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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独立】与【诗歌阅读】联合推出！ 独立创办20年（1998-2018） 纪念集3 目 录  《独立》给我的启示 ◆毛少莹 2013年末，发星先生约稿，说《独立》策划明年出一册16周年纪念集，要我就《独立》写点什么。我本不善评论，年终俗务亦忙，但感于发星携着彝家人热情与大凉山清风的一次次邮件和短信，我就信笔写写我怎样得知《独立》，以及《独立》带给我的启示吧。 一、我怎样结识《独立》 大约2000年的一天中午（光阴似箭，倏忽之间竟然已经10多年过去了），与海上先生约了在深圳红岭中路见（他当时常住在附近的八卦岭），见面时他拿着一册牛皮纸封面、印制粗糙但内容丰实的刊物，刊名叫《独立》，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独立》这本民刊，知道了位于凉山深处有个普格县，普格县有个叫发星的人，他工作之余写诗、编诗刊（或者说他写诗、编诗刊之余工作）。 《独立》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民间文学刊物曾经在当代中国盛极一时啊！上世纪那如今看来堪称神奇的80年代，改革开放春风劲吹，社会风气开明积极。反思文革十年、迎接各种西方思潮涌入，以诗歌为代表的文学书写盛极一时，诗社、民刊更是如雨后春笋。我当时在上海念大学，正值青春年少，也曾经是无数热血文学青年中的一员，呵呵！记得当时上海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有学生自办的文学刊物（有的还不只一种），大家以各种方式印制，相互传来传去，征稿、办民刊、举办诗歌朗诵会成为大学生最重要的课余生活。我们学校因是文学生态较为恶劣的工科院校，自办的文学刊物取名《沼泽地》。其他如复旦大学有《复旦风》、《诗耕地》、华东师大有《夏雨岛》、《散花》，上海交大有《新上院》等。事实上，全国的高校也几乎都有自己的文学刊物，如黑龙江大学的《大学生诗坛》、西南师大的《五月诗刊》、武汉大学的《白云》、南京大学的《南园》等。很多已经记不清了，但是我当时搜集了不少。或许因为有自己青春的印记吧，这些刊物一直珍藏着，直到90年代中期我来深圳工作，住一楼，一次台风大水被淹（一同被淹的还有另外三箱书）让我十分痛心！之后花了几天的时间晾晒，但晾干后书页都凹凸不平地黏在一起，无奈只好扔了。那些书刊是扔了，但历经80年代的洗礼，对诗歌的喜爱却在心里扎了根。虽然后来读研、工作，做的都不是文学，但时不时仍会读诗，有时也偷偷写几句。也因此结识了不少朋友。而每每，诗歌一如既往地带给我别的文字不能带来的愉悦、慰藉或启迪，让我不能忘怀。所以，那次第一眼看见《独立》的时候，那种熟悉而亲切的感觉，至今仍记忆犹新。 经海上先生介绍，至今尚未谋面的发星先生开始给我每期寄送《独立》，有时还有《彝风》，我开始荣幸地成为《独立》的读者。此后，还有阿索拉毅先生寄来《此岸》、《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凉山非遗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说实话，长期以来，我对这些凝聚着发星等各位编者、作者心血和汗水的出版物是有愧的，因为时间、精力等等的限制，我不能每篇都好好地读，发星多次邀请我写点评论也没写成。但是，我对它们是真心喜欢乃至心存感激的，因为即便不读，只要它们静静地立在书架的一角，我便能感受到它们默默地散发着的一种力量，那是一种这个时代已经较为稀缺的纯粹的精神的力量——朴素坚定，静默坚韧，热情阳光的力量。这种力量也因此让那些装帧简陋的刊物，泛出理想主义的迷人光芒。尤其让人觉得神奇的是，这种力量和光芒竟然来自偏远的大凉山、来自一个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民间人士——除了发星，如果稍加留意，你会发现《独立》的作者大多很“边缘”，在主流刊物中看不到，甚至居住地都是那么偏远，比如云南昭通、贵州安顺、独山、兰州、四川内江、河北、黑龙江……这么多年过去了，断断续续地阅读，包括不时听到一些关于《独立》、关于发星、关于其他诗人的消息。《独立》就这般犹如远方的山，默默地存在着，偶尔山风也会吹到我所在的海边，带来山花的芳香和山鹰的信息，让人遥望、想象、向往…… 这么多年过去了，《独立》的编者和作者用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作品给予我很多启示。 二、我看《独立》 我做文化政策研究工作，观察《独立》10余年来做的事情，我认为，《独立》以其名副其实的“独立”立场，以其大凉山一样宽广的胸怀，推出了丰富的作品和众多研究成果，《独立》已经超越了地域、个人、流派的局限性，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当代中国诗歌原创与学术研究的公共平台。 作为一本大型民刊《独立》的内容很丰富，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民间原创作者、作品的推介。《独立》10余年来，以大16开每期200多页的可观篇幅，推出了数目可观的诗人群体，发表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诗人大量的原创作品。