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穿过世事朝我走来，迈出的每一步 都留下了一座空城…… 写在前面（代征稿信） 【独立】“中国民刊研究”专栏6- 哑君随笔集 从王家湾到蔡甸， 我认识的诗人们（外五则） ◎哑 君 王家湾，曾经是湖北诗歌的据点（李建春《王家湾秘史》）！在王家湾，有过我们九十年代的跋涉与喘息；有过一个空有其名的《琴台》诗歌工作室，最终被《楚文学》诗专号而包裹的踪迹；在王家湾，诞生过一本诗界闻名的《声样》，终究成为历史的回忆；在王家湾，我们虽然又开辟了《新诗路》，但最终还是突围到知音故里的蔡甸。 在王家湾，粱小斌找不到他丢失的钥匙，余怒“感觉多向性的语义负载”，李建春写有“今天的诗或虚无的造句练习”，刘洁岷只是暂时的居民，张执浩有过“变声期”，黄斌揣测过"推敲的模式”，剑男做过“傍午的睡眠”，周瑟瑟有过“疼痛与咳嗽”，柳宗宣找不到“两只燕子”，安琪在“轻轻地说”魯酉西的“喜悦”或者阿毛“燃烧的黑雨点”；在王家湾，韩高琦穿着“汉语的巴黎时装”，唐丹鸿见到了“喂乌鸦的人”，王艾“说出”“一颗水珠的凋谢过程”，哑石写下了“青城诗章”，黑丰“梦见一碗热干面”，江雪梦断”黄瑰堡”，宇龙“继续转弯”，沈杰唱过“感伤的歌”，龙华兵（拉家渡）做着“低处的练习”…… 失联的鲁西西 在湖北诗友里面，也许我是最后一个得知鲁西西已经失联多年信息的。记得那是2013年3月份，当时我正在蔡甸帮儿子开一家名为《新奇特乡村菜馆》的中型餐馆，自从2003年4月我从北京回到蔡甸后，因为生存的压力，与湖北甚至于武汉的诗友也往来稀疏了。那天，宗宣、沉河、黄斌、笑忠、川上、小引、夜鱼等一行从潜江返回武汉(具说当时同行的还有张执浩等，因在下高速时跟丢了，所以没有与他们一起过来)专程弯到蔡甸来看我，确实让我无比感动。我迅速安排了一桌当时我们餐馆最拿手几个的招牌菜，记得有松鼠桂鱼、农家土憨巴、乡巴佬牛排、公安牛三鲜、砂锅炖三鸟、财鱼焖藕、新奇特素三丸、筒子骨藕汤等，并上了两瓶较为高档的四川郎牌特曲和一箱雪花纯生啤酒。席间，我们一边叙旧，一边谈诗，一边喝酒，酒过三旬后，他们不知不觉谈到了鲁西西，并说她已经失联五年了，气氛一下子变得沉闷了下来。当时最激动的是宗宣，他几乎是含着泪水、沙哑着嗓子朗诵完那首写给鲁西西的诗的。 认识鲁西西，也是通过宗宣介绍的。当时我们编辑的《琴台》诗刊（后因刊号审批未通过而出了《楚文学》诗专号）稿件已经很充足了，且完成了二审期。有一天宗宣来到我当时居住的王家湾后，问我还需不需要稿件，我说如果有好稿当然要，他便拿出了一叠诗稿，大约有四、五首的样子，现在不记得准确数字了。当我看到鲁西西的名字时，便觉得有点似曾相识，至于在哪本或哪几本刊物上见过，一时就是想不起来了。当我一口气读完那首《饮酒的人》，确实觉得很有个性，但由于当时三个重头栏目的稿件基本上已经确定，如“九十年代诗群”类似于星级栏目，已经确定了哑石与陈晓旺两人，“九七方阵”基本上都是肖开愚、雨田、普珉等一些名家，“九头鸟”属于湖北方阵且只限定九人，以上三个栏目的作者及作品基本早已确定，加之当时宗宣转荐给我的鲁西西的诗稿数量也有限，最终只好把她排在与东荡子、谷未黄以及我自已等所在的“短诗-一天的痕迹”这个版块里。 真正认识鲁西西，应该是在1997年至2001年这段时间。当时虽然没有微信、QQ ，但有一部大哥大或手机联络起来也比九十年代中、初期方便多了。那个时候，王家湾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个湖北诗歌的据点*，不论是诗友们聚会还是外地有诗友来访，除了在武昌搞活动，多半都会约在汉阳王家湾。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当时的《琴台》诗歌工作室，以及后来的《声样》创办地点都在我所居住和工作的王家湾的房子里，同时也因为王家湾属于武汉老三镇之一汉阳区的新型商业圈，地处武汉交通枢纽，离汉口仅隔一条汉江，离武昌只隔一条长江，且从武汉沌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及远城区汉南、蔡甸，还有宜昌、荆州等地进入武汉，王家湾也是必经之地。再加之当时我与刘洁岷都住在王家湾，沉河可以说是与王家湾只隔着一条汉江，周瑟瑟当时所租住的郭茨口也与王家湾毗邻。正因这些优势，王家湾才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湖北诗歌的据点。 