤,浪漫十足。怎么看,都不象“莽汉”耶!

湖北民间诗歌运动

 湖北民间诗歌的高峰出现在90年代前后,伴随着中国诗歌运动及当年《诗歌报》对民间诗歌的鼓励,诞生了一批民间诗刊诗报和围绕其周围写作群体,在今天看来,这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流派。

刊物名称:《洪湖》

刊物形式:诗刊

创刊时间:1990年

创刊地点:洪湖

出刊期数:不详

刊物现状:不详

刊物主编:夏志华、曾祥云、盛传碧。

刊物同仁:以洪湖及周边地区为主的区域性民刊,曾在1991年《诗歌报》上出现。

刊物名称:《同桌》

刊物形式:诗报

创刊时间:1990年

创刊地点:潜江

出刊期数:不详

刊物现状:不详

刊物主编:梁义涛

刊物同仁:潜江诗人梁义涛独力创办《同桌》诗报多年,在91年以后的《诗歌报》上连续有其名字,不知现在梁义涛及《同桌》情况如何!?

刊物名称:《鸟。鸟》

刊物形式:诗报

创刊时间:1991年

创刊地点:房县

出刊期数:6期

刊物现状:于93年停办

停办原因:创办者认为,以达到交流提高的目的

刊物主编:赵原、西域

刊物同仁:赵原、西域、王洁及周围朋友。

  (赵原与西域原是同校校友,后步入社会方知各自写诗。由赵原牵头创办《鸟。鸟》诗报,其最初目的在于相互激励,加强交流。为房县唯一之民间诗歌刊物。2002年后西域与赵原先后去了广州、东莞。)

刊物名称:《诗人岛》

刊物形式:诗报

创刊时间:1992年

创刊地点:郧县

出刊期数:3期

刊物现状:停办

刊物主编:海默

刊物同仁:梅洁、海默、潘能军、赵铁、杜树人

  (散文作家梅洁原是郧县人,她为这份家乡诗报写过深情低婉的文字。《诗人岛》创办后曾举办过“鄂西北首届诗人擂台赛”等一系列活动。诗报整体质量亦高于一般诗报,可惜早夭。

  2004年我在广州德政中路中山图书馆的地下室特价书店,见到一本《中国十城市批判》,作者海默。书中对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武汉、南京等十个城市,从文文现状、社会背景上进行了剖析及批判。让我奇怪的是作者对这些城市的偏街僻巷,大小角落都极尽其祥,仿佛在这些地方住过多年。书的扉页印有作者地址电话:北京海淀区蓝色海岸策划公司。照片上的海默与93年来房县找赵原、西域谈诗论文的那个海默相比,“牛”了很多。)

刊物名称:《声样》

刊物形式:诗刊

创刊时间:1998年

创刊地点:武汉

出刊期数:不详

刊物现状:以网络和纸刊继续存在

刊物主编:哑君  江雪

刊物同仁:叶辉、黄斌、庞余亮、李轻松、剑男、肖开愚、余怒、沈杰、杨雪。

  (哑君,原名尹卫华,96年与朋友在武汉共同成立“琴台”诗歌工作室,并于1997年2月主编《楚文化》诗歌专号,98年与江雪创办《声样》,发全国同仁诗歌作品,并坚持至今,在民间及网络诗坛上极具影响。为湖北少数几个重要民刊之一。哑石本人参与了“中间代”诗歌的提出与倡导。江雪因个人原因,94年受监控,被停笔8年,后去了深圳,从事房地产策划,2005年创办《后天》先锋杂志,及先锋艺术网。)

刊物名称:《或者》

刊物形式:诗刊

创刊时间:2002年9月

创刊地点:武汉

出刊期数:不详

刊物现状:以网络和纸刊继续存在

刊物主编:小引   朵朵

刊物同仁:韦巍、弥赛亚、商略、杨铮、马永波、黄沙子。

(《或者》以武汉、上海两地诗人居多,网络更新速度一般,论坛火暴。已成为网络诗歌的重要网站之一。小引本人亦受到网络及多家官方刊物青睐。)

刊物名称:《方言》

刊物形式:诗刊

创刊时间:2002年9月

创刊地点:武汉

出刊期数:不详

刊物现状:不详

刊物同仁:宋尾、黄沙子、小引。

(《方言》曾在2003年的《诗歌月刊》上出现,诗歌整体质量不错。后来一直没见到过。)

如同湖北省曾被誉为“千湖之省”一样,到现在,已由上千个湖泊下降到72个,大部分业已消失。湖北曾经还有的部分民刊及诗歌社团,由于其影响有限,以及公开的资料很少,在此,我只能录下他们的名子:

《组成》诗刊,创办地点:襄樊。

《诗苑》,主编:祝志明。

《汉水诗报》,创办地点:襄樊。主编:刘君。

《一代人》诗报,创办地点:黄石,主编:刘明畅。

《湖北诗歌》,创办地点:宜昌,主编:颜东。

《先锋》诗刊,创办地点:潜江。

《中国诗歌信息资料》,创办地点:武汉,主编:碧泉、李静荣。

《水沫诗歌》创办地点:黄石。

关于湖北诗群的几部诗集

《把青青苹果擦红》1996年,南野编。

我记得是96年,南野寄来的这部诗集,可惜不慎丢失了。诗集收录了湖北近三十位诗人的作品,我第一次在里面读到王家新的《瓦雷金诺叙事曲》和《帕斯捷尔克》。集子代表了当时湖北诗歌的整体水平。

《荆沙青年诗人作品集》

1994年华夏主编。诗集集中了荆州、沙市的大部分青年诗人作品。编者称:“现代诗长久地停留在情感的相关物的寻找上,而忽略了对寻找这一过程的表现,应重视这一相关过程”。

《汉江平原诗群》

1993年柳宗宣主编。主要收录了潜江诗人的诗歌专集。柳宗宣在书中写到:“当你从国道318路过,希望你从窗口探出,望一望潜江这个小城,其中有许多诗人出没”。

湖北主要地域诗群

武汉诗群

武汉,这个与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名镇,这个中国中部最大的水陆交通枢纽,这个被出走诗人冰马称为“一个让所有诗人足以堕落的城市”,诗歌只是少数人的事,然而,黄鹤楼还是九头鸟纷纷向往的地方。这里集中了程光炜、赵国泰、余笑忠、徐鲁、周瑟瑟、剑男、钱省、田禾、李以亮、阿毛、鲁西西、谷未黄、小引、朵朵、华姿、沉河以及从荆楚各地奔城而来的唐跃生、刘洁珉、胡晓光等等。构成了湖北诗歌最集中最活跃的中心。

江汉平原诗群

上个世纪90年代,受《诗歌报》的影响,江汉平原一批青年诗人异军突起,各种社团纷纷呈现。仅出现在潜江的民间诗报刊就有《同桌》、《先锋》等,这一时期集成于柳宗宣主编的《江汉平原诗群——潜江诗人作品专集》。后随着柳宗宣去了北京(现在《青年文学》杂志社),唐跃生出走武汉。这一鼎盛时期渐远。

双黄诗群

黄石诗人刘明畅主编《一代人》诗报,是这一地区诗歌的主要标志。黄石、黄冈人极其聪明,(黄冈考题更是风行全国,据说“九头鸟”其实就专指黄石黄冈人)当然双黄地区的诗人也不少,从这一地方先后走出了诗评家程光炜,诗人胡晓光、江雪、向天笑、雪村等人。

十堰诗群

十堰地区自王家新进京后,就少有诗人在全国拔尖了。潘能军、鲍勋、梁乐、杜树人、王洁、李麦、孔云明中的部分已不写诗了。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70”中的赵原、西域、海默、拉家渡也先后出走于北京、广州等地。现有80年以后出生的女生苏瓷瓷在车城(十堰)颇引人注目。

后记

公元726年,青年诗人李白经蜀入楚,极目楚天,高山阔水,视域顿开,遂吟出:“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公元1956年,63岁的诗人毛泽东伫立橘子洲头,放眼滚滚长江,另吟出:“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行走在这块土地上的多数诗人只是这滚滚长江里的沙粒和水珠,一生的努力,也许激荡不起一丝微澜。

而我们永远向真诚的诗歌之心和纯洁的写作致敬!