这当中有老诗人如海上等，新诗人则数不胜数。有些甚至是《独立》首推后方获得文学界注目的，如著名打工诗人郑小琼。事实上，在《独立》上“亮相”甚至直接参与《独立》运作的人包括了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众多现代诗人，如梦亦非、海上、阿库乌雾、孙文涛，鲁娟、郑小琼、胡应鹏、阿索拉毅、吉狄兆林、张嘉谚、周伦佐、祥子、麦吉作体、阿优、吉克布、鲁子元布、孙阿木、黑惹子喊、巴莫沙沙、沙辉、马布杰伊、吴若海、孙谦、西域、周伦佑、孙守红、阿翔、老刀、谢银恩、张守刚、蝼冢、南北等等。这些诗人及其更多未能列入名字的诗人和他们数量惊人的作品，显示着诗、诗性在中国一直持续的现实存在，规模庞大，民间土壤丰厚，难怪海上先生一直说中国就是一个诗的国度，汉语本身就是一种诗化的语言。 二是对当代诗歌史的研究整理。就此而言《独立》已经就多个有价值的选题进行了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总结。如“当代中国民间现代诗歌运动简史”，这一专题发动了全国各地10余位亲历者，对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民间现代诗歌运动，分地域地进行了难得的历史呈现。“80年代”诗歌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可谓具有奠基意义，这段历史值得从多重价值维度加以反复总结审视。《独立》选取这一重要主题，进行持续的挖掘整理。我相信，《独立》推动的这一研究及其取得的相关成果所具有的重要性，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显现。类似的还有不少，如“1995-2008中国现代诗重要诗歌事件、诗群、流派扫描”，“中国十大先锋诗派“的分类命名等。 三是对民族文化的自觉传承，对中华文化多样性的自觉维护。《独立》多次推出“彝族诗群写作”。以大凉山彝族诗群来看，正如发星总结的，以吉狄马加、阿苏越尔、阿库乌雾、霁虹、吉狄兆林、倮伍拉且、玛查德清、阿彝、倮伍沐嘎、阿黑约夫、马惹拉哈、克惹晓夫、石万聪等诗人为代表的彝族诗群，正在凉山、西昌等地崛起。他们作为一个个自觉的现代书写者，在背靠自身母源文化的基础上，借助现代诗技与审时度势的先锋角度，“让汉民族看见了边缘民族在现代艺术建构上的重要意义以及他们身后丰富而新鲜的艺术厚壤。”当代中国，少数民族诗群的大面积崛起，我想彝族可能是一个特例（我不了解），如果是，《独立》功不可没！ 四是对独立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与观察。《独立》在联系、沟通不同地区、族群诗人的同时，通过组织访谈、自由访谈、对话、书信等灵活的方式（也是当代口述史学重要的方式），努力勾勒当代知识分子群像，为后世研究知识分子，留下了鲜活的史料。如对哑默、海上、周伦佐、周伦佑、张嘉谚、孙文涛等人的访谈。 五是具有独立品质的诗学观点的推出。如发星的《“地域诗歌”写作论纲》提出的“地域诗歌”的概念；《“彝族现代诗学”论纲》提出的关于“彝族诗学”、“诗歌野性美学”等的探讨，对“21世纪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的划分与整理等。 三、《独立》给我的启示 1、多元价值观 就我个人而言，《独立》首先给予我的，是一种关于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的启示。人到底应该怎样活着，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终其一生都值得追问的问题。90年代末接触《独立》之前，因为新的工作需要知识转型、家庭责任日重、个人发展有多种选择等，加之日常生活琐碎、社会风气浮躁，集中在一起，我处在一个精神的困顿期。来自遥远大凉山的发星和他的《独立》，展示了一种似乎与我、与多数深圳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不为评职称找刊物发论文，不惧怕物质生活的贫困，只是简单坚定地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这显然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是的，一个普通的在县农机厂工作的职工，也可以靠着自己的坚韧、自己的薪水，多年坚持着做一件事，这件事本身就十分富有诗意！何况还有那么一期期的刊物所搭建的平台，所推出的作品，所挖掘的史料，所呈现出来的庞大诗歌创作群体。无疑，那是另一种活法——物质上是清贫的，精神上却是富有的。生活在深圳这样高度市场化的城市，见多了争权夺利、沽名钓誉、贪慕虚荣之人，再见发星这样行为，觉得他真有“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的古风，也很真切地体会了“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真意。总之，坚持自己的价值观，而不是随波逐流。淡泊名利，无论多难，都坚守自己的初衷（“独立”是一个好名字），做自己喜欢的事，发星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榜样（当然，另一个特立独行的榜样是诗人海上，另文再述），这对我从个人的精神困顿中走出来，起到了不少帮助。 