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本《温疫论》注译在中华书局出版

全本《温疫论》注译在中华书局出版

原创 唐略 传统中医唐略 今天

【一】

明朝崇祯年间，瘟疫连年，尤其是辛巳（1641年），大疫几乎遍及全国，南北直隶、山东、浙江等处尤其严重。次年，吴又可在总结诸多临床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写成《温疫论》一书。

吴又可（约1592-1672 ），名有性，字又可，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居太湖洞庭山，明末清初医家，《清史稿》有其简略传记，并称“古无瘟疫专书，自有性书出，始有发明”，其传世著作就是《温疫论》。

《温疫论》，许多版本作《瘟疫论》，书中亦有多处作“瘟疫”。但在吴又可看来，“温”和“瘟”只不过是同一个字的不同写法，“不可因易其文，以温、瘟为两病。”否则，必将“枝节愈繁，而正意愈乱，学人未免有多歧之惑矣。”（见《瘟疫论·正名》）所以，我们不必拘泥于到底是“温疫”还是“瘟疫”，本书用“温疫”，主要是依从更早的版本。我们点校《温疫论》，使用的底本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参校本为曹炳章主编《中国医学大成》本和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张志斌整理本。这三个版本都是较为权威和成熟的，虽然前两个版本书名都作《瘟疫论》，但更早的版本，如康熙年间新聚堂本、金陵长庆堂本，都作“温疫”。“温疫”一词作为书名在当今学界的认可度也更高，在我们所写的题解、注释和译文中，泛论疫证之处我们用“瘟疫”，以符合白话文的语言习惯，但在有所特指之处仍用“温疫”。

 

【二】

关于瘟疫，吴又可之前的医家，虽有零散论述，但并没有形成专书；对瘟疫的病因、病机和治疗方法，也没有系统的论述。因为古代交通不便，人员流动性小，虽然各种疫情频发，但不易造成大规模流行。在不同时期，各地医生参与瘟疫的救治，依然是以不变应万变，按基本理论和方法，辨证论治，也有效果，其经验未必能完整地记录下来。再加上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瘟疫病状各不相同，人们也不容易总结其共性。

吴又可时代，瘟疫不但多，而且波及面广、持续的时间长，这样一来，对于当时的医者，就是一番大考。无数医生在这一次次瘟疫中捉襟见肘，无计可施。当时，大家都认为，瘟疫是外感的邪气。既然是邪气，那就不离风、寒、暑、湿、燥、火这“六淫”的范围；既然是外感，治疗方法必在《伤寒论》中。这看上去循规蹈矩，但实际上却收效甚微。

当时的中医，有很多困惑，比如：

瘟疫到底是个什么病呢？是风？是寒？是湿？如果说它是时令病，怎么一年四季都有呢？病人恶寒、发热、头项强痛，像是太阳证，用桂枝汤、麻黄汤，怎么都没效果呢？病人口苦、咽干、目眩，甚至胁痛，符合少阳证的特征，用小柴胡汤加减，怎么没效呢？既有表证，又有里证，现在遵守《伤寒论》中有表先解表的原则，为什么病还加重了呢？危重病人，明明是脉微欲绝，手足厥冷，用参附汤回阳救逆，怎么用了就死呢？病人都吐蛔了，《伤寒论》中明言可以用乌梅丸，怎么无效呢？明明病人已经出了汗或泻下了，病势都好转了，怎么又忽然复发了呢？下一步要怎么办呢？

这些困惑，都被吴又可解开了：

瘟疫这个病不是风，不是寒，不是湿，而是天地之间别有的一种疠气，它跟天地人三者都有关系。为什么见三阳经证，用三阳经的方药无效？是因为邪气并不在三阳经，它的根源在膜原，只是浮越到了三阳经而产生相应的症状而已。为什么既有表证又有里证，先解表无效？是因为邪在里。“有表先解表”的本义，其实是“有邪先去邪”，哪怕有表证，也要先用下法。危重病人脉微欲绝，手足厥冷，不是虚脱，是内闭外脱，还是要开闭的，用参附汤只是助热助邪，使人速死而已。汗下后病好转，再次复发，是余邪未尽，还可以再汗再下的，方向对了，就不要犹豫。

因此，不明病源病势，不知邪之所在，仅仅是浮光掠影地看到一些表象，然后照搬《伤寒论》的条文，去套方子，是没有用的。这也是当时医学界的通弊。

 

【三】

吴又可《瘟疫论》中的观点，在当时的医学界是惊世骇俗的。只是，这本书还没来得及发行开来，大明王朝就在战火和温疫疠气中覆灭了。到了清朝，《瘟疫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出现了大量的版本，也影响了一大批医家，他们重新审视《伤寒论》，主张活学活用，也重新认识时令病，出现了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雷少逸、柳宝诒、何廉臣等一大批优秀的医家，他们在后世被称为“温病派”，其特点是：不拘经论，但善用仲景方，也善于灵活运用仲景方之外的各种方剂，其用药轻灵，疗效迅速，因为他们从不以方套病，而是深究病情病因，用方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制宜。而且，他们遇到的病，无论外感内伤，诸邪化火的情况较多，因此，在治疗上不必拘于六经传变，务必保其津液，通透气机，因势利导，给邪气以出路。可以说，这些品格和思路，都是吴又可的《瘟疫论》开的先河。于是，《瘟疫论》对后世的影响，已经远远不止于治疗瘟疫，它成了后世学医之人必读的一部经典。