                                               2006-8-23

《独立》精选二十周年 

 ★海 

 

追溯流年

——湖南及其他民间诗歌史料    

一、1995·贵阳石虎诗会

1995年在贵阳召集的“石虎诗会”,最初是我一手策划的,策划后和当时来珠海访问的唐亚平、陆忆敏等人商量,她们可能记住了那个场景。故事很长,我没心情回顾往事。石虎先生派我们去北京组织这次会议和处理。事情,一到北京,我就被安全局跟踪,在北京我除了见了一次唐晓渡后,什么事也办不成,有一次约好去北大,因为跟踪太紧,我怕坏了正事,放弃了约会。石虎先生误解了我。而我到后来才知道某人利用“六·四”这个敏感的话题来陷害我,因为我们到达北京的时间是五月中旬,真要命!我沉默着在圆明园画家村呆着,好心好意地把安全局引开,让他们把会议的事项谈妥。

唐晓渡、唐亚平们应该记得,最初的名单没有这么多人,后来膨胀到了许多人。我到贵阳机场去接人,来来回回去了好几趟。这些“大腕们”真让我大开眼界,我接李震时,他说他没想到会请他来参加,他表示很感激。何必呢?接完人我就告辞了。当开会的人坐满整整一大车时,我拎着包向一些朋友告别;杨小滨拖着我照了张合影。正义感强烈的唐亚平一直在骂我,说我不像男子汉。翟永明也为此对我表示同情。我也暗暗致意了,反正从头到尾我做完了一件事。我回长沙没有成功,半路被贵阳朋友劫持去了贵师大玩了好几天。喜悦之情妙不可言。

1995年的诗界已经虎视眈眈,只是还没有完全的理念上的划分。我记得为了我与石虎先生之间的误解,徐敬亚和唐晓渡还在会前专门去作了一番化辞。石虎先生很大度,他希望我留下来继续开会,我心情很坏,只能离开。北京来的人太多了,据说自告奋勇要来的占多数。

直至2000年人们还在谈及“贵阳石虎诗会”。贵州《山花》社的人们从来就没有忘记我海上为贵州作的这份小小贡献。

因为在珠海开会变成了到贵阳红枫湖开,情况完全不一样了,贵州的文坛注入了一种兴奋剂。

我笼统地认为,能写诗是优秀的,在读写中能出类拨萃相当难得了。所以不管是民间的,还是官方的,或者任何立场的,应该造就一种和睦共处的环境,各抒己见的有意义的争论是必要的、必须的;而不是如今诗界的这种诽谤式的恶作剧。

许多作家对我说,诗歌界怎么这般混乱,难怪乎许多杂志不愿刊登诗作。

最近又听说大连一位诗人,像当年石虎先生一样,赞助一些文学媒体和诗歌。于是,人们议论纷纷。我发现,文化人和诗人们都很险恶,都十分龌龊。那些人心态有十分不健康。说什么某某人傍大款,某某大款是傻瓜……又联想到某诗人傍大款没傍准,傍了一个吹牛的,出钱买个诗人头衔等等等等。

二十世纪的垃圾车居然还留下这么多垃圾话题。真是国人的不幸。我们就居住在这个受垃圾污染的土地上,谁也摆脱不了一身腐烂气息。

在中国文化圈里,千万做不得好事,做了好事得不偿失。

中国如此流行诅咒、谩骂、恫吓、翻脸……一个狂妄的二十一世纪了,发现人都疯了。聋子不怕雷;过去说艺高人胆大,如今无知者反而无畏。

总是想笼罩别人,唯我独尊。幼稚了,这不是那个时代了。一本书,一首诗已不能狂,一辈子了。

二、《九星》的回忆

趁兴谈谈《九星》。

不少朋友都问及我出版诗集的封折面上的“小传”。问《九星》诗社是什么情况,这种事是一代人的隐私,也是历史足迹。《九星》只是不像过去同时代的其它诗社那般具有“祼露癖”而已,《九星》诗社其实是出了几位人物的。当年在长沙工作时,住在邻居中的有位小青年叫陈明,他对我介绍说,株洲有位青年诗人刘波,写诗很灵气。我们就接触了几次,长沙还有一些对诗歌冲动的朋友常常来我家聚集交谈。长沙的湖南师大有一批学生也酷爱文学诗歌,通过朋友引荐也来我家窜梭,这样一来一往,我和刘波、陈明商讨了关于建立诗社的想法,那一年,好像就借天体运动的“九星汇聚”的现象,我拟创了这个名号,于是《九星》诗社就诞生了,出了第一集(辑)诗社的诗刊,是钢板刻的油印本,很窝囊样;但我们均很高兴。陈明喜欢写抒情小调,跳跃性小诗很优雅,古典。而刘波确实有现代意念在诗句中诵动,我记得那份刊物上他的第一首是《江》,简约,捕捉力强而准;语言充满活力,抒情不卑不亢……我很喜欢他的味道,这位漂亮俊俏的小伙子是天份很高的人,当时在株洲某学校任体育老师,我去株洲时住在他的小蚊帐里,两人很多幢憬,很多话题。当时他还在珠州办的《青年诗刊》上活跃……《九星》诗刊办了两辑就出事了,被师大的学生出卖了。我被单位领导召见去了,盘问了很长时间,最后带上了保卫科的干部到我的房间盘查了一遍,搜走一些文本资料。这是我一生中第三次失去个人申辩的权利,莫名其妙地被专了政。本单位领导幸亏看在我平日里良好表现,劝我别搞地下刊物,写作是好事;给报刊杂志投投稿,给单位写写通讯都是可以发展的……我沉默无语。我对大学生从此的偏见就是那年开始的,这些新生代人比什么都自私,为了分配问题,先是打小报告出卖同学,最后连带贻害了许多人。他们会很冲动地要求参加活动,又很快地反戈一击!这还不是政治性组织呢,诗社虽说在当时不多,如今满世界都有。难怪当年共产党地下组织常常被“知识分子”出卖。我一直没有说什么,而且个人名声因此而十分可疑,旁人都以捉磨不透的眼光看我。这件事也促进了我的个人婚变迅速了结。

刘波、陈明依然是好朋友,那些年《九星》名义上不存在,而灵魂还在。长沙还有陆陆续续加入的诗友,后来在八五年改建了一个叫东方文学社团的名号,增加了诗人子原、罗见等;出过《东方人》报纸。陈明忙于考研的事,刘波已经在国刊上发表了成名诗作。不常往来,但还是有神交。

从《九星》到《东方人》,命运都一样,最后因为外地的某诗友经常被安全局掌控,也连累到我,他和我有书信往来的。虽说我没有任何事情,但玩文学社团是不可能的了,这太像地下活动了。再以后,国内民主呼声和民运的此起彼落,我的一些外界朋友一个个有了麻烦,一个个投奔西方,我被安全局亮起了“红灯”。

政治阴影一直在我的头顶有舞台效果。我只能悄悄地写着诗、活着。但我也喜欢走南闯北,喜欢外出。每到北京,总有人在“保卫”我,我很惬意,这么多年,他们了解了我,我也习惯了这个样子。

还有许许多多节外生枝的事,说不完……

而《九星》的人物如今在北京是无悔地的。陈明读完哲学博士后留在社科院的哲学研究所,从事宗教研究,著书立说不在话下。刘波闯荡多年,如今在北京是某集团公司的老大。他的事业也有文化的事业,这是个很有潜质的小伙子,我这样称他并不是小看他,因为他太年轻了,什么样的精灵驻扎在他的脑际?使他才智过人,眼界扩展?