2、诗与文化、与生活 《独立》也让我以全新的角度认识诗的价值、诗与生活的关系。诗歌，犹如绘画、雕塑，一直高居艺术殿堂，在传统的印象中为“高雅艺术”、“精致艺术”，似乎只有所谓的文化精英才能创作，乃至独享。然而，地处偏远的穷乡僻壤，众多显然并没有受过太多科班教育的诗人们，他们的诗句，却是那样的奇异瑰丽、朴素深刻、情感真挚、动人心弦，这多少让我有些意外。诗、诗性与文化、与民族特性、与诗写者的生活、学历、教养……的关系引起我的很多思索，限于这一话题的复杂性，请原谅我这里无法展开，希望能有机会另文专述。 3、文化资助 众所周知，小说、诗歌、美术、戏剧等文艺作品，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最重要的精神成果，反映着民族的精神风貌，代表着时代的文化水准与品位，提升着人们的精神境界。这些艺术作品因其对“崇高”价值、“高雅”水准的追求而很难市场化，但有很强的公益性。鉴于这种公益性（而非迎合市场的通俗文艺产品所具有的市场属性），世界各国均程度不同地对高雅文艺作品的创作、对艺术家，给予必要的经济资助与政策扶持。此外，一般而言，作为公共部门的政府及公共财政，通常也主动承担保护和传承优秀民族文化的责任，以延续民族文化基因，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然而，很遗憾的是，我国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限制，政府在这方面既存在“缺位”也存在“越位”。（参见本人《中国文化政策30年》一文，我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文化政策的两大失误，一是价值观问题；二是原创的问题。）作为一本民刊，据我所知，《独立》竟然几乎完全主要靠发星个人的薪水和家庭的支持来支撑、运作，并没有其他经济来源。16年啊，这样的坚持背后是何等的艰辛与付出。作为旁观者，我一方面为这种行为所体现的一个民间人士强烈的文化使命感、文化热情及其固守文化传统的坚韧所感动，另一方面，也由此对其未能获得必要的资助而深感遗憾！如果说《独立》创办之初还只是一颗小苗，不受重视，那么，今天《独立》已经成长为一棵充满希望的树，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当代中国诗歌等学术研究与创作的公共平台。不久前，我国刚刚成立了国家艺术基金会，我不知道凉山有没有条件成立地方性的艺术基金会，但是，我非常希望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尽快将其作为资助对象，给予经费等方面必要的资助。民间有识之士也应该支持、赞助《独立》，以便让其深深扎根于凉山这片神奇的土地，长期坚持高质量、高品位地办下去，为凉山文化建设，也为我国文化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4、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复兴 《独立》给我的第四方面的启示，是关于民族文化的挖掘保护与传承创新。就全球来看，近代500年来，尤其是上世界90年代（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和西方文化的强势传播，文化趋同现象正在发生，不少弱势民族的文化传统正在消失，人类文化多样性也正处于丧失的危机之中。我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华文化一方面需要现代转型，另一方面，也在迎接全球化挑战。如何在强势的西方文化冲击之下，实现中华文化的传承创新，最终推动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是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的时代课题。中华文化是一个多民族融合而成的文化，彝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犹如源源不断的涓涓流水，汇集成中华文化的汤汤大河。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民族文化资源是中华文化弥足珍贵的重要资源。无疑，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复兴，也正有赖于对组成中华民族的各少数民族的文化资源的发掘、有赖于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复兴。发星等彝族诗人的汉语言书写，以及更多像发星这样的民间人士，以自己扎根民族传统的文化努力（诗写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自觉挖掘传承民族文化，自觉维护中华文化的多样性，我相信，他们的努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价值。 此外，《独立》也让我进一步思考在推动文化发展中政府与民间的角色分工问题。