自从1997年《琴台》诗刊以《楚文学》诗专号的形式出刊后，我们就决定撇开省作协不再依赖官方，自已独立创办了一本民刊《声样》。鲁西西作为当时创刊的主要参与成员之一，再加上她为了相夫教子早就放弃了教师工作后一直潜伏在家写作，时间比较自由，所以我们每次聚会都会邀请她参与。虽然，鲁西西从1997年开始，与我们相聚的次数比较多，但每次相聚，我们除了谈诗，谈《声样》，相互几乎很少涉及各自家庭生活乃至生存的话题。直到有一次，我们在武昌参加一次活动，因酒喝得有点过量加之夜已很深，她怕我们在路上不安全，便挽留我们在她当时所住的华师大桂子山庄过了一夜，不记得当时还有江雪还是鲜例。从那次起，我才知道，她老公在一家证券公司上班，儿子叫刘尔威，当时好像只有六左右岁的样子，虽然还没有到上学的年龄，但从怀在腹中，就开始接受鲁西西的胎教以及后来的家教，所以别看孩子小小的年龄，却有着成人的思维与沉静。 后来，直到1998年3月份我因厌倦了当时所在乡镇企业内部的权利纷争，只好辞去了苦心经营了多年的市内业务部经理一职，告别了我为之付出了近二十年青春年华的工作单位，自己开起了一家小公司。但由于当时是在很仓促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虽然申办了公司，但一时并没有选定具体的项目。那天，鲁西西来到王家湾，我们无意间谈到我新开办公司的话题后，她针对当时我们公司的处境提了一些诚肯的建议，对我后来的决策起到了一些关键性的作用，我当时就感觉到，她的见解正好与洁岷形成互补，记得当时我还夸赞了她一句:你若选择下海经商，肯定会成为一个有成就的女强人。 直到我们公司选择了国企健民集团的产品全国总代理这个项目后，由于受当时国有体制的束缚，从在产品库选项，到市场调研、产品开发、包装设计、申请批号等等前期筹备工作，白白花费了近十个月的时间，最终错过了产品的销售旺季，无形之中增加了太多前期开办成本，造成资金链困境。为了度过产品销售淡季，等待下一个旺季的到来，我们不得不采取高息的方式向内部员工集资。当时洁岷作为我的铁杆朋友，同时也作为公司的一员，首先带头为公司集资，记得当时洁岷集了4万元，鲁西西不知是通过洁岷还是修远得知我公司的困境后，也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可是后来当我们公司进入销售旺季资金有了绥解后，我主动退还鲁西西的集资款时，她却分毫的利息也不肯收，这让后来一直都感到愧疚。 自从开办公司做了健民集团的全国总代理后，我们公司便从王家湾迁移到健民集团总部办公了。但从此以后，总会有一些臆想不到的事情让我忙得焦头烂额，几乎每天都显得筋疲力尽，根本上顾不上写诗，《声样》也没有精力再坚持办下去了。但虽然如此，只要有外地诗人来访，我们还是经常有相聚的机会。相聚的地点同样除了武昌，多数也会在汉阳。只不过由于公司迁移到健民集团后，来汉阳与我们相聚的外地诗人，若是在白天，一般都只会在健民集团所在地的建港附近，若是晚上到来，才会约在王家湾附近。当然，每次聚会，鲁西西一般都会参与。在此期间，我印象最深的是梁小斌和叶匡政从合肥过来，正赶上我们公司在王家湾一家酒店举办招商会，但由于我们忙，不仅没有分身单独接待，反而还为了造势，让粱小斌、叶匡政他们扮演了一次我们的意向代理商，在招商会作为代表讲了话。记得那次本地诗友中除了沉河、钱文亮、笑忠、鲜例等，鲁西西也过来了。 记得温远辉是在1998或是1999年过武汉来的时侯，恰逢暑期，像洁岷、沉河、建春、剑男等教育系统的诗友要么回老家，要么去外地体假了，所以那一次我只约到了鲁西西和《花木盆景》杂志社的徐旻，陪温远辉游了黄鹤楼和东湖，并拍了一些珍贵的照片。森子、简单、张永伟、高春林等一行来武汉时，好像是2001年6月，我们武汉参与陪同的诗友有洁岷、沉河、黄斌、小引、亦来和鲁西西等。记得从那一年的元月份开始，我们公司因生产商健民集团受国企改制的影响，低价卖给一家民营小企业了，他们撕毁了我们的代理合同，我们不得不关闭了公司，与健民集团打上了长达三年的官司。同年十一月份我便受聘于《青年文学》杂志社而离开了武汉，直到次年四月初，因特殊原因我不得不与《青年文学》杂志社不辞而别，从此回到蔡甸后几乎开始隐姓埋名，很少与诗界的朋友联系了。 也就是说，2001年6月接待森子等一行，成为我与鲁西西的最后一面。虽然她中途找我约过两次稿，一次是她任《长江文艺》的诗歌编辑后，一次是《广州文艺》让她组武汉诗人专栏的稿，当时同刊的记得有洁岷、沉河、张执浩、鲜例、鲁西西和我等八人。