我不知道他们如今写不写诗,虽说我也常见过“刘波”这名字,也不知是不是此刘波,因为同名同姓的我在屏幕上也常见。但他是可以写出好诗的,这是我不怀疑他因为有了商界业绩而被诗神失庞。他很灵性。

几年前,他说要给我出书;他委托手下与我联络,因为他也相信我的书,虽说不会好卖、畅销,但肯定不会无价值,后来不知道了下文,也许什么吧。

陈明常回长沙探亲,常记得打个电话问我老婆,海上死了没有。只要知道还活着,他也放心了;他特别坚信,我是这个时代的真诗人,他常常用心灵照耀我。

刘波忙于事业,我也不敢打扰,他的交往很多、很大。

《九星》的其它湖南人都在做自己的生意;偶尔也有一、两个有诗歌情结的人与我联络一下,或者他们都奇怪,这个老海,世界在变,他怎么就不会变?我已经没机会改变了,我只有改变了人生,才能从这个诗写的“毒瘾”中解救出来……

还有的诗友已经出国,成了国际性人物。除了我没什么光辉外,其它的人均是风流人物,这就是当年应验了天体运动的星象观,“九星”肯定是眩目的星石!

你来信问及我的写作情况,我可以说,漂泊生活并没有让我放弃诗写的活儿,虽然我生存在自己的败绩中,但作为一个人,我写诗是让它陪我活着。领袖们都可以有诗之外的活动,而我唯一的生存理由就是养家糊口。我不愤怒,所以我合不上“愤怒出诗人”的尺码。一年以来我写了许多诗稿,还写了两首长诗,现在我在着手写另量个长诗(已经写了,想了好几年功夫)。

我准备选六首长诗合一本集子,我自己设计封面和版面,心情良好的话,这件事可以顺利成章。

我不知道自己属于湖南的,还是广东的,还是上海的,还是浙江的。我是上海知青,到了湖南,湖南也不认我。有一年浙江诗人潘维来长沙见了我,他说我应该是浙江的,我祖籍浙江。现在扬克又把我收入广东的选集里。

一直想上大凉山,去领略你诗中的那些神秘故事。我很好玩,年纪开始老了,只要有机会走走,就走走;管它的,人生一世,就活得像个“人”,已经累死了,还有什么奢侈的期待?……

三、严力与《一行》与中国现代诗

中国这二十年来的现代诗史料是一个书家的典藏。我相信民间的记忆与文本类的东西远远不是官方所能掌悉的。每个诗写者或诗评者都会以个人的心态来回眸那段历史。记得早两年就开始的关于“九十年代”诗歌主流问题的讨论与争吵,都在不同程度上伤害了历史的纯正。

有人居然把国外的《倾向》当作汉诗在国际上的重镇,也有人把《今天》追捧为主要的发展指南。错了,九十年代重要的国际性诗刊应该是《一行》.我不相信人们的良知有这么差劲!

严力和《一行》走过了中国汉语诗歌发展的最关键的岁月,而且一直横跨太平洋,集合了多元文化的诗歌创作队伍,汇聚了各种写作趣向的现代诗。《一行》一直坚持为各种诗风拉开帷幕。

《一行》也是我收藏最齐的刊物之一,八十年代的32开版本是我通过几个渠道收齐了;我是从九十年初开始应严力邀约担任中国代理人的,并于五、六周年之际在严力安排督促下主编了纪念集。

今日在大陆诗界所发生的多层隔阂以及两大阵营(决不算是两派)之争,更让我突然想起百花盛放的《一行》,严力的容纳和吸收,真正做到了一个历史所要求的态度。

九十年代的诗歌发展,严力和《一行》功不可没。

就我个人来说,也是随着《一行》的壮大而呈现独特的个性。

九十年代后半期,严力奔波于美国与中国之间,朋友们诗人们所付出的辛苦,怎么在中国大陆人的眼里显得如此飘渺呢?中国文坛真是一群白眼狼盘踞的地方,只知道自己是如何如何了不得,不得了,别人不算啥。

不要以为《一行》的周期已拉长后会逐渐消失,不会的。《一行》已经没有必要每年三、四期地办下去了,这是一个现代诗终极的时代,每年收辑份量充足的一个文本,足以留存于历史。它也不必号称“年鉴”,也不必以观念来套设什么,它仍然是一种集合和检阅,仍然有一种气量来包容各种文本。

这个历史难道就到了定准则的时刻吗?还远远没有呢。

关于严力个人的创作,我一直在长时间地揣测,我几次动笔想写一些什么,但每看到这个世界在相当虚伪中吹捧,又在相当暗里藏刀,我会发呆的。另外;认真写一个有成就的诗人需要一个大背景设置和整齐的材料。严力是个综合艺术能力很强的诗人。诗评者,小说家……他不单纯是诗写者。

从生存方案里,我又发现严力是早年的漂泊者,近年的飞栖者;他活力充沛,创作思路喷涌。他的小说也体现了一个诗性作家的魅力!

2001年3月17日夜  深圳清庆新村

选自《独立》7期

《独立》精选二十周年 

 ★邵风华

 

山东当代民间诗歌关键词

1980——2005)

新时期以来,山东民间诗歌一直没有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在当代诗歌发韧的“朦胧诗”时期以及轰轰烈烈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中,山东都没有涌现出深富影响的诗人团体和特立独行的“强者”诗人;另一方面是晚近出现在全国视野中的山东诗人绝大多数由于没有强大的内心、没有独立的艺术理念,从而循规蹈矩、俯首低眉,成为体制的附庸。说实话,如果没有当年山东大学的“云帆”诗社,没有当前几位令人敬重的民间诗人,我不知道这样一篇梳理性的文章将如何开始。对山东民间诗歌的历史,我并不像诗人长征那样乐观。我认为,直到今天,山东民间诗歌才到了自觉的发展阶段,而它的辉煌期,则远未真正到来。所以,我们目前可资怀念的,只是几个光华闪现的片断而已。

一、肇始:“云帆”诗社

1981年9月国庆节前夕的一个晚上,在山东大学新校文史楼一间普通的教师里,聚集了全校各个系科大约一百多名痴爱诗歌的热血学子。简短的议事之后,新的“云帆”诗社宣告成立,并推举出中文系1978级学生扬争光接替原社长耿建华成为新一届“云帆”诗社社长,主要成员有王川平、韩东、叶梓、吴滨、郑训佐、吴冬培、孙基林等。为了彰显诗社的存在和影响力,会上还拟定了几件马上展开的事项:一是由韩东负责新诗社成员报名登记,并且规定,成员入社须交2—3首诗以备考察;二是适当时候举办诗歌朗诵会和召集成员进行诗歌交流及座谈会;三是决定马上在文史楼前两个海报栏举办庆国庆节诗歌专刊。诗社将这期庆祝国庆诗歌专刊委派给中文系79级征集稿件并书写。在国庆节那天傍晚,专刊按时张贴出来,并立即吸引了校园师生们的广泛关注。可最终因校方的介入,使“纪念专刊”演化成了一个事件:不仅诗社被勒令立即解散,主要成员还要深刻反省并写出检查。其原因是说专刊中一些诗作思想情调低沉、消极,甚至含有错误倾向。其中主要涉及王川平的《推石碾的小女孩》、韩东的《孔林的夜晚》与张炜的《摇摆舞》(后还作《生命的旋律》)等诗,它们被认为散布历史循环论、虚无主义思想或者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加之后来牵连出“传阅非法刊物”(即传阅《今天》)和“过圣诞节”事件,诗社主要成员背负起“三大罪状”,以至于当年春节差点失去了与亲人团聚的机会。由于这些“事件”与接二连三的审查、批评,全校性的诗社活动被迫停止了。尽管如此,主要成员之间的联络交流却从没有终止过。经过前一阶段对朦胧诗的狂热追逐和模仿之后,大家已经沉下心来,并且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依旧沿着朦胧诗的路子继续走下去,至多在艺术上写得酷似朦胧诗,但却永远不能超越朦胧诗。如何走出一条与朦胧诗不同、又能达致朦胧诗的艺术之路,这是那时大家谈论最多、交流最多的一个问题。并且也在各自的实验写作中,寻找和探索出一条新路:弃绝过度的修辞、矫饰,语言自然,趋近口语化。像王川平、杨争光、韩东、小君(叶梓)、吴冬培等,均写出了这类作品。尤其是1982年初,韩东完成了具有经典意义的《山民》、《老鱼夫》(后改名为《海呵,海》),小君也写出了《给流浪诗人》、《我要这样》等优秀诗作,呈现出最初探索所能达致的艺术高度。1982年夏天,韩动被分配到西安一所高校任教,他在那里创办了民间刊物《老家》,其作者除苏北的小海外,大都是山大“云帆”诗社的朋友。就如韩东所说,这构成了《他们》的前身。1983年初夏,韩东写出了《有关大雁塔》,那种绝境的超越性和消解的立场、姿态,对当代中国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迟来的接力:《诗歌》