尽管由于文化管理的需要，文化领域有所谓体制内外、政府与民间的区分，但是，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传播却是不分体制内外的，推动民族文化复兴，关系古老而常新的中华文化生命的传承，就目前的情况看，政府与民间需要更加紧密地携手努力。而像诗歌这样的艺术创作来说，作为公共部门的政府，更是需要采取种种措施，激发艺术家个体的才华与创造力。另一方面，就我国文化传统的传承而言，鉴于我国文化传统（包括彝族文化传统、包括中华文化诗写的传统等）由于历史原因曾经遭到的严重破坏，“礼失求诸野”，遗失的传统或许正应到民间去寻找。发星和他的《独立》对彝族文化的成功挖掘，对现代彝族诗歌的整理，以及由此显示出的民间的无限活力，正可以做一例证，为我们提供希望与信心。我相信，未来，在体制内外无数热爱自己民族文化、热爱中华文化的有识之士的坚韧努力下，中华文化必将传承光大，并对当今处于大融合、大转型历史进程的人类文明，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谢谢发星，谢谢《独立》以及《独立》所有的朋友们多年来可敬的坚持与努力！春节将至，遥祝各位新春愉快，马年进步！ 2014-1-29，匆草于深圳 现代精神觉醒中的地域诗写 ——发星和地域诗歌 ◆孙 谦 孙谦：50后，著名回族现代诗人，著有《穆斯林词》《新柔巴依体》《致伊拉克》等诗集。 地域性写作的概念和其状况、现象，实际上从现代写作开始以来就普遍存在于东西方的诗人作家中间。(古代写作这里暂且不论)如果概而论之的话，几乎每一个体系成立的诗人作家都是一个相对的地域写作者，或者都是在写一种具有相对地域性的文本，或许有人意识到了这种特点，或许有人一直在这么写，却并没有多少明确的意识。所以说地域写作是世界性的、丰富而复杂的现状，如果想要将其头绪理清，还原其源流、原貌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在我们的视野中那些明确标举地域性写作的诗人作家似乎并不鲜见。中国具有边缘地域倾向的小说创作大都视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为其奠基者，更有评论家将小说家沈从文和莫言的创作归纳到这个源头，也有人称张承志为边缘地域写作者。但是，诗歌界的边缘地域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忽略了的，或者根本就没有人想要对其做某种归纳阐述。其实，我手边就近的资料就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边缘地域诗歌的沉重分量，如终生在偏远的威尔士乡村教堂当牧师，并以此地的民俗、风光、历史和文化为源头诗写一生的诗人R·S·托马斯；还有一直以云南高原为背景，以大量文本构成一个连续诗写过程的诗人雷平阳。只是地域边缘性的诗歌写作所围绕的写作中轴，始终是在诗歌的边界上，这里有一种自身的地域界限，同时，它不合时流的性质确定了它几乎只能是民间性的，特别是在中国。托马斯与雷平阳诗写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立足于土地和人之间向着人性深层的掘进，他们批判式的反观和反思使本土资源，原型经验与现代视野相融合，显得独立而耀眼。而绝大多数的边缘地域诗写者，也只有在其所围绕的源流主线中，或与主流诗坛发生某种激烈冲突时，才可突显自身价值。 1998年由偏居大凉山一隅的诗人发星创办的民间人文诗刊《独立》，是中国诗坛具有非常意义的事件。2000年7月由发星、梦亦非第一次明确提出“地域诗歌” 写作的概念，由此 “地域诗歌”流派应运而生，方才使得“地域诗歌”由隐态变为相对的显态，由单打独斗的状态，变为相对汇聚的状态。而《独立》的持续出刊，为此类诗歌作品和理论的亮相提供了场域。作为 “地域诗歌”诗派的奠基者，发星有效地整合地域诗写的资源；发掘和整理现代诗史资料；并以自己独到观点、视角，以及勤奋创作不断为“地域诗歌”输入新鲜血液。他的具有创意性的举措，不仅令“地域诗歌”以其坚实的姿态在中国民间诗界占据了一席之地，并被主流诗坛热切关注。就这样，在具体而坚实的创作文本支撑下所推动的“地域诗歌”写作，引领着一类有意识、有觉悟的诗写者，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本体建构的阶段，令“地域诗歌”的原生态、史诗性和体制外诗写特征，共同构成了其三位一体的格局。经验当然会直接影响写作方式、风格和语言，但是经验存在，只有在转化为本体存在之后——即地域经验、生存经验和诗性经验抵达一致时，诗写的价值才会真正体现。一种素朴的泥土草根原则与语词结为一体后，表现为活色生香的诗歌。从“地域诗歌”诗派的创作向度上我们看到了这个趋势。 本着作品与理念同行的原则，在意识与行动相互配合，理念与作品相互激励的作用下，“地域诗歌”首先将散布在汉藏彝边界地带的彝族诗歌写作资源尽数收拢到《独立》的麾下，令散落在各个角落的散兵游勇，在一种族源文化为基石的精神认同感中，协同出击，由此所激发出的彝族汉语诗歌文本呈井喷的态势，并直接或间接地刺激了一些长诗、史诗的创作。如梦亦非有关水族历史的史诗《空：时间与神》、阿索拉毅的《星图》和发星的《在大西南群山中呼吸的九十九个词》等作品都陆续出炉。这些作品无不弥漫和渗透着人神同在的自然和历史，在一个个尚未敞开的领域纵深勘察，具有一种田野调查和鸟瞰式的人文地形测量的特征，并衍生为现代性的流涉和显现。发星的胸襟是宽广的，他从来没有独守一隅的想法，他听从模糊的使命感的召唤，采取了完全属于他自己的，甚至是大胆的方式推出“中国边缘民族现代诗大展”，以多重折射的角度，把更加宽广边缘的“地域诗歌”群揽入视野。