直到2013年3月份沉河等一行来蔡甸看我，才听他们说鲁西西后来离开了《长江文艺》，并在九十年代末就与老公离婚了。同时她儿子刘尔威只在公立小学读了三年书，就开始退学专门接受鲁西西的家教课程了。后来鲁西西又离开了武汉并去了北京，为一个基督教会翻译经文，最终被XXX盯上并密捕后就一直下落不明了。有的说她已经被放出来了，但她已经隐姓埋名，再也没有与过去的熟人甚至朋友联系了。也有的说她被流放在一个偏僻的小地方，虽然有一定的人生自由，但仍然时刻在XXX的监控中。 不论是哪一种说法，但最终的结局是鲁西西不仅与王家湾失联了，与武汉的诗友们失联了，同时也与湖北乃至全国的诗友们失联了。作为她曾经要好的诗友，我们除了四处打探她的消息，就只能读她那首曾经遗留在王家湾的《喜悦》，以及那本曾经遗留在王家湾的《再也不会消失》！ 2020/4/7 于两栖居 在王家湾，艾琳的爱情尊严 艾琳是我1992年参加《诗刊》社举办的刊授培训班时认识的同学，但在学习期间我因没有时间去北京参加笔会，故与他并未谋面，只是后来才偶有书信往来。大若是在1996年8月份，我把希望创办《琴台》诗歌工作室的想法书面告诉了他，并希望他能够参与。他收到信后当月便来到了武汉，记得初次见面是在汉口游艺路附近的一家小旅馆。他当时说自己对武汉不熟，他父亲当时在做煤炭生意，本来是要到山西去进货的，所以便先把他送到了汉口。 初次见面，我们谈得很投机，并初步敲定了筹备《琴台》诗歌工作室及创办《琴台诗刊》的前期工作事宜，并开始分头对外向诗友们约稿。大约是在二个月后的十月底或者十一月初，艾琳又来到了王家湾，随他同来的还有十堰的诗友耕夫，那次我记得把洁岷也约到了王家湾。那次见面的主要任务是对约来的诗稿进行二审，因为初审工作平时我与洁岷已经陆续完成了。那次艾琳似乎没有上次来王家湾时那么愉快，主要是因为有部分经他约来的稿件在初审及二审时被淘汰了，他觉得颜面上过不去，不好对作者交待。特别让他愤愤不平的是刘家魁的诗稿，以及与他同来的耕夫的评论文章《大梦谁先觉》也被淘汰了。至于还有谁的稿件被淘汰了，现在我也确实记不清楚了。 好在艾琳是一个性情中人，事情过去之后就似乎象没有什么事都发生似的过去了。后来终审定稿时他还是从十堰赶过来了，虽然当时的《琴台》申请的刊号夭折了，只能借助《楚文学》出一期诗专号。但那次我又感觉到了他的不愉快，经过单独推心置腹的交谈，我才明白艾琳一直愤愤不平的原由：一是事先约定好了《琴台》由我与他两人创办，后来却增加了洁岷、宗宣、张执浩；二是他作为创办人之一却不及洁岷有决策权，致使他约来的稿件要么被淘汰，要么没有被重用，让他觉得很丢面子。我记得当时给他解释了很多，并充分肯定了洁岷、宗宣、张执浩的成绩以及加入的必要性，特别是洁岷，若没有他的加入，就不可能约到哑石和余怒的稿件，同时整个诗刊也达不到那个水准。 艾琳以及我们几个创办人的稿件基本上都是自选诗，而且是只到临近终审时才提交的稿件。我因为当时创办《琴台》的初衷是希望多推短诗，多容纳作者，所以我只自选了4首短诗。艾琳提交的自选诗是一组《爱情尊严》，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我与洁岷再办民刊《声样》时不知是没有向他约稿，还是向他约过稿但他没有寄稿，时间长了，真的记不清楚了。但我似乎记得，《楚文学》诗专号在蔡甸印刷厂排版印刷期间，他似乎还与我和洁岷到过蔡甸的印刷厂。 艾琳最后一次来王家湾是1999年的五月，这一次他是准备在王家湾长呆的，因为是我邀请他来王家湾给我的公司帮忙。他不仅带足了大大小小的行李箱，而且还让妻子郝敏亲自把他送到了王家湾。虽然艾琳与我是交往了几年的诗友，但聘请他到公司管事，我不能让他白帮忙，因为此前他们夫妇二人都在十堰图书馆上班，每个月只能靠那么一点微薄的工资过日子。我对他的承诺是每月基本工资2000元，比洁岷高出了一倍，仅仅因为他是全职洁岷是兼职。并与他签订了正式用工协议书，同时为了不影响他的业余写作，我在王家湾我居住的房子旁边给他单独租了一间住房。他来王家湾没有几天，便要求预支2万元的工资，当时我的公司还是处在开办期，一直没有开始赢利，但我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还是给筹备了2万元的现金。 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艾琳在王家湾即我的公司呆了一个月，便向我递交了辞呈。到底是因为害怕失去他在十堰图书馆的铁饭碗，还是因为工作上的压力？