80年代,诗歌社团遍布大中学校园和每一个城市。那是那个年代的奇观。对山东而言,“云帆”之后,山东民间诗歌进入一个平稳期。虽然个别时候出现浪潮涌动,但影响波及不远。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1994年的春天,居住在山东滨州的诗人长征和雪松,出于对诗歌的热爱和对山东诗歌的责任感,共同发起创办了民刊《诗歌》。今天看来,《诗歌》对山东诗歌写作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都不是差不多同时的《诗建设》(岩鹰创办)、《转折》(于贞志创办)所能比的。但由于这份民刊缺乏一个鲜明的立场和一个响亮的名字,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的影响和传播。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出了山东民间诗人的共同特点:沉静、踏实和低调。

第一期《诗歌》只有薄薄的25页,用电脑打印后复印了几十份,分送同仁们交流,并寄给一些诗歌刊物和全国各地可以联系得上的诗人及诗评家。出乎意料的是,这期装帧似乎是过于简陋的诗刊竟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反响,受到了广泛的好评。第一期《诗歌》的封面印着“山东青年诗人诗歌资料”字样,依次收录了徐占葆、李明、于贞志、岩鹰、长征、普珉、张黎明、雪松、华清(张清华)等九人的诗歌。其中年龄最小的徐占葆此时尚居住在遥远的乡村,李明还是济南交通高等专科学校的一名在校生。1994年冬,定位为“山东青年实力诗人作品选”的第二辑《诗歌》出刊。从第二期开始,孙磊、格式和居住在五莲县乡村的王夫刚参与进来,并由孙磊绘制了刊物封面。1996年《诗歌》第三辑又有仲伟志和黑大春加盟。从1996年春开始,《诗歌》同仁间的来往交流骤然密切起来,大家经常利用周末前往滨州切磋诗酒、商讨《诗歌》发展大计。1996年10月30日,《诗歌》同仁在济南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座谈会,袁忠岳、耿建华、孙基林、张清华、刘烨园、黑大春、雪松、长征、格式、谭延桐、路也、施战军、王夫刚、王展、徐占葆、孙磊等参加了座谈和对话,讨论了《诗歌》的现状和未来,并针对当代诗歌所处的困境,着重探讨了关于诗歌的“绿色写作”问题(施战军就“绿色写作”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可以说是对这个问题最早的论述)。此后,多次在济南的咖啡厅和酒吧举办诗歌朗诵会,使山东稀薄的诗歌空气空前活跃起来。《诗歌》第四辑由孙磊主办,于1997年1月出刊。从这一期开始,编辑体例、印刷质量都有了较大的改观。一是改复印为胶印,印数也大幅上升;二是增加了诗歌评论,开篇即为雪松、长征合写的《一群斜坡上的失眠者----山东青年诗坛的现状与反思》,最后是华清(张清华)、格式、施战军、孙基林、长征的诗论。长征在《关于集约实验的对话》中,指出了当代新诗的三个写作方向和审美指向:(一)用“健康写作”取代“书斋写作”,从大面积的文化污染中洗濯语气的亮度,注意生命的原初体验和直觉,指出一个生命行进的状况,关注肉体发生的秘密。(二)用“最低真实”抵御“虚妄神化”,让真实存在的生命状态找到走向诗歌与语言的途径。实际上就是主张诗歌对当代现实和日常生活的介入,守住生存环境和生命状态的此在并以之作为“最低真实”,使艺术感觉和语言指向获得起码的依靠和立足之地,虚实相生,阴阳相济,杜绝一味的形而上和凌空蹈虚。(三)用“集约实验”取代“先锋实验”。这是针对当时一些所谓先锋实验者对汉语言的粗暴破坏提出的,提倡在语言文本中批判地吸取当代各种探索成果,剔除那些矫枉过正的对语气的肢解和破坏,同时还注意从古典中发现富有生命力的表达手段,力求从多方面完善、激活汉语的力量,并通过诗歌语言的包容性呈现诗人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使精神和肉体、此岸与彼岸、神圣和世俗、希望与欲望、贵族与民间、上帝和叛逆、未来和当代、时间和空间、过程和细节、英雄和人都通过生命的感受语言进入有机的文本。这些观点在当时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但我们可以看出,迟至1999的“盘峰论争”一直到新世纪之初,人们所争论的无非是长征早1997年就提出的这些内容。1998年编辑出版的《诗歌》第五辑,彻底抛开了山东一地的局限,吸收了全国各地优秀诗人的作品,如小海、非亚、树才、阿翔、莫非、殷龙龙、叶匡政、赵野、唐丹鸿、吴晨骏、王艾等,这些外省诗人的加盟,使《诗歌》的开放性得以形成,由此,《诗歌》作为一个全国性优秀民刊的地位也得以确立。此后,由于长征的个人生活发生了一些变故,导致《诗歌》进入了5年的休刊期。一直到在2004年那个多雨的夏天,邵风华开始了与长征、格式、雪松和张清华等《诗歌》同仁的密切交往。应该说,是他们对诗歌的共同热爱和相互之间的友谊直接激发了复刊《诗歌》的豪情。因为在大家的心目中,这份刊物不但见证了山东诗歌的崛起,还记载了朋友们坚固纯粹的友谊,记载了贫乏岁月里大家对于正派的艺术精神的持守,固化了关于一段青春诗情的美好记忆。

2000年,孙磊牵头编辑了《诗歌》同仁诗合集《七人诗选》(普珉、雪松、宇向、长征、格式、柏明文、孙磊),并在后记中满怀深情地说,《诗歌》的创办是“山东诗歌同仁的一件幸事,它几乎搜集了大部分山东实力派诗人的作品,而成为90年代后期山东先锋诗歌写作的主线”。在《诗歌》群体自身的努力和《诗歌》对山东诗坛持续的直接的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山东民间诗歌得以健康地前行。

三、友谊的曼舞:《极光》

2001年秋天,诗人谭延桐、马知遥、严冬一起沿山东半岛进行了一次采风,在那次出行路上,三人酝酿在山东创办一份民间诗刊。2001年11月,《极光》在济南创刊了。创刊号由诗人严冬出资;马知遥将约到的稿件拿回家录入电脑;谭延桐写了发刊词:《极光:罕见的景致》。他在发刊词中说:极光艺术,显然只是我们的一种神往。我们不能不神往这样的境界:石破天惊,惊世骇俗。我们愿意为这样的神往贡献我们的“血的蒸汽”。直至,我们的神往本身也成为“极光”。

在创刊号里,刊出了雪松、路也、孙磊、格式、寒烟、长征、江非、郝永勃、王夫刚、曹国英、马知遥、谭延桐、严冬等山东诗人及一些外省诗人的作品,印了150份,48个页码。并很快在互联网上推出极光诗歌论坛,使得诗人们通过网上网下的互动,进行及时交流。2002年第二期《极光》主要由严冬和马知遥共同出资印刷,页码120页,印数300本。重点推出了诗人老了,并以集体而全面的阵容推出了“山东青年诗人诗作联展”。 2003年6月,印行了第三期。这一期还是以山东诗人为主体。主要有谭延桐、雪松、长征、曹国英、芦苇泉、王夫刚、路也、马知遥、柏明文、马累、薛舟、沉默的石头、老了、严冬等。本期122页,印数600本。资金由所有入选诗人共同承担,并得到大家的一致支持。2005年1月,《极光》第四期出刊。值得一书的是2004年秋天,《极光》论坛爆发了一声历时近半个月的诗歌论战,论坛在近一周内每天访问量平均达5000余人,《极光》第四期特意编发了由邵风华撰写的《清算从秋天开始:2004年“极光论争”综述》。本期共110页,由山东诗人共同出资。这一年《极光》为纪念创刊五周年,还推出了“极光十人行”特刊,刊出了马知遥、雪松、长征、邵风华、格式、王夫刚、雒武、孙方杰、老了、严冬等十人的作品。