以彝族诗群为中心向藏族、回族、蒙族、土族、土家族、普米族、水族等十四个少数民族诗人衍伸，甚至达到台湾原住民诗人，此举可说在国内诗界是独一无二的的创举。这种横向的联接，打破了地域空间、民族文化的限制，对于有效地拓展“地域诗歌”诗写的向度和维度，使正处在变革时期的“地域诗歌” 创作相互借鉴，增强向内向外的张力，必然大有助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同一种境遇中，无论身居何处的边缘地带的诗写者，都有理由走进另一类型知识和诗歌中去感受体验一番，这是人类的本己特权。 2000年《独立》在确认了自己的方向之后连续推出四年推出“地域诗歌专辑”，使一大批“地域诗歌”的诗写者为国内诗坛所认知。在随后的岁月里《独立》又连续两期重磅刊出“中国民间现代诗歌运动简史”，蒐集了中国现代诗史上重要的资料，使那些被封存了的过去，那些与现代诗歌有关人物和事件再次出现在当下的语境中，让人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讲述和评价。这系列文章在展开广阔的诗歌地理空间时，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诗歌史上的失踪者”，于80——90年代，在时代的悸动、断裂、突转中卓然独立的姿态。这些文章还往往在陈述往事的同时，直接指涉诗人的内在气质和性情禀赋，因此弥合了人与时代，生活与诗歌，冲突与张力的分野，从而还原了那个时代诗歌的整体面貌和诗人诗意生活的整体场域。“对付文化话语霸权的一个手段是抢救“记忆。”散落于民间的、流传于口头的记忆，被冷落在纸页边缘的记录，均具有反体制作用。在史料的大海中捞针，在民众的记忆中淘金，是学者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文化学者索飒语）而《独立》的这次行动便是对文化和诗坛话语霸权的一种有力反拨，其反体制的意识不言自明。《独立》所汇集的一些在诗界引起广泛关注的《今天》《一行》《大陆》《新大陆》等民刊简史，所涉及的均是游离于官方体制之外的资料，而中国现代诗歌自我演绎自我完成的写法和它自然的状态，就是它的非体制化民间性质，三十多年过去了它的情态依然如此。在中国，一波波民间诗潮的迭起，无论是直接意识形态介入性的，还是语言本身的诗写，其间所呈现的自由品质，无不折射出民间反体制精神的坚韧不屈、前仆后继。而《独立》在2010年之后刊出的“知识分子群像——独立行走的自由诗人访谈”；“中国民间诗人笔述漂泊精神史访谈”；以及“民间诗歌流派选集”等等皆沿袭了“地域诗歌”的一贯立场——体制外民间性，这是它维系诗人操守和意义感的终极堡垒。由此可见《独立》对民间诗歌史料的抢救和整理是自觉性的、大面积的，显而易见，它为我们的诗歌史中那些看上去是随意性的，或者是暧昧不明的诗写，寻找着意义层面的归属感，它要为诗歌的乌托邦主义者、反体制者正名。“地域诗歌”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想着被体制招安、收编，所以它也就丝毫不会在乎被体制内的主流诗坛冷落。《独立》的显著姿态和行动，早已越过了专业学者和学术机构的界限，显得醒目而孤寂。 以发星自身的诗写来说，他确是自己理念最忠实的践行者，他把自己一切诗写的尺度和意义都纳入到“地域诗歌”的范围，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生在蕴积民族文化的大山中，如果一个人不去写作，那是对这片土地的不敬，以及对黑色原族之深沉灵魂的不恭”。诗歌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阐释，它就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系列长诗《十三个母题组成的山脉》《大西南群山中呼吸的九十九个词》《七条同一方向的河》《九月史诗》和大量散篇都是这一倾向的诗写。发星的作品感情深挚，收放自如，诗歌言说的方式直指祖先神灵的所在，对于祖灵的十分个我化的，有时略带某些神秘感的对于根源性的冥思，把他的想象力从一个个远古的符号咒语中，带回到日常生活最质朴的领域，大凉山的风景、荞麦地、重峦叠翠的山坡和佩戴着银饰的彝族女孩。他的敬仰和冥思，他的欢乐和赞美，都指向最深挚的历史性和解。他在现在所发生的事情中，去阐释富于意义的过去事物所投下的长长的阴影。只是在这种状态中，发星太注重自己所捕获的生动的直观经验，而于自己经验之外的事物拉开了距离，在这里，他对自我经验的执着和强化，致使他诗写的横向延伸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同时，诗艺的变化和精致也受到相应的约束。当然，发星有他自己的解释，他的确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边缘民族文化存在的根性，它的纯粹和粗朴之美。那只有民间才有的崇高的精神祭奠；大地与人的亲近和心灵的契合；泥土、田野和草根气息的绝对吸引力；还有那弥合遥远过去与现在之间距离的清澄的诗意之光。所有这一切就是那成熟的庄稼，可以收割了。 发星深具人格魅力，他看重每一个和他相遇的人，看重情谊，凡与他有交往的诗人无不服膺于此。他时常邀约诗友到他的家里做客，谈诗论道，也经常在自己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帮助一些困难的诗人。