直到现在我都不得而知，不过我当时确实感受得到，他在工作上是有压力的。虽然，当时我只让他挂着公司的副总，负责公司内部制度的建设与管理，而没有让他参与经营销售活动，但他毕竟在此之前一直都在与书本文字打交道，从来也没有介入过企业活动，对于他来说确实有一点免为其难了。 后来听洁岷和宗宣说，艾琳在2003年之后打听过我的下落，说是要退还曾经向我预支的工资，后来还听说他出过国，但还是没有找到生存的出路回来了。至于回来后在哪里干什么或者靠什么生存，就再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了。总之，艾琳在王家湾的那些日子，所能够留下来的除了一本《一半是风，一半是月》的诗集，就仅仅只有那一组《爱情尊言》了。 2014年8月12日 于王家湾初稿 2020年4月05日 修改于长寿里 成君忆，在王家湾还没有开始写诗 与成君忆相识，好象是在1998年的10月或者是11月，经过我们蔡甸籍的老乡诗人谷未黄引见的，或者是经过诗人周瑟瑟介绍的，时隔这么多年，我确实已经记不清楚了。当时我们开办的公司已经承接了健民集团壮骨酒产品的全国总代理，正是缺乏营销管理人才的初级阶段。成君忆的文化程度虽然不高，好象是没有上过中学还是中学没有毕业，但通过谈吐，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用功的人，而且对于营销，他也有一些独自的见解。 成君忆的加盟，不仅分担了我的很多工作，同时也给洁岷的工作压力减轻了许多。因为当时代理的壮骨酒产品虽然处在开发期，但前期产品包装设计、价格与市场定位、招商、人员招聘与培训等等一系列锁事太多，自从成君忆进来之后，我便可以主要负责经营资本的运转、与健民集团各职能部门的衔接与交涉等，洁岷便可以专心策划产品的包装设计、价格与市场定位、招商方案的制定等工作了，销售人员的招聘与培训、武汉样板市场的销售渠道组建与管理，则由成君忆负责了。也就是说，成君忆进来之后与洁岷已经形成了我的左膀右臂，成为整个公司的最高决策层。 成君忆是一个很较真也很固执的人，只要是自己份内的工作，决不允许别人插手。为此，常常与洁岷发生争执，有时甚至争得脸红脖子粗，我只能在他们中间进行调解，不论谁是谁非，我从来也没有责备谁。因为我心里清楚，不论是成君忆还是洁岷，都是为了工作，为了公司的利益，生怕把事情做砸。好在他们两个人都是比较大度的人，事情过去之后，第二天见面好象什么事都不曾发生，仍然可以和睦相处。 成君忆在我们永世公司呆的时间不长，不知道是半年还是几个月，现在确实记不清楚了，总之印象之中是没有一年的。他没有在公司呆长的原因，主要是生产厂家健民集团延误了产品上市的最佳时机，致使产品一上市便面临着销售淡季。为了降低公司的销售成本，绥解当时公司面临着的生存危机，他以及大部分销售人员都只好主动辞退了公司的职务。 成君忆在公司的那段日子，不论是开始在王家湾，还是后来公司从王家湾搬到健民集团，虽然天天与诗人们接触，不仅仅包括我、洁岷、修远，还有很多临时来看我们的诗人们。但他从来都不曾写过一首诗，最起码是没有让我们看见他写过一首诗。发现他写诗的时候，已经是2001年12月份了。当时已经停业并正与健民集团打官司的公司，因营业执照年检差一份经纪人资格证书，我在阅马场他刚开的一家公司找到了他，他得知我当时已经在《青年文学》做特邀编辑之后，交给我一叠打印的诗稿，总共只有三张三首诗。我虽然感到惊异，但并没流露出来。回到家后，我虽然只瞟一眼便觉得他当时的诗写得还过于平白，但我还是反反复复读了三遍，唯恐自己一时看走了眼。 成君忆是一个很有抱负也很自信的人，我记得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现在还年轻，不出十年，我肯定会超过你们。”这句话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样的环境下说出来的，我现在真的不记得了，但印象中不是针对我或与我赌气说出的这句话。因为在永世公司的那段日子里，我们的关系一直都处理得比较融洽，更不用说有过红脸或不愉快的事发生，否则，他离开公司后，我们就不可能有再见几次面的机会了。后来听说他出了一本《水煮三国》的书，在书市上卖得很火，是营销管理方面的。直到最近在《天津诗人》2016年春之卷的目录中，看到了成君忆的名字，我已经不在惊奇了，我只是默默祝福，你终于进入了诗歌的群！ 