如今《极光》已经走过了五年时光,通过纸质和网络的方式团结了山东的大批诗歌写作者,并举行了多次诗歌朗诵和讨论会,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可以说,正是《极光》弥补了《诗歌》休刊的几年时间里山东民间诗刊的空白,使山东民间诗歌有了一个不间断的阵地。

                    四、纯粹的立场:《影响》

2002年,岩鹰创办了诗歌民刊《影响》。我没有见过比这更干净的诗刊了,没有一点多余的图案,没有一点非诗的文字。在第一期的正文之前,印了惠特曼的一句诗:这海岸成了我写作的一种看不见的影响。这也许就是这个刊物名字的由来。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已经出刊的三期《影响》是截止目前中国质量最高、入选诗人实力最平均的诗歌民刊。这得益它的主办者岩鹰独立和绝不妥协的艺术立场。第一期44页,作者为岩鹰、庞余亮、黄梵、马铃薯兄弟、马永波、泉子、瘦叟、余笑忠、丛小桦等9人;第二期38页,作者为杨子、泉子、盛兴、轩辕轼轲、马铃薯兄弟、黄梵、庞余亮、岩鹰等8人;第三期36页,作者为沈浩波、岩鹰、盛兴、普珉、曹五木、泉子、黄梵等7人。页码和人数都是越来越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岩鹰选诗之严格。前几天,岩鹰在“影响”论坛上的一个帖子中说:“当下没有几首可读的诗,人人都在勉强而为。”我觉得这是针对当下中国诗歌的精警之语。一部分人热衷于搞各种诗歌活动,唯恐被人遗忘;一部分人忙于扯大旗、立山头,当所谓圈子老大;一部分人整天在网络上谩骂,对追捧者则亦捧之,对批评者则围攻之,满口秽语,不堪入耳,丑态百出……有几人能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读书、写作?岩鹰和他的同仁以及朴素的《影响》诗刊,无疑是山东诗歌里最坚韧、最具民间性的一个部分。但因其大部分为外省作者,对山东民间诗歌的推动作用相对较小。

五、“极光论争”:清算从秋天开始

2004年10月5日至20日,“极光”诗歌论坛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关于当代诗歌写作和诗学的大论争。据不完全统计,论争期间,“极光”注册用户由原来的400余人陡增到1200余人,每天点击率达到5000人次,并波及、漫延到“天涯社区”、“诗生活广东诗人俱乐部”、百灵网文化频道等多个网站,论争涉及到的诗学论题以及衍生论题,达近百个。这次论争是由多年来游离于体制之外,一直坚持独立思考、独立写作的诗人发起的。在长期沉潜于诗歌内部执著勤勉的写作实践中,他们已经通过自己大量的优秀文本对中国当代诗写进行了扎实有效的整理,并为理论上的清理和阐释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因此,此次论争是在诗写者始终在场的情况下发出的关于诗歌与诗学本质的声音,对于当代诗歌而言,是一次必然的、必要的、水到渠成的碰撞与交锋。

与此相对比,自上世纪末以来发生在中国诗界的几次影响较大的论争,均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真正的诗学话题。1999“盘锋论争”已被广泛认定为一次“权力的分边游戏”(张闳语),2000“衡山论剑”是一场缺席宣判者的自说自话,而2001年发生在网络现场的大小争端,则都是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挑起的意气之争,即便参与者自己后来也承认是“性质不明,意义全无”(伊沙语),“从嘲笑开始,到无聊结束”(沈浩波语)。但这种状况,却无疑对那些独立的优秀诗人构成了一种情势复杂的遮蔽,使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难以即时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那些早就应该水落石出的诗学问题长期处于模糊不明的状态。因此,这次“极光论战”也可以说是一次对既在话语霸权的诉讼,而审判则在每一位诗人的心中、在诗歌的规则内有效地进行。这次论争不是争夺权力,不是组织阵营,不是“以暴治暴”,也不是为了达成共识,而是诗人坚持分歧、保持差异,从根本上廓清有关诗学问题的可贵努力。论争的问题主要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对抒情性的呼吁与“新抒情”概念的提出;

(二)主观与客观写作之辩;

(三)还口语以本相的努力;

(四)诗歌与人:不容混淆的两种承担;

(五)对后主流意识诗歌写作与批评的不满和焦虑等。

在论争中,长征与格式就“主观写作”与“客观写作”问题进行了深入辨析与交锋;邵风华以江非、马累、江一郎等为例,对“安全写作”提出了批评,尤其以《要么闭嘴,要么回家之一:谢冕,可以谢掉的旧毡帽》、《要么闭嘴,要么回家之二:吴思敬,我失敬》为题,对所谓“后主流意识”诗评给予充满激情的尖锐的批判,引起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马知遥、赵思运、赵卫峰、格式等对李少君的《草根性与新诗的转型》一文,进行了旗帜鲜明的质疑和批驳,一致认为,李少君对诗写“草根性”的命名以及所谓“草根性”是诗歌和诗歌转型最根本问题的无知妄断,是一种借助话语权力强行推广、野蛮介入当下诗歌的伪学术行为,这些,充分显现了体制外诗人捍卫诗歌尊严的悲壮努力。另外,谭延桐的《也说评论家》以及马知遥的《“掉书袋”批评和中国诗歌批评的病态性缺席》等文章,从另一个层面对远离诗歌现场、昏聩无力、隔靴搔痒、妄加言说和一味搬弄西方理论的掉书袋的诗歌评论界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

目前看来,“极光论争”敏感地触及了当代诗歌写作与批评的诸多关键性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其意义将在今后日益显现出来,而当前诗歌及诗歌批评界对此次论争讳莫如深、闭口不谈,也正好暴露了某些人虚弱、自私甚至丑陋的内心。

六、诗歌万里行:中国诗歌状况考察

1998年,青岛诗人陈蔚开始了他自己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行动----“中国诗歌考察”。我之所以强调“他自己一生中的”,是因为我在网上找到并阅读他的《中国诗歌考察》文本之后,觉得这样的“考察”其实只对他一个人有意义,而对诗歌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其时网络技术在诗人中已经普遍使用,搞一个诗人问卷或访谈已经变得极其容易,而陈蔚的辛苦劳顿,除了使他自己经受身体与物质的考验、意志与性情的磨砺,并通过这艰难的行走结识一些全国各地写诗的朋友之外,对于中国当代诗歌而言,有什么建设可言吗?而那些陈蔚想见而被拒绝的人,以及对他的活动并不热情的人,也绝不应该受到谴责,说什么体会到人情冷暖云云。因为作为一个与陈蔚素不相识的人,为什么你陈蔚想见人家,人家就必须得放开自己所有的事情特抽出时间来见你?这是没有道理的。从文稿上卷的这些日记看,也只是记录了陈蔚个人的行止起居,生活状况,并没有“考察”和记录他访问过的诗人的生活状况,所以这所谓的“万里行日记”也绝谈不上是对中国诗歌的考察。从这个角度上说,这个行动只是陈蔚个人生活的一个事件,只是一次普通的游历而已。而文稿中卷的访谈和下卷的诗选所涉及到的诗人,也远不能较为全面和有代表性地展现出当代中国诗歌的发展状况。我在少年时也曾有一骑独行、浪迹天涯、结交天下诗友的想法,我相信很多人也都有过类似的想法,但我从来都没有把它提到和整个中国诗歌挂起什么钩来的高度。

七、小结:山东民间诗歌记忆

    主要民间诗人:普珉、梁真、岩鹰、雪松、长征、格式、邵风华、张玉明、轩辕轼轲、宇向、燎原、盛兴、孙磊、严冬、老了、马知遥。

主要纸刊:《诗歌》(雪松、长征、孙磊、邵风华)、《影响》(岩鹰)、《极光》(严冬、马知遥、老了等)、《声音》(长笛手、老船、韩宗宝等)、《当代诗歌》(鲁扬)、《桶》(青草山坡、冯磊、许烟华等)、《诗建设》(岩鹰)、《转折》(于贞志)、《破碎》(杨成军)。