在温病派诸多名家的著作中，《瘟疫论》经常是不得不被提及的一部书，当然，随着后人认识的深入，他们往往对《瘟疫论》也颇有微词。

比如，柳宝诒在《温热逢源》一书中有《辨正吴又可瘟疫论各条》，其中说：“吴氏所论瘟疫中后治法，大概与伏温相合，故后来张石顽、蒋问斋等治温热病，每每引用。惟方药粗悍，宜于藜藿壮实之体，而不宜与膏粱虚弱之人耳。”其间有两重意思，第一是《瘟疫论》影响之深远，不仅在治疗瘟疫，而且其思想可以用于治疗各类温热病，对张石顽、蒋问斋著名医家都有很大的影响。张石顽是清初四大家之一，其思想直接影响了叶天士；蒋问斋的《医略十三篇》和《问斋医案》也是温病学的重要著作。第二，说吴又可方药粗悍，也不冤枉，细读《瘟疫论》，我们也会发现，其使用方药的确比较单调，不是很精。哪怕是有浮游余热，都用白虎汤，而后人有辛凉解表等方法更为稳妥。养胃生津，后人则用芦根之类。这也正体现了其后温病诸家在用药方面的探索和锤炼。

再比如，吴又可是“温”“瘟”不分的，其实在他之前，很多医家就把两者分得很清楚，吴又可又将二者混为一谈，其实是为了发现它们的关联，这种做法到王孟英手里做到极致。到了清末雷少逸那里，此举又备受诟病：“温热本四时之常气，瘟疫乃天地之厉气，岂可同年而语哉？”但他对于吴又可治疗瘟疫的方法，是认可的，他说：“咸丰八载至同治纪元，吾衢大兵之后，继以凶年，沿门合境，尽患瘟疫。其时丰父子诊治用方，皆宗又可之法也。”概念的分分合合，其实都是为了加强对事物本身的认识。

在现在的我们看来，《瘟疫论》肯定是有局限的，毕竟吴又可跟我们不一样，他没有读过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没有读过王孟英的《温热经纬》，更没有读过雷少逸的《时病论》和何廉臣的《全国名医验案类编》、《重订通俗伤寒论》，我们不能以后人的标准去要求前人。因此，读《瘟疫论》，我们要着眼于其开拓性，不用计较其局限性。这是阅读本书的基本方法之一。

 

【四】

此外，学习这样一部开先河式的经典著作，还应有原典意识，即重视著作原文的阅读和理解。这一点看似简单，但当今学者在读古人书时，却往往做不到。他们往往高高地站在局外，对古人进行评价，或探究书中言辞的出处，或梳理后人对此书的研究和评论，总之就是不好好读原著，对于书中说什么，根本没往心里去。所以，到了运用该书的时候，就只能是寻章摘句，不得其精神实质。如果以这种姿态读医书，那对于临床是毫无帮助，甚至有害的。正是有鉴于此，我们在对《瘟疫论》进行译注时，只求疏通文意，使读者能够顺利阅读原著，尽量不节外生枝，旁征博引，以免搅扰读者的思维。

所以，读本书，要以读原文为主，而且不止读一遍，读一遍肯定是读不懂的，而读多遍，必然是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收获。

原文之外，是我们做的题解、注释和译文。注释和译文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读懂原文，因此，根据需要选读即可。

和大多数中医古籍一样，《瘟疫论》是用浅易的文言文写出，并无佶屈聱牙之处，因此，在注释上，我们仅对其中较为生僻的字词做出解释，以辅助阅读，不逐句做文献或义理方面的探源和延伸。

在译文方面，我们在花的时间和心思最多，但仍感词不达意。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丢失了原有的思维方式。翻译中医经典，与翻译一篇小说不一样，倒更像翻译一首诗。比如“脉静身凉”，朗朗上口，可以挂在嘴边，作为热病痊愈的标准，如果翻译成“脉象变得平和，体温恢复正常”，反而不易记忆，外行人仍然似懂非懂，内行人反倒不能迅速抓住要领。文言文以其简要的文辞和强大的表现力，不仅使人印象深刻，还把更多的空间留给了读者的理解和感悟。白话文则要求表达明确，把很多空灵的地方都填实了。因此译文是不完美的，仅供参考。

每篇开头的“题解”，则是帮读者更深入地理解原文，或指明思考的方向，这倒是很值得一读的。其中的很多读书之法，是过去教我读古书的老师们传授的，也是紧扣临床实践的，非常有用。不知道这些方法，则不能得原著之真正旨趣。须知，读古人书，最重要的是在精神上与古人续接，而非拘泥文辞，死于句下。

在《瘟疫论》的诸多版本中，多有后人批注或内容补充，既非作者原文，所以本书一概不录。尤其是后人的一些补充内容，虽然增加了很多病名、方剂，看似完备，其实已经流于形而下了，并不利于读者参透原著的精神要领。

庚子大疫期间，接中华书局责任编辑宋凤娣女士紧急约稿，我们用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心无旁骛地对《瘟疫论》进行了仔细的点校、注释和译解。虽然这本书我们很早就读过，但经过这一番细致的工作，字斟句酌，我们对本书的理解又进了一步。希望这本书的出版，会促使更多的有识之士阅读《瘟疫论》，乃至阅读和理解更多的中国医学古籍。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错谬之处难免，还望读者朋友不吝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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