2014年8月10日 初稿于王家湾 2020年4月10日 修改于两栖居 在王家湾，迟到的修远 修远来到王家湾的时候，没有赶上我们成立《琴台》诗歌工作室，也没有赶上我们编辑民刊《声样》。他来到王家湾的时候，似乎已经到了1998年底了，也就是我们永世公司已经从王家湾搬到健民集团公司去了，他和我们只是每天下班后居住在王家湾而已。他虽然是经诗友鲁西西介绍来的，但当时我似乎不知道他也写诗。我只知道他老家以前也属于汉阳县，只是后来才划分成为汉南区了。他曾在汉南教过书，后来在武昌帮别人卖五金水暧，他似乎有一个武汉教育学院的学生证，至于是没有完成学历还是没有参加毕业考试，我不知道是忘记了他的介绍还是当时没有细问。反正我当时认为，既然是鲁西西介绍的人，什么毕业证也好学历也好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修远当时在公司主要负责武汉市内样板市场的销售，同时兼顾《健民快讯》的编辑工作。他平时话不多，工作也善于吃苦，只是由于当时属于公司一般普通员工，每个月的工资也就只有几百元。好在他当时还没有找朋友谈恋爱，除了抽烟几乎没有什么开销。后来他姐姐也独自一人来到了汉阳，我让他叫姐姐就来我们公司上班，他却不肯，后来在外面找了几次工作都没有找好，最后还是接受了我的邀请。他姐姐来汉阳后，他们便单独在王家湾租了一间私房，再不与我们住在一起了。 发现修远写诗是他在王家湾与我们居住了几个月之后，常常看见他在一个软面抄上写写画画，后来才知道是在写诗。由于我们的公司代理的产品被生产商健民集团迟延了上市，再加之上市后产品质量、包装、生产批号等等常出问题，致使我们一直都投入与产出不能成正比，工作压力大，一直也没有时间与心情与修远谈诗。即便有全国各地的诗友们来王家湾或公司相聚，修远要么不在场，要么在场也没有时间参与，所以，他曾经才写出了那首《与宇龙擦肩而过》的诗。 修远与我也有过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至于是因为什么事情发生的，若不是他后来离开公司前给我留下了一封信，也许我直到现在也不会知道。因为当时我们的公司一直都举步维艰，所以在公司里或者说在工作上，我一直都把修远以及洁岷、我的堂兄尹建国、我的同学王培宗等当作自己的亲人与朋友看待，当作同甘共苦的知心人，平时就很少顾及到他们的感受，或者很少关心到他们的个人生活锁事。结果后来让他误解为我给予成君忆、艾琳等人的高薪而没有给予他高薪，是对他工作能力的否定，追究他铺出的货而没有追究另外一个叫刘志超的员工发到杭州的货，是厚一个薄一个不把一碗水端平。也许是因为我2003年回到蔡甸后，由于更换了手机号码而与诗友们失去了联系，也许正是因为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我与修远之间后来好几年就相互没有音讯了。 直到2006年夏天，修远不知是通过什么渠道找到了我新的手机号码，便亲自让其弟弟驾车来到我蔡甸的联通形象店看我。他说他做了几年的花木园林生意，收入还不错。他不仅给我买了烟和酒，当看到我在做中国联通的手机与号卡代理后，便一下子购买了二部CDMA的手机。虽然该手机当时是存话费送手机，看起来是很划算，但如果只用手机不换号，就极不划算了。他当时虽然是连机代号都要了，但后来自己并没有使用那两个预存有话费的手机号，他当时仅仅只是为了照顾我的生意而已，这些我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自从与修远再度重逢后，我们就常常保持着联系，虽然有时候二、三年才见上一面，有时候一、二年才通上一次电话。但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他结婚的大喜日子，我竟然没有到场。虽然他当时没有通知我，但在婚期之前我还是间接地得到了信息。但不巧的却是他的结婚日是正月初八，却正是我的餐馆新年开张的第一天。当天不仅有一家预定了12桌的婚宴，而且还有二家单位预定了春酒。由于我当时所开的餐馆规模较大，自己家里又缺少帮手，就是在平时我若离开一天、半天，不是后厨出问题就是前厅出问题，所以自从开了餐馆之后，我成天哪里也不敢去了，我也只能为不能参加修远的婚礼而独自遗憾了。 直到2014年3月底，我终于把开了五年的餐馆盘出去了。闲下来的第一件事我便想去看看修远，这几年来诗友中最让我牵挂的应该算修远了，这不仅仅因为他年过四十才成家，更让我担心的就是他的生意。这年头生意已经越来越难做，而他平时又太讲义气，大手大脚惯了。