我曾从西域那里获悉，女诗人安琪曾经在对发星的访谈中说道：“我经常在想，如果有一天我无处存生，或许可以到普格找发星，也许他会为我搭一间小茅屋让我在里面读书写作。这种想法来源于传说中你经常帮助一些处于困境中的诗人，和你的文本中体现出的正义感。”发星的厚道由此可见一斑。发星还是一位极善于激发人的潜能的人，他对你的信任，可以返过来通过你对他的信任，而信任你自己。当他认为我是有潜力、有资格来写某篇东西时，我真得就相信了他，然后相信了我自己。其实，像我这样并不是适合写作长篇文章的人，也曾在他一再的激励之下写出了对郑晓琼诗集《100女工》的评论和对阿索拉毅编选的《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彝魂系》的释读。何尝不是如此呢？一切在我们表达中出现的新的意义，新的尺度，莫不是在种种生命的际遇中发生的，精神性质素从内在到外在的打通，皆在这种相逢中实现。 如果我们以更为现代的方式来表达的话，则可以说“地域诗歌”是地域精神的传承者；是地域精神中异质形态的守望者；也是地域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连接者。“地域诗歌”所倡导的本土、本质回归，体现了普遍的大地关怀和人类关怀。它排斥以物为中心的价值倾向，体现了生命起点和归宿的合一。至此，“地域诗歌”所树立的里程碑，与自身的形象达成了和谐一致的印象。发星的坚守令人信服。 2013-11-28于成都 有独立精神的群体 ——纪念《独立》民刊十六周年 ◆海 上 海上：1952年生，老三届，第三代诗人中和周伦佑至今保持旺盛诗写的传奇人物之一，参加并协助过“1986，中国现代诗群大展”，创办过民刊[九星]，由此受连，漂泊一生，近年书法、绘画（水墨、岩画、人物）奇崛升起。艺为生迹，生为苍痕。 发星说了N次，让我写篇文字，谈谈《独立》。我到了他的普格县，住在他家好几天也没写成。后来他送我去西昌，陪我住在老城墙边的一家宾馆，聆听了他晚上的鼾声……走之前又说，要我空下来写个纪念性文章。 我问十六年了？他说对呀，一九九八年创办的，第二年我们就相识了，你还给我寄台湾版诗集。 难怪我是老头子了，这日子也太快了。 我和发星竟然交往十五年了，他是看着我长老的。虽说我们相隔较远，但我们是经常见面的——似乎。 我脑中风痊愈后不久，正在恢复阶段，他就邀约我去了漳州漳浦。 发星永远红光满面，讲话很激动；此次在他家时，我们天天坐在他的小书屋里聊天，他拿出他买的一些书籍，讲述他去西昌买书的快乐经历……这个朴实而善良的人，他比彝人更像彝人；在普格县的彝文化研究会的墙上，发星也着彝人民族服饰，根本不像汉人。 除了《独立》，发星还创办了《彝风》。在大凉山地域，他引领出一大批彝族诗人，写出了新世纪的诗。 这一个巨大的彝人成果，去年已由阿索拉毅把它们集结成著，首版问世后，现已交由某出版社正式再版。为此，阿索拉毅和发星分别约我撰写评论。 一件任务性、义务性的工作，使我收益匪浅。我在阅读这个大部头的诗集时确实读到了几首非凡的长诗，这让我欣喜不已！ 我去年去宁夏贺兰山考察岩画时受伤不轻，忍痛写完了第二篇评论（应发星的邀请）。我不想让发星太失望了。 发星的事情，我做不了；我缺乏这份热情，更没有这份耐心。而他不仅孜孜不倦乐此不疲地与彝地的诗人们互通着精神和信息。 甚至于他自己省吃俭用，也要一批批寄出新鲜出炉的诗刊或资料。 你找他帮什么忙，他没有拒绝的，总是尽心尽力地去办。 从普格县城到西昌城，坐汽车摇摇晃晃也是两个多小时；这条路他来回惯了……也有不少远方的客人通过这条山路去找他，去探访这块诞生《独立》的神域。 我第一次是2001年带着台湾诗人杨平和雕塑家陈尚平去的。台湾朋友是要去看火把节的，但他们到深圳的时间已晚了几天，火把节已玩完了，但他们还是想走一走大凉山，我们就不紧不忙地去了。发星及他的朋友们还是安排了几项彝人的节目，让异域海岛的友人见识了。住了几天，台湾朋友从普格出发去了贵阳探访哑默，而我则绕道盐源，去了泸沽湖、丽江、昆明，最终又在深圳会合。 发星从认识我到今天，这十五年的光阴，确实是和我有多次撞击的，他喜欢我的率直和本性，也较接受我直言不讳的批评。 第一次去普格，领略了螺髻山下的那片河床，巨大的卵石铺开一道宽大的水道；河床上只有细小的流水，跌宕拐弯地沿着最底的石缝流动，水声十分动听。 几个孩童在草地上唱歌，一个小男孩的鼻涕痕迹已干裂成痂痂，横扫在脸蛋上。我让他们站齐重新唱一遍，哇，小喉咙发出的童声穿透了旷野，响亮悦耳。我说每年春晚的节目真不如这几个孩子这般令人心醉…… 就是那次历游，我写了好几个诗，而且如同脱胎换骨似的。我还听出了水流的地方口音。 还会再来的，发星。 再次去大凉山的时机是美姑县的一次大型活动。作为全人类的民族文化遗产，彝文化是有国际性意义的，当时他们自治州在美姑县召开国际性的彝文化研讨会，同时举行盛大的彝人歌舞；我们作为旁观的代表去参加了这次盛会，会务主持人阿库乌雾是西南大学的彝族学者，也是很著名的诗人；他的会议日程安排让我们见识了许多平时只听说而并未目睹的彝人的文化场景……毕摩作法和民俗日常生活。 发星和大家下去参观之前，专门在超市买了两大包糖果，他说到了乡下要分给当地孩子们吃的。代表们分坐了三、四辆豪华大巴在大凉山脉里游曳，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走到了田野地头，看乡村的孩子们分到糖果后围在一起玩耍……地头妇女们织彝锦和斗篷。目不暇顾的乐趣不在话下。 整个美姑县城像节日般的热闹，姑娘小伙都是节日盛装在一个竖着图腾的广场上跳舞。