主要网络诗歌论坛:极光、影响、桶、中国当代诗歌、声音。

《独立》精选二十周年 

★李郁葱 

 

见证:在喧闹和寂静之间

——浙江民间诗歌简述

记忆里那辆单车以它自己的速度飞快疾驰着,或者就在那个少年的自以为是里。单车要去的地方是他内心的圣地:在那个时代,这不是一件难为情的事,若干年后,社会却变了,当他重新打量这一切的时候,往日的神话已是今天的传奇。

当年位于西湖边的青年诗社是江南一个很大的码头,里面高手众多。这是少年最初涉足踏入的江湖:活跃、兼容,像那个时候的文学气候。青年诗社藏龙卧虎,后来是第三代诗人代表中梁晓明、余刚当年也曾经加盟,而后来他们又各自有各自的发展。另外还有一些人,在以后的岁月里被时间轻轻吹开……在今天重新回首这些逝去的时间之时,单车变成了汽车,而传奇早已褪尽,加速的是另外一些东西了,诗改变了它的方式。当然对于某些人来说,现在它真正的成为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时间可以再往前追溯,一直追溯到当年受“今天派”影响的那一代,比如后来在《江南》主持诗栏目的楼奕林、后来成为《西湖》社长兼主编的嵇亦工……如果站在某种个人的立场上而言,他们当年的《我们》应该是浙江新时期诗歌最早最自觉的一次聚集。这以后,是一个传奇时代的开始。

  在80年代末二报一刊的那次著名的大展中,浙江有着多人亮相,而里面的许多人,和我前面提到的青年诗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他们又各有所属:比如“极端主义”中的梁晓明(他的《个人》、《玻璃》等也是迄今汉诗的杰作。)、余刚(他对汉语诗歌的实验应引起更大的重视);“地平线诗歌实验小组”中的宁可、苍剑、傅浩等人(他们和南京的“他们”一样,是早期口语诗的实践者。);“现代诗歌”中的王彪(他同时也是东海诗群的代表),如今是鼎鼎大名的小说家……

  这些诗人当年各有各的审美倾向,他们在一起碰撞和交流,几乎构成了当年民刊的主要景观:个性的、流派的。由半官方的青年诗社办的《青年诗刊》则相对包容。粗糙、简陋的打印刊物是当年的主流,比如《地平线》在那短短的几年里居然打印出版了35辑,《现代诗歌报》也出了12期……

  在这次大展之外,尚有一些重要的民刊在80年代后期或者90年代初期纷纷出笼,记忆里比较出色的有:以杭州一路公交车命名的《十二路》,这份同人刊物早几年还在出,可谓坚持弥久,风格趋向于口语,但格调上却很文化;后来以炒作新千年的第一缕曙光闻名的温岭办的《三角帆》,这本刊物非常精致,小小的可以握在掌心,在近年一度复刊,后又不知所踪(这个刊物为诗歌贡献的除了同仁诗作的集合之外,还推出了江一郎(江健)、杨邪两位有着独特个人风格的诗人。);和温岭同属台州的黄岩所办的《桔花》诗报……

  时间流逝,但当时的变化并不突然,繁花似锦的传奇逐渐平淡,一个时代悄然结束,像叶芝所慨叹的:“一切已经崩溃,中心再不能保持。”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经过一系列诗里诗外著名事件的洗礼,加上社会更趋于务实和功利,诗和民刊有着若干缓慢的变化,但热情依旧,只是从狂飙激进转而缓慢。这和整个社会的趋势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反差,诗在生活中变得疏离和边缘化了。

  90年代前期浙江民刊所延续的仿佛只是80年代的一个停顿,80年代的那些人那些事依然,但变化在不经意间,这期间印象中可以称道的是一些个人打印诗集的出现,比如“地平线”中的宁可自己搞了个“音乐工厂”(这和他痴迷罗大佑有关。),他自己为朋友们打字出版个人集……

  在这期间,有一张出了几期并且在诗坛引起反响的诗报值得一提,《天外天诗报》,有当年还在杭州的王道坤主持,他深受“12路”的影响,而本质上更加乡土化一些,(当年这样的诗报出得倒是不少,可能是现在对诗坛话语权争夺这种现象的一个前传。)《天外天》吸引了当时国内一些重要诗人的稿源。

  此时,在孤悬于东海的岱山,坚持至今的《群岛》也在潮汐的喧嚣中应运而生,从时间的跨度上来说,它可能是浙江坚持最久的民刊和诗歌团体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群岛》的发起人之一的李国平,他的平和内敛和组织能力使这份民刊能够一直正常的运作,而这,我们可以致以最大的敬意。

  一份充满了个人情趣,也一直坚持至今的《阿波利奈尔》在90年代中后期出现,它由诗人、数学家蔡天新主持,按照现在流行的区分,属于是“知识分子”流派的同仁刊物,和后来的《小杂志》等仿佛,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常常揣摩的读物之一。

  同样有个人主持的《原则》也在90年代末出现,当时在象山教书的韩高琦以极大的热情点燃了它。我个人是它的主要作者之一,并且参与了部分编辑,因为此,我不便对它过于褒扬,但的确这是一份有原则的民刊,它固守了自己的美学判断和诗学理念,而在民刊中,能够一直这样坚持的也并不多。

  这期间,原来的“极端主义”衍生出了在诗坛有重要影响的《北回归线》,它主要包括梁晓明、刘翔等人。在我看来,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一份民刊,而为今后若干年里出现的浙江民刊提供了一个标准,而作品质量的齐整使它有别于其他。

在渐趋沉寂之后民刊继续前行着,而时间已经到了新世纪。

转眼进入了2006年,现在我能够看到的民刊除了前面提到的尚在办着的《北回归线》、《群岛》等外,近年的《九龙诗刊》(黄岩,诗人柯健君主办)、《东部》、《南方》(余姚,诗人商略主编)、《野外》(野外诗群胡人等主办)等都值得一说,它们延续了此前民刊的核,而印刷更加精美,视野更加宽广。

当年的圣地已经烟消云散,但诗还在继续,而这,才是最重要的。

《独立》精选二十周年  

★安  

 

福建民间诗歌运动史

写这篇文章对我而言是个难事,一来介入诗歌历史不长,许多事情并不了解,二来,从网络发布消息反馈回来的情况看,资料搜集工作并不顺利。老一代民间诗歌运动早已烟消云散,新一代虽然略知一二,但却没有很详实的相关资料。这同时也反映了福建民间诗歌运动的部分真实,即,福建诗人们并不热心于此类活动。记得当初接到发星约稿,我当即拟了一个约稿函在福建各大相关诗歌论坛广为贴之,并希望看到的人互相提醒。结果,应者依旧寥寥。

倘因此就拒绝此文的写作对福建民间诗歌运动不啻为一次损失,据我所知,热心民间诗歌的发星有意辟出一期《独立》做一个民间诗歌运动专号,应约撰写的省份极为有限,福建被选中证明本省诗歌在发星心中的份量,作为福建诗人,推辞这份约稿显然是对福建诗歌运动的不尊重。我于是勉为其难,开始这一份艰难的书写历程。

通常而言,民间诗歌运动包含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为诗人之间的民间交往,二为诗人之间因了这份交往而自发组织编印成的民刊。两者同时兼而有之的很多,也就是,一个民间社群相应地伴随有一份民间刊物。本文拟从民间刊物入手,来追溯一下福建民间诗歌运动的发生发展史。

必须指出,民间诗歌流派及民刊,最终的走向往往是分化甚至反目为仇,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取得社会影响后成员内部对名利的明争暗斗,二、创办及建设过程中牵涉到经济投入不均或不公所引发的不满。所以,本文在叙述中很希望各个社团在涉及经费方面能够给予具体的说法,这,有助于澄清流派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迷雾。