一下子把生意拉得那么大，而且战线也拉得那么长，他就真的能够应付得过来吗？ 与修远通过电话之后，才知道他去了成都。直到4月24日，修远从成都回来后，便让司机开车来蔡甸把我接到了他的沙仑时代。他象招待尊贵的客人一样待我，让我确实感觉有点不自在，中午，他还是尊重了我的意见，不仅没有叫一些诗友过来陪我，而且选择了一家较为干净的小餐馆。我们两个人开了一瓶白酒，二瓶啤酒，酒过三旬之后，他终于吐出了成都之行不愉快的遭遇。原来他这次在成都，一帮诗友热情款待了他，他本来极为感动。但后来却不明不白地让一帮武汉过去诗友给打了，这让他确实几天都没有想明白。我只能劝他以后交友再谨慎一点，诗坛本来是一个大染缸，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不要对所有的人都太讲义气，见不惯的事情躲远一点，作恶之人自会遭到报应的，何必与这些人争个输贏呢？到了晚上，他又把洁岷和沉河约了过来，沉河因有应酬，吃了晚饭才过来，他们也分別劝了修远。次日，他又安排小车司机把我送回蔡甸，并让小车司机给我带了烟酒，我只好收下了，因为我知道，若拒绝，他肯定又会多一些想法。 因为修远对口的客户多数是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或物业公司，后来我听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降温，不仅生意越来越难做，而且应收货款越来越多，我却苦于为他帮不上忙，只能为他捏一把冷汗。同时，也因为他的生意从当初的门店转向公司化转型并逐步进入全国市场后，几乎耗尽了他毕生的精力，虽然时常怀有一颗诗心，但却连续四年都无法静下心来写一首诗。2019年下半年生意刚刚有了一些转机，他终于了一点闲情雅兴坐下来写了近四十首诗。谁知新冠病毒来袭，他所居住的小区及公司所在地都深陷疫区，不仅武汉总部直到四月都不能正常复工，而且外地的分公司也一直处于摊痪状态而无法恢复经营，他每天从电视上、报刊上、手机屏幕上看到的都是全国各地复工的好消息，而实际落到他的头上，别说武汉总部，就是外省如成都、湖洲等一些分公司的房东或者业主，都拒绝湖北人入内，使各分公司的员迟迟不能返岗复工。 转眼一年就要过半了，好多分公司的房租也即将到期，同时银行贷款也即将到期。而该发的货又发不了，该收的货款也收不回，房租仓储、员工工资、还贷也许对国家来说只是一粒尘埃，但哪一粒落到修远的头上都是一座泰山。当我发现他的微信自从疫灾发生就一直没有更新后，终于联系到了他，才知道了他上述的这些处境，他似乎很疲惫，就像那种牙齿掉了宁可吞进肚子里也不肯吐出来的状况，经我穷追猛问一个多小时才了解他上述的处境。也许他吐露给我的只是一些皮毛，实际情况要甚至会比这些更为严重，但面对他目前所处的困境，我帮不上一点忙，除了给予他几句空洞的安慰，就只能为他默默地祈祷了！ 2014年8月4日 初稿于王家湾 2020年4月3日 修改于两栖居 海上与我们的《新诗路》 1、结识海上，从《独立》开始： 认识海上，是从四川诗人发星所编的一本民刊《独立》开始的。1998年，我与洁岷等湖北诗友创办的一本民间诗刊《声样》，因在《诗歌报月刊》的民间诗刊大展中被排在头版头条，在诗歌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由此，我就不断地收到全国各地的一些诗友寄赠的诗歌报刊和诗歌集，当然，更多的是民间诗歌报刊和自印诗集。记得有一天忙里偷闲，便从那些诗歌报刊中找诗读，无意间发现了四川诗人发星主编的《独立》，虽然很单薄，而且是一本印刷粗糙的打印本，约二、三十个页码，并且只是一本海上的个人专辑。因为发星是我们《声样》中印象较深而且较有个性的作者，所以，对他编的刊物就有了一种爱屋及乌之感。当我从中读到“气候已经柔软 风被风吹散在/榕树上┅┅楼盘在朦朦之间拨地而起/我不可能把楚河边的葡萄忘却”这样的诗句时，一下子被诗人冷静、灵动而又深邃的语言所震惊。当时，我不仅一口气把这本海上专辑通读了一遍，同时还在电脑上抄录了五首。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忙于生计，仅仅在电脑上抄了五首诗就被琐事给耽误了，后来这个集子不知是被谁拿走了，竟然再也没有找到，一直到现在都是一种遗憾。 直到2009年初，虽然我一直都有复刊《声样》的萌动，但由于生存的压力一直都让我绥不过气来，所以这些年也只能偶尔在闲暇之时读读书或上上网。