他们看见我们远道而来的异乡客频频点头，尤其是三五成群的少女，她们伫立在一起观望我们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当你与她们目光交织时，她们会羞涩地笑笑，别过脸去。啊！这个彝族人民居住的山区太朴实无华了，哦不！太美了！ 索玛花开的乡野村落就是太贫困了。 我和发星商量，让大巴车缓些启动。我奋勇地向每位代表讨钱，我自己拿出了两百元，当时我身上只有两百元。代表们在我们的倡议下，纷纷解囊。这所小学太简陋了，虽说我们的丁点捐款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至少可以让个别失学孩童重归校室读书。我和发星把几千元捐款慎重地交给当地的领导，县长开口说：这点钱要好好使用，下次我来时会过问的。校长接过了钱。我让代表捐献的账目名单及经手人签了字，也让县长签了名，交给了阿库乌雾。 离开县城的那天，闭幕仪式上，阿库乌雾把我请上了主席台，等待发言。我的发言一点也不重要，所以我利用麦克风的机会，向美姑县的向我们微笑的姑娘小伙子们敬礼！表达谢意。 回西昌的途中我们有一大帮人，蒋蓝、史幼波、白郎、阿索拉毅、发星和我等；他们各自回各自的工作地方，但是在西昌我们还是有一个下午的时间闲逛邛海。 不经意间的相遇相聚，却也是生命途中难得而不可再复制的缘分。此后，我没有再能见到过其中任何一位朋友。大家都有工作生活要忙，大家都在苍天安排的各个角落…… 但每每想起，很是值得追忆。 最重要的是通过此次会议，结识了一大批彝族诗人中的佼佼者：阿库乌雾、阿苏越尔、沙马、鲁娟、羿子伊萨、克惹晓夫、吉狄兆林、阿洛夫基等等，他们是彝人的骄傲。过去只知其一，见到这些诗人之后，我对彝地的认知称得上是飞跃。这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在任何时代、任何环境中，他们都在讴歌彝人历史，传颂自己民族信念图腾和创世神话：支格阿龙。彝人的生活信念应该在华夏圈内是最强大的，他们生存于高寒地带，却是健壮抖擞。看看那些巫师们的气质，一个个神情诡秘却是一张张十分丰富的气象图。这批人生活在丛林中，若是在现代派的都市，他们的气场会受到毁灭性的撞击。地域的文化个性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持久或断裂……关于彝文化我们汉文化可以借鉴许多许多；关于彝地诗人，他们耳濡目染的这些气息，也使他们多多少少有些民族性的特质。不可能是毫不相干的。这一点我从读他们的诗作已然明显领略到了。 比如阿索拉毅的“星图”，我曾批评过他，把部分注解化成诗行，注太多，有些本木倒置。但从所注内容来看，都是些诗人不得不弄明白和必须厘清的彝文化根脉问题。 关于《星图》，又不得不回到《独立》、《彝风》这个空间来说。 发星创办《独立》以来，他自己也有了质变性的飞跃，他从一个写写诗读读书的普格小县城里的特色人物，一下子有了太多的外界联络和信息。他的诗友在全国各地与日俱增。而他又是个负有侠义之气的人，对于远方的朋友他义不容辞地去协助去帮助，尽他的所能。 在《独立》之前，我承认如郑小琼、阿索拉毅、西域或者什么某些人早已在写诗，但是他们的质变性的崛起，完全是《独立》提供的平台，是《独立》的民间性的符号为他们打开让人们聚焦的窗口，才使他们鹤立鸡群般地彰显出来。 而且《独立》岂止是提供平台而已？它提供的许多气息和一些不为人知，难以语译的独立而自由的思想内涵，给了许多诗人难以磨灭的记忆或痕迹。 这是历史！ 人们在制造历史（先不要论创造），《独立》也在制造一个个历史性的片段和场景。历史不去制造时，它的局部过于松散，气场不集中。于是人们在生活给予的乐趣中去制造一些声响……《独立》就诞生了。而这些历史，短短的十多年当中，确实有值得回眸的时段嵌在其中，或者嵌在其中的还有人类的思想和志向（它是有效的表达）那么这个历史反过来说：被创造了。 未来者说：我们创造了历史！ 就是这样的，《独立》在制造历史的岁月里没有忘记一步步一脚脚地留下文本和痕迹。能像《独立》这样有独立精神的民刊在国内并不多见，有些办民刊的诗人，其目的就是想闹出些动静或名声，引起体制注意，最终达到了被承认成为体制内的会员为结果。大部分人成功了，出名了，就只管去官方刊物发表了，而曾经的民刊只是江湖上的一只相识不相认的小船，不去乘坐了，也不去揶揄了，回避。 官方的，名家，和已经作协诗协的，谁愿意到没有地位的民刊上去？ 这就是中国，趋之若鹜的中国人。 我作为一生，也活到了六十二了；我曾跟发星说过，写诗，这样玩下去，不为功名，不为什么所图，也可以不作为。我可以陪你。中国人太聪明了，做什么都有企图；教育已经开始品尝恶果了，这个写诗写作的人生乐趣早已泯灭；在物化的大环境中，少有诗人不被社会价值观打扰。他们整天在想着“成功”，出人头地进入风光人生。寂寞的地方他们不会去的！ 《独立》默默地走过了十六年，这只小船上的常客就是我，我从不嫌弃它体积小、简陋、不大牌。我反而以能在这只小船上写下一段段人生历史而感到幸运。 我认识发星时，《独立》已创办一年了；第二年，台湾的黄粱想出一套大陆先锋诗歌，我们就有了些联络。后来台湾诗集出版后我给发星寄了去，《独立》第四期是“海上诗歌专辑（一）”。 现在回想起来，有许多值得当年细细推敲的地方，十多年了，也没有带黄粱去看一看大凉山彝族人居住地。倒是2001年时带杨平、陈尚平去走了走，他们至今还念念不忘睡在牛棚楼上被跳蚤咬的快乐惨景。尤其是雕塑家陈尚平，他十分钟情于稻草，他雕塑用的材料就是稻草，他在上海与我见面时还说，什么时候来大陆跟我去偏远的乡野玩。最会玩的人是我老海上了，一年在家呆的时间不会超过两个月。 