为了叙述的公正,本文将以引用相关人士的文字为主。伴之以本人的观点如有不当,敬请指正。

一、福州/时间下限1989年:野烟、星期五、新大陆

从诗人、摄影家宋醉发提供的信息获知,福建福州的“野烟”学社成立于1979年末,1980年春节出了第一期《野烟》,主要人员王欣、大荒、黄光明等。出了好几期刊物,并且自行铅印了一本诗集《东南猎梦者》。

1982年,吕德安、金海曙等人在厦门读书毕业后回到福州,形成了一个交往圈子,他们中有诗人、画家和其他艺术爱好者。每周五晚上在福州东街口西餐厅聚会,喝啡咖,聊天,看看彼此的诗稿,后来又有曾宏等一批写诗者加入进去。被朋友戏称为“黑色星期五”,也就是日后的“星期五诗群”。他们没有统一的主张,而有相同的倾向和趣味。在平和愉快的交往中,写朴素、自然、大器的诗。“星期五”诗社油印有刊物《星期五》,举办过“星期五美术作品展”,开过朗诵会。

——本节星期五内容来自曾宏文字。

1985年9月,福州诗人柔刚和季弗、奚谷、白岩、毕晴等人从厦大等学校毕业后,怀着要自己做事的雄心,成立了“新大陆”文社,每周一在柔刚家里闲聊,期间于1986年1月27日于福州仓山区文化馆联合举办“迎新春诗歌朗诵会”,后在该馆馆长郑一谋的帮助下油印了文社的第一本诗集《新大陆诗集》。

1986年7月,“新大陆”文社正式印出了第一张诗报“新大陆”创刊号。声称“关注并积极参予现代诗在中国的建设工作,提倡作品的个性和南方特色,致力于现代诗这块辽阔的新大陆的开拓!”

第一期《新大陆》诗报印数多达二千份。

1986年底,《新大陆》诗报印了四千份,放在福州“树人书店”销售,回收了部分印刷经费,也使诗报真正走向社会。

1987年11月21日,“新大陆”文社在福州少年文化宫举办了“秋之梦”晚会,邀请了福州几乎所有文学社团和沙龙的同仁参加,除了诗歌朗诵,同仁们还表演了相声和吉它弹唱,该活动是“新大陆”文社的最后一次大型文艺活动。

从第三期开始,《新大陆》诗报开始接受外来投稿,到1988年底,《新大陆》诗报已出了四期。

对《新大陆》诗报伸出经济援助之手的有政和县许友亮先生和日本的王丽琴小姐以及福建省作协的王性初先生。

1989年4、5月份,《新大陆》第五期编好复印之前,同仁们参与了公开的不吃饭(绝食?——安琪注)活动,至此,“新大陆”文社写下了最后一首永远留给自己的诗。

——本节“新大陆”内容全部选自柔刚诗集《罗星塔》的前言(写于1995年6月)。

备注:徐敬亚、孟浪、吕贵品、曹长青编选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收入了以上三个诗歌流派。

二、三明/时间下限1989年:大浪潮

据三明诗人詹昌政《解读“三明诗群”》一文说,三明诗群的开拓者是刘登翰、周美文和范方等人,他们在七十年代末办了一份刊物《希望》,写作并发表现代诗。八十年代初,范方向全国现代诗人征稿,编辑出版了建国后第一部现代诗集《青春协奏曲》,收录了蔡其矫、舒婷、梁小斌、顾城、北岛、杨炼、徐敬亚等人的作品。七十年代蔡其矫在永安寓居,他的诗歌活动给三明诗群产生了深刻影响。

1986年至1988年,三明现代诗仍然十分活跃。此时刘登翰和周美文已经调到福州,范方周围聚集了一批更年轻的诗人,如叶卫平、莱笙、崔晟、斯平、杨振乐、黄静芬、林美茂、鲁萌、李仕淦、赖微、詹昌政、卢辉和萧春雷等人。《希望》已经停办,萧春雷等人于是搞了一份油印的《大浪潮》诗刊,常有聚会,热烈探讨诗艺。范方和崔晟出版了诗集。“大浪潮现代诗学会”参与了《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的中国现代诗大展,并发表了由莱笙执笔的“大浪潮宣言”。

徐敬亚、孟浪等人编选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收入了范方和萧春雷各一首短诗,以及这份写于1986年的“大浪潮宣言”。宣言提出了三个概念:人生观念的大时空,现代与传统审美精神结合的大心境,语言无为运用的大技巧。宣言说:“我们认为中国现代诗只所以难以伟岸于世界现代诗之林,首先是因诗人们心甘情愿为狭隘的现实圈所围困。因此,我们突围,走向民族意识的深层,走向人类存在的一派无边的时空之混沌,走进笼罩心灵茫茫的困惑……在大困惑中呈现人的塑像和价值。”那是一个领异标新的年代,宣言和站队比创作更热闹的年代,可是莱笙的这篇宣言严谨而克制。去年,赖微还说:“三明诗群的理论主张没有过时。”

1989年以后,三明诗群的活动(含大浪潮?——安琪注)沉寂下来,一些成员离开了,留下的,孤独地写作。
    ——本节内容选自诗人、作家萧春雷《关于“三明诗群”几则笔记》。

   三、福州/1992年至今:柔刚诗歌奖

1992年,福州诗人柔刚在《诗歌报》月刊登出启事,征集评选柔刚诗歌奖,从此开始长达至今的“柔刚诗歌奖”评选活动,该奖的特色如下:1、第一次由诗人自己设立的奖项;2、评委均来自诗界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诗人、诗评家,评委的劳动纯属义务;3、每年只评出一个获奖者,并四位入围者;4、奖金额维持在5000元左右。5、一直坚持到今天的中国诗界唯一一个民间奖项……

一个奖项的份量取决于它的获奖者的分量,而当奖项自身足够份量时,获奖者则享受了奖项带来的光芒。柔刚诗歌奖就是这样一个能给获奖者带来光芒的奖项,时至今日,柔刚诗歌奖的获奖者中涵纳有第三代、中间代、70后的精英力量,已经成为国内诗界最具影响力的民间奖项。

——以上纯属安琪个人观点。

四、漳州/ 1992年至今:诗、第三说、诗歌蓝本

福建民间诗歌运动进入九十年代后,其先锋、新锐,其引领本省乃至全国诗界潮流的惊人之地从福州移居漳州,这种说法并不过分。其中,民间诗刊《诗》《第三说》《诗歌蓝本》,起了非常重要的炸弹作用。

1992年初,漳州漳浦县诗人道辉经过一段时间的北京闯荡,回到漳州。在和漳州市文联合作某诗歌项目的过程中,认识了漳州诗人吕颂晖、杨金安、安琪、林茶居、阳子(时间先后为序——安注),发起成立了“新死亡诗体”(后改为诗派——安注)。印刷了对开四版大报《新死亡诗体》两期。

1996(?)年起,“新死亡诗派”开始以每年一卷的方式推出厚重的《诗》丛刊,并多次举办有省外诗人参加的相关研讨会,漳州诗人阿里、康城先后参加了该团体并退出。

《诗》丛刊在选稿的大容量、装祯的豪华、诗歌观点的激进上引人注目。

道辉作为漳州现代诗歌写作的发起人,其诗写态度的孤注一掷,其对诗歌语言施予的暴力,其对诗歌出版的近乎偏执,影响了和他交往的许多诗人。同时在他身上的小农意识及经济上的不透明,也使得该诗派成员进出频繁。从而影响了该流派走向更宽广的层面。

作为漳州走出来的诗人,本人深知,《诗》丛刊的编印及“新死亡诗派”举办活动的大量经费,绝非道辉夫妇二人之力能够承担,其间诗派内外诗人的热心参与和支持,也应在此提上一笔,是为对历史的公正态度。

——以上纯属安琪个人观点。

2001年,安琪和康城联手合作主编了《第三说》,该刊创刊号采用不规则大开本,封面彩印。鉴于国内民刊纷纭没有特色就无法突出的现状,《第三说》从创刊开始就试图在每一期有所创意。创刊号首次推出了“柔刚诗歌奖专题”,全面展示了柔刚诗歌降创办十年来的全部获奖作品及相关背景资料,该专题得到柔刚先生的大力支持,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照片。这是迄今为止国内民刊首家为该奖所做的专题。

时值国内70后诗歌运动如火如荼,当时安琪作为该运动的鼓吹者,康城作为该运动的中坚,自然会在刊物上为70后设专题,这也形成了创刊号的另一特色:为70后运动继续造势!