但我不解的是，不论从网络或报刊纸媒上，我仍然看不到有关诗人海上的任何消息，出于一时的好奇心理，我便把当时从《独立》中抄录的海上的五首诗，用题为《被遗忘的诗人：海上的短诗》发布在我的新浪博客上，当时仅仅只引起了少数几个诗友的关注。大约到了2010年的10月左右，我便收到了海上通过邮箱发给我的新作《时间：仿佛玄黄——关于时间元的思考》，以及毛少莹女士针对这首诗所作的访谈。当我一口气读完这些诗文之后，除了对诗人博大精深的思想与才智感到震惊外，我甚至感到有一个巨大的问号占住了我的整个大脑：一个能够写出如此宏篇巨著的诗人，竟然被诗坛所忽略或者遗忘，这难道只是因为这么多年来我对诗坛生疏了，孤陋寡闻了吗？ 但一直背负着生存压力的我，也只能把这个巨大的问号储存在脑海里，把这几首诗储藏自己的电脑里。直到2016年4月我在微信平台开通了《新诗路》公众号后，感谢广东诗友浪子给我提供了海上的微信名片，让我终于与这位心仪已久的诗人联系上了，同时他也通过微信发来了更多力作。在征得他本人同意之后，我便在《新诗路》为他专门建立了一个个人档案，并陆续展示了他的一些重要作品，希望能够引起诗界的重视。 2、认识海上，从地铁站开始： 与海上初次见面，是在2016年5月10日，那是当我在微信平台开通了《新诗路》公众号微刊，并陆续推出了海上的一些重要作品之后，他在途经福州时，专程飞到了武汉。当天，我同时邀请了武汉的诗友刘洁岷、李建春作陪，那一次，我们不仅商定了《新诗路》微刊及纸刊的走向与定位，海上还当场亲笔为《新诗路》题写了刊名。最让人敬佩的是在次日去武昌的途中，他总是箭步如飞，把我远远地甩在身后，完全看不出他竟然会比我大八岁的年龄。而最令人难忘的是在乘坐地铁的时候，他总是能够在我之前找到换乘的入口或者出站的出口，几乎无法让人们看出，他只是一个初来武汉的外地人。 3、了解海上，从喝酒开始： 我一直都以为海上不是一个酒量很大的人，同时也是一个珍重生命的人。这主要是因为在初次见面时他就对我说过，他人生最大的信念就是活着。他说他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完，他必须努力坚持自己活到九十岁，否则，时间就不够用，不论是诗写还是岩画，都将半途而废。为此，他还对我讲了一些他与死神搏斗的故事。他说有一次在广州突发疾病休克了，但当他苏醒后第一时间就要求朋友开车直接把他送往长沙医院救治。因为他说长沙有一个熟医生可以治疗他的病，自己当时的病情经受不了火车上的长途颠簸，同时一旦病情恶化，火车上也缺少专业的医护人员与医疗设备。那一次，他虽然昏迷了三天三夜，最后还是战胜了死神。正因为海上有过这些与疾病搏斗的经历，所以，不论是在王家湾，还是在东湖、阅马场、黄鹤楼，每次与他吃饭的时候，我从来都不忍心劝他多喝酒。同时，他也不是一个好酒的人，每次若没有特别的客人敬酒，他从来都会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会让自己喝过量的酒。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喝三两左右，最多也不超过半斤。 2017年9月9日，海上为了带宋醉发给我拍《中国诗歌的脸》，又在途经成都时第二次专程飞到武汉。这次由于我已经从武汉城区的汉阳王家湾搬回到了武汉远城区蔡甸，因与武汉原来那些写诗的老朋友相隔太远，只好请来了区文联及区作协的几个朋友作陪。这次也许是因为在我自己的小店，吃由我亲手做的菜；也许是因为作陪的是我在新环境里结交的新朋友，他是为了尽量多给我面子才放开了大师的架子，对所有新朋友的敬酒都是来者不拒。最后我的那些陪酒的新朋友趴下了三个，他喝得也有点过量，但他还是给每一位作陪的朋友当场留下了墨宝。直到晚上又有中午没有赶到的朋友加入，包括湖南赶过来的邓如如、小七等，海上仍然坚持宁可自己喝醉，也不让朋友扫兴，对每一位敬酒的朋友都是来者不拒。 记得2017年平安夜，我在深圳参加了宋醉发《中国诗歌的脸》的新书发布会后，他知道我第一次来深圳，非要让我多玩两天，与他单独喝一次酒。由于我当时买不到第二天返程的车票或机票，就接受了他的盛情挽留。当我从宝安到深圳北站取完车票，再赶到深圳湾时，已经到了晚上七点多钟，深圳湾海岸的风景也只剩下一些明明暗暗的灯火了，他只好带我找地方喝酒。但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深圳湾周围大大小小那么多餐饮店，我们竟然找寻了一个半小时，也没有找到可以容纳我们两个外地男人喝酒的一席位子。