今年已与发星约定，去看火把节。 大凉山一直没玩透。我走了不少地方，对彝人的居地十分注目，我也去了楚雄下面的彝人村庄；去过毕节地区的彝县彝乡以及今天还想马上就去的有彝人唱歌跳舞的“向天之路”。 发星把《独立》第八期空间又给我做了“海上诗歌专辑（二）（三）”。至此，我已然是《独立》空间的活跃的飞鸟了，我东奔西走地也不忘与发星的联系。2000年之后的连续几年，我先后在深圳、北京、广州谋生，养家糊口，发星也没少关心我，我出书方面缺乏的资金他也支持过。有些地方的刊物或什么有时把我的名字写上去，发星从未表示过误解，他一直一直深信，我就是《独立》的诗写者，对！独立而自由的诗写者。 对《独立》情有独钟说起来不够理论，但它就是一种天意。当年我得知发星创办的诗刊为《独立》时，我就十分惊喜，虽然只是民刊的一种似乎是随意的命名，但它是比较其它命名多了一份醒世。要知道当年在中国文坛诗界范围内，真正懂得人生独立的知识分子太少了，中国人为了奋斗的走向，大部分是走向成功的体制内，哪有独立的人生、人格和人的思想。 就这样，我的惊喜和好感直到见到了发星后更加确定了我和他的缘分。 发星，在一个不大的小县城里工作、生活，拿着不多的工薪；和父母住在同一个小院子里，守着回家的路，老婆孩子和一棵多年前已被砍掉的黄果树（原砍树址又自生一棵枇杷树，已3年，树大如冠盛茂，天意诗旺），他每到黄昏时要从院子后的小路上山，去瞭望一下他家乡之外的，极目能看到的山谷，那片山谷下也有河流、住宅和公路（我去看过）。他在绝顶处站立、抒怀，然后沿着小径慢慢下山回家吃饭…… 发星的血气很旺，红光满面；仿佛时时处在一种亢奋中。他扎了一撮长发，相貌比彝族还彝族，在小县城很醒目。他没什么暴脾气，或说没脾气，总是谦和待人，心底善良，生活朴素，省吃俭用地用自己的收入办民刊。发星的这些行为极不容易，他的不良嗜好就是写诗。他对于写诗的人特别亲切，他喜欢去西昌的旧书摊淘书，他宁可吃一份快餐，也要把书——所要的书扛回普格县里他的小院子里，然后一本本地读、一本本地塞进他的书仓。 一开始发星还不会发短信，可能是他老婆教他的，他是那种我所喜欢的“不聪明”、“木讷”、“迟疑”。这人太好了，所以有欺侮他的人应该会惭愧的！忽悠他的人应该去死！ 发星很注重培养彝地的写诗的青年，当阿索拉毅把已编好的诗稿《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发给我后，我受邀撰写系统性的评论，这部诗的诗人太多了，很难覆盖性地论叙，我竭尽全力大概地评论了一下重点和重中之重的长诗。刚脱稿给阿索拉毅寄去，发星就来了信，要我再写一个包括一批诗人在内的评论，说等着用。他总是这样风风火火地。 我没有少领受他布置的作业任务，前些日搞的张嘉谚拟定的访谈，还有什么流派性的文章等等。 过去为了阿索拉毅的长诗，为了郑小琼的诗，为了一个彝人的画作，或什么摄影作品等等，他会专门与我联络，专门指定性地做些辅助工作。发星很多时候在为别人而忙，虽说我写评论受累，但让我感受到了他对我的信任和友情。 他发现了什么诗人诗作，大部分他会第一时间通告我知道，我们这号人不妒忌别人除外，还要为之兴奋为之呼唤；仿佛我们是上天派来的发现者。然而总之所以于是也就是如此这般而且确实是发现了这么多的优秀诗人！ 《独立》功不可没！ 发星功德传世！ 远在绵阳的女诗人周薇也是通过《独立》，通过发星和我联系上的，她是非常有理想的诗人，她的许多诗作已经展示了一代女性内在隐秘的世界和向往。她从发星手上读到了我的《自由手稿》，并给她带去了无限的人生思索……我说绵阳太远了，我根本没时间去关心她的成长。 还有神农架山麓下的西域，他漂泊过，最后回到充满浓郁民俗的家乡生活。通过《独立》，他得知还有一个老头子海上也在《独立》上展翅……他更知道这个空间的旷世性。最近他出诗集，通过发星商量让我写个序，在普格时发星说了一下，回到家，西域发了一个短信要我给他写个短序，当时我岳母病危，我让西域赶紧寄资料来。我收到资料后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匆匆为他写了一个小序，一千多字。 现在我成了写序的老头，苦啊！ 发星你不知道这苦差事，首先要读完人家的诗稿，然后还要思索，寻找他的灵性和要领；然后才能动笔，写得人都傻掉了。 评论也如是这般，阅读量太大，老头子我眼力已经不行了，患过脑中风的头脑经不住这般重荷思考了。 我的记忆力比过去差多了，那天在普格县，我问发星，《独立》以后将如何走？一定要有上升的姿态，这不是草创时期，也不是一定要跟风；别人出什么“丛书”类，当然那是有资本的；《独立》没这个闲钱，但可以做一些白皮无号的书，怕什么不正规，只要东西狗强，什么形式不重要。 诗歌不需要豪华，诗人只是在培育人生观，不是比社会上争名夺利的，让那些风云人物去疯吧！而《独立》就是要在人世间独立！ 《独立》的存在，使天下的好诗人都有了交流的机缘，都成了八辈子打不到一起的朋友；都使每个诗写者开阔了眼界，拉开了脚步。通过发星，我收到了不少个人出版的诗集，我也是会读的，我也想老了以后慢慢细读，发星让我写些评论，这么大一堆诗集，写起来谈何容易？ 但这是个气候，当大家形成气候；当《独立》形成大气候，那就是一个历史被天文写进去了，历史就凸现出来了，同时在这个时空下的人们也被存入了历史档案。有你，有他，有我们一起掀起的大风！ 你等着看吧，这风从这里开始，像蝴蝶效应一般，渐渐地刮遍全球、刮遍全人类！ 2014年5月7日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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