创刊号很快得到诗人们的关注,《诗歌月刊》杂志在当年的“民间诗刊专号”上,把《第三说》列为头条,并选发该刊近二十人的诗作,使该刊一出手即有深远影响。

创刊号资金安琪提供三分之二,康城提供三分之一。

2001年,第三说承办了当年度的第十届“柔刚诗歌奖”。

2002年,中间代概念经由《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的隆重推出,并经安琪的大量理论约稿,已成规模。顺理成章的,《第三说》第二期做了《中间代诗论》专号,全面展示中间代这一群体的理论基础。该期《第三说——中间代诗论》成为理论家们时至今日论述中间代的重要读本并被大量引用。

本期资金诗人奇斌赞助三分之一,安琪和康城各自承担三分之一。

2003年,《第三说》依然是理论专号,由两个创意栏目构成:第三说推荐的诗人、第三说推荐的理论家。组稿工作完成并已编定尚未付印之际,安琪离开福建漳州,开始了北漂历程。此时的安琪因为生活奔波不定,已无心继续《第三说》,剩下的工作由康城独立完成。

本期第三说福州诗人荆溪提供一半资金,剩下一半由康城承担。

2004年、2005年,《第三说》停刊。

2006年《第三说》正在编印中,由康城、朱佳发、冰儿三个70后诗人联手。《第三说》继续在行进。

应该说,《第三说》在强化“中间代”概念的工作上贡献很大,它的突出创意的战略构想也取得了实质性成果。至于今后的发展,留待康城等人的继续努力。本人作为前期策划和主编者,已基本完成我在漳州时期的使命。到北京后,因为地域关系,本人的重心无可厚非转向备受争议的《第三条道路》,有意思的是,这两个群体,都以“第三”开头,不知做何解?

——本节完全来自安琪个人观点。

关于《诗歌蓝本》,因为主编老皮坚持低调方针,不提供资料,而本人的主观写作又得不到他的认可,故略之。老皮主编出版的民间诗刊还有:《顶点诗刊》(2期)和《诗歌在网络》。

——本节完全来自安琪个人观点。

五、漳州/2004年:《中间代诗全集》《70后诗集》

2004年,两部代际选本《中间代诗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和《70后诗集》(海风出版社)先后在北京和漳州出版,并于2006年被洪子诚教授增补进《中国当代新诗史》。

《中间代诗全集》由诗人远村独立投资,精装上下两卷,厚2560页,为中国诗歌史上截止目前规模最为宏大的诗歌选本。主编:安琪、远村、黄礼孩。其中,安琪负责编选工作。

70后诗集》有诗人康城、黄礼孩、朱佳发、老皮合资并主编,平装上下卷。康城和黄礼孩主要负责选稿工作。

两部代际选本的主编大部分来自漳州,可以说是漳州民间诗歌运动的一大奇迹。

——本节完全来自安琪个人观点。

六、三明/1998年至今:放弃

1998春,三明宁化县诗人鬼叔中、老米、张仁明策划主编的民刊《放弃》创刊,使宁化这个小县城有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歌刊物。

宁化隶属三明,《放弃》也因此期期专社“三明诗群”专栏,客观上延续了《大浪潮》对三明诗群的推介。《放弃》大16K,是一本很精致的有着主编鬼叔中风格的民间刊物,设计和插图上均往本土风俗靠拢,而选取的诗稿则以前卫、先锋为主。《放弃》尊重春天的大花园里百花争放的事实,赞成诗歌不歧视。

1998年创刊伊始,《放弃》连续出刊五期,至2001年被迫停刊。2006年,宁化籍年轻的一批诗人们,雄心勃勃要恢复《放弃》,并已进入编稿阶段。

——本节参考鬼叔中部分观点。

七、霞浦/1985至今:丑石

在福建,县级行政区霞浦出了几位走出福建的诗人,这里面,谢宜兴、刘伟雄主办的《丑石》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份创办于1985年5月的民间诗报,时间跨度长,收入的队伍几乎涵盖霞浦诗界,1989年出版整10期后,因故停刊。

1999年复刊的《丑石》诗报,谋求更大的发展,改出4开胶印报纸,仍不定期出版,期发数1000份。2001年再度改版,出对开大报,逢双月出版,成为全国唯一定期双月出版的民间诗歌大报。期发数上升至1500份,影响力日益扩大。

2002年被《诗选刊》杂志社评选为全国5家“最受读者关注和欢迎的民间诗报刊”之一。

围绕《丑石》诗报有一个相对固定的作者队伍,渐渐形成“丑石诗群”,主要成员有:谢宜兴、刘伟雄、空林子、郭友钊、邱景华、伊路、安琪、康城、探花等。迄今举办过多次大型诗歌活动,其中,2002年和《诗选刊》联手举办的全国民间社团活动第一次为民间诗歌正名,影响深远。

2004、2005,丑石承办了第十三届、第十四届的“柔刚诗歌奖”。

——本节内容由谢宜兴部分提供。

八、惠安/1988年至今:惠安诗群

“惠安诗群”这个概念,是在1989年欧阳慧聪发表的一篇评论中被首次提及。但其发源地和主要聚集地在惠安崇武古城,这个被谢冕教授称之为“特别的崇武”的著名风景区,景色怡人,风情独特,人文荟萃。早在1988年就以其创办的《崇武文学》啸集了一大批诗歌弄潮儿。其中比较代表性的有施肃中、林凌鹤、林轩鹤、哨宇、欧阳慧聪、作二、叶逢平、孟吾浪(浪行天下)等二十多人。另创办有民刊《薯花》《惠安文化》《惠安青年文学》等。1992年底,林轩鹤发表了诗歌评论《惠安青年诗坛:接力与冲刺的行程》,对八十年代初以来在诗坛上纵横驰骋的20多位惠安青年诗人进行梳理和点评,使人们对初具规模的惠安诗群有了更深的认识。
    由于种种原因,随后惠安诗群部落里的人各分东西,各寻出路。直至2003年4月,诗人任轩和浪行天下创办了“惠安诗歌沙龙网”(http://www.),利用网络平台与全国各地诗友进行良好的交流,是目前泉州诗歌界较为活跃的一个群体。现主要成员有叶逢平、浪行天下、任轩、作二、陈功、张鞍荭、夜子、吴银兰等人,现办有民刊《崇武文学》、《惠安诗歌报》等,印刷数量均在1000份以上。

——本节内容选自浪行天下的文字。

九、厦门/1992年至今:《采贝》及其他

厦门大学作为国内重点大学,其采贝诗社长年出有《采贝》诗刊,培养了很多日后有影响的福建诗人。具体情况不详。

1992年(1993?),厦门诗人雷霆、黄白水创办了民间诗报《诗经》,曾获得当年“全国十大诗歌民刊”称号,该报共出刊4期,在当时颇有声势。
    近年来,厦门诗人陆续推出的民间诗刊诗报有:《中国诗人诗歌精选》2期,李可可主编;《顶点诗歌》3期,老茂主编;《厦门青年诗人诗选》,颜非等编选,《厦门诗歌》诗报4期,谢春池主编。

——本节内容由老茂、颜非提供。

十、南平/1985年:《晓窗》

据诗人宋醉发言,《晓窗》为福建最早出现的民刊,具体情况不详。

、莆田/九十年代中期:《风》

大约在九十年代中期,莆田曾出现过民间诗报《风》,具体情况不详。

、福州/九十年代中期:《绿色龙》

大约在九十年代中期,福州曾出现过民间诗报《绿色龙》,主编程剑平,具体情况不详。

后记:写作本文的难度前面已述,我非常想把这篇文章写完整,但以个人的力量显然不可能,本文权当提供一个引子,未足部分请福建诗人们继续完善,遗漏部分请福建诗人们谅解。但愿今后能够读到更为完美的福建民间诗歌运动读本。

2006/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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