因为那天是平安夜，深圳湾周围几乎所有的餐饮店都爆满，而且都是年轻人的天下。没有办法，他只好带我坐地铁去车公庙，最后终于在一家东北饭店找到了一席座位。因为找饭店花费的时间太长了，他怕耽误我们各自坐地铁回宾馆的末班车，所以这次虽然叫了四菜一汤，却只叫了两瓶小二锅头，自己只倒了半瓶约一两多酒，其余的留给了我。在喝酒期间，他一直都在埋怨我：说我昨天不该跟我的湖北老乡跑到宝安去住；说我今天不该在深圳北站附近的宾馆订住房；说他给我在红树湾附近已经订好了房间，而我却坚持要回深圳北站那里的宾馆┅┅ 从与海上的结识到认识，直到最后的了解，我深深地感受到他不仅朝气勃勃，头脑清晰，思维敏捷，同时更难能可贵的是对朋友大度、大气、豪爽、真诚，而且从来都不失大师风范。 4、海上的岩画与诗的融合，以及与《新诗路》的关联： 对于书画，特别是岩画，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门外汉，所以从来都不敢对字画以及书画加评论。虽然，2001年我曾到过宋庄，并写过一首《九月三十日，访画家王琰》的诗，在这首诗中写过“那些冰冷的色调，简单/的艺朮，复杂的思想……”，但这也只能属于诗性的感知。记得我们《新诗路》即将完成稿件的初选，并陆续以公众号的形式推送与展示后，正在筹备《新诗路-诗人年鉴》纸刊创刊时，海上发过来他的几幅岩画，也没有说明什么意图，但我看着看着，总有一股力量在吸引着我，但又有那么一种看不清楚也说不明白的感觉。于是，我便从手机下载到电脑上再仔仔细细反反复复品读，虽然总是感觉到这些岩画与他的诗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不仅蕴含着史前文化的踪影，同时又显现出诗人对生命的认知或找寻。但这只局限于我对海上这几幅岩画品读的感觉，若真要解开其中的奥秘，恐怕也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了。 通过对海上岩画的品读与发现，所以我们从《新诗路-诗人年鉴》创刊号开始，不仅封底与内页插图选用了海上的岩画，同时，在封面设计上，我们又以海上为《新诗路》刊名的题字为底纹，若隐若现把地点缀在封面、封底及扉页上。不仅如此，后来《新诗路》民间诗库系列包含《年度诗人300家》，我们仍然有意无意间延用着他的岩画与题字，由此可希望读者能够从他的岩画中解读他的诗，解读我们《新诗路》，同时也希望读者能够从《新诗路》以及海上的诗中窥探到他岩画的踪迹。 后来，通过品读了海上更多的岩画，包括在深圳，特别是在广州有幸观赏到海上c岩画作品，以及对海上更多的接触与了解，我才在广州的海上岩画展的发言稿中归纳了以下几点: 1)、海上往往是在岩画中找寻汉字的根脉： 海上找寻汉字的根脉是从他早年的知青时代开始的。那时候，他几乎没有书可读，一本破旧的字典，竟成为他唯一可读的书。也就是从那个时代起，他开始了对汉字的寻根，正因为如此，哪怕是一个简单的“人”或者“手”，他都会盯着看半天，瞑思苦想，脑海里不断思考的都是这个字为什么这么写的问题。 直到后来有机会接触了岩画，以前那些瞑思苦想都没有得到答案的问题，终于逐渐被破解，但他并不为之满足，这才有了“哪里有岩画，哪里就有海上”，“摔断筋骨，只为零距离接近岩画”的佳话。 2)、海上通过对岩画的解读，破解了史前文化乃至宇宙万象的密码： 海上每发现一幅岩画，第一时间是拍摄，若实在拍不清晰，就现场临摹，然后，再才加以解读。不论是狩猎、祭祀还是战争，他都会反复思索，有时甚至苦苦思索，直到从中挖掘出汉字的根脉，或者破解出史前文化乃至宇宙万象的奥秘。 3)、海上通过对岩画的创新与重组，把诗与岩画加以有机的融合： 读海上的诗，特别是近十年来的作品，无论是《时间：仿佛玄黄》，还是《孕事》，无论是散文诗《槲》，还是《时间形而上》，你首先必须对史前史乃至宇宙万象有所了解。否则你只会感到他的诗“苍茫大气、语言出神灵性、气势磅博”，但你却无法解读出他诗歌的精髓。 我个人一直认为，海上的岩画是诗的载体，而诗又是他对岩画的解构或者延续。是他的岩画与诗，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宇宙万象以及史前文化乃至人类发展与进步的历程。 2018年8月12日 于广州 初稿 2020年4月10是 修改于长寿里 哑君：60后，曾参与民刊《声样》创办，现民刊《新诗路-诗人年鉴》主编，现居湖北。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