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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有一句话是“搬过七次家，才叫深圳人”，一直租房、不定时搬家，似乎成了大多数异乡客的宿命。 带着大大小小的行李迁徙，并非易事， “搬家工”这个职业应运而生。 几十年来，搬家师傅们见证了深圳的变化，也短暂参与了深漂的各色人生。 每天早上六点多，大新村门口都会聚集着近百名等活儿的搬家工人。 他们大部分是湖北老乡，有的三五个站着一起，用方言扯着闲天儿，有着端着一碗纸盒盛着的热干面“过个早”，有的靠在栏杆上，不紧不慢地抽着烟，脸上还带着几分困意。 这样的场景，在深圳还有很多。岗厦、黄贝岭、大新，汇集着来自湖北黄冈的搬家工队伍。其他城中村门口，也有来自湖南、四川、江西等地方讨生活的搬家工们。 老乡带老乡，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各自负责一片区域，是深圳搬家工们约定俗成的规则。同乡之间不止是为了报团取暖，更是因为信任。几个人搭伙给客户搬家，万一出现了不守规矩的人，顺了人家的东西，在老乡之间打听个人，要比找个外乡人容易的多。 大新村早晨，等待的搬家工人
运气好的搬家师傅，头天就能在平台上接到订单；在网上接不到单的，只能一大早在路边找个地方坐下，开始期待电话响起的那一刻。 小赵师傅就属于“运气好”的那类。他今年刚满四十，在搬家工行列中算年轻的，负责开货车。和他一起的，还有四个平均年龄近六十岁的“老师傅”，负责搬运。7点10分，他们匆匆买了几个包子，一边吃，一边上车，出发了。客户刘先生租住在宝安沙井的一栋老式楼梯房里，儿子准备读初中了，为了小孩读书更方便，夫妻俩决定搬到南山。狭小的客厅，堆积着装满了书、衣物、家庭用品等的大大小小二十多个箱子，还有空调、冰箱、洗衣机、柜子等家电。孩子的床拆了，一把吉他堆在桌子上，积了一层灰。清点完这些东西，小赵遇到了常见的难题——数量跟平台上显示的不一样，多了。 “价格上经常有争议。有的客户打电话说东西很少，去了脚都下不下去，一个师傅就要搬十来趟，我们都是凭劳动赚钱，不愿意。想加价，客户也不接受，说我们坐地起价，套路深，有的还闹到警察局去。” 刘先生也倒起了苦水，他反反复复聊到一个词“要不是”。 “要不是我买不起学位房，小孩上不了公立学校，现在哪用多花钱，让他上国际学校？” “要不是为了上学方便，我们也不会这么折腾，还搬到南山去。同样是两房一厅，那边客厅还没这里一半大，城中村的房子又脏又旧，这里1100一个月，那边3300，价格翻了三倍，是我老婆工资的三分之二了。” “在这里租了四年，房租年年都涨。要不是为了小孩能继续在深圳读书，我们可能就回湖南老家了。大城市也呆够了。” 最终，双方敲定的价格是1000块。比人还高的冰箱、三个装满了书的大箱子，老师傅拿粗布袋子一绑，一股劲，就扛上了肩，再一步一步，往前挪移。重压之下，上身压得几乎与地面平行了。 “好好读书，以后就不用干体力活。”小赵在一旁，对刘先生的儿子说。 搬家路上，刘先生和老婆分坐了两台车。坐在车上，这个中年男人像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一会聊起孩子的教育，“深圳还是好，回去一趟，明显感觉到我儿子跟老家的小孩有区别。”过一会又聊起他的婚姻，“当初要是娶了我的初恋女友就好了，人家当时还在医学院读书，现在都当医生了，县城的日子多舒服。”两个师傅坐在车后，没有搭话。 到了南山丁头村，已是正午，阳光火辣。师傅们没休息，继续将重物从车上卸下，搬往刘先生的新家。林林总总的行李，再次将客厅堆满。早就买好的盒饭已经凉了，滚烫的是刚刚到手的一沓钱——几个师傅轮流将钱点了一遍。小赵嘟囔了一句“拿命挣的”。 小赵其实不太喜欢接城中村的单子。“门口太窄了，有时候都进不去，好说歹说还要给保安塞好处费。客户再讨价还价一下，赚不到什么钱。万一停车罚款贴个条，一天的钱都没了。”其他的师傅，则羡慕他“会开车，看的懂手机”，可以在几个平台上接单，多了条路。 临近八月，深圳又将赶上一波“孟母三迁”潮。“因为小孩上学搬家的，太多了。大城市的孩子，条件这么好，上学也难。”小赵说。 肩膀上的深漂记忆 下午三点的大新村口，不似早上这般热闹。无活可做的搬家师傅们，坐在树荫下，聊聊天，看看手机。 乐师傅今年47岁，来深圳二十多年了。问他有没有去过深圳的哪些景区，他摇摇头。问起深圳关内关外，都有什么小区，他却了如指掌。 “做我们这行的，见过各种各样的家、各种各样的人。搬家的路上，就当作玩了。” 因为搬家，乐师傅见过这座城市光鲜的一面。“前阵子，去了蛇口的双玺花园，地下两层，上面五层，都是他们家。有钱人喜欢买高档家具，一个非常小的桌子，我觉得最多100块钱吧，竟然要五位数，连木地板都要定制。沙发四米长，进不了电梯，就吊上去。他们给钱也爽快，帮他们干活，一起付了一万九，没讲价。” 他也经常帮人搬公司。往年，公司搬地方，很多都是“往大了搬，往好地方搬”，今年情况特殊，一些老板的要求，变成了“搬空”。“四月我们在南山，搬了一些开不下去的教育机构。课桌积灰了，他们就便宜处理掉，值钱的东西，像电脑啊，就搬走。今年日子都不好过，也没有办法。”更多普通人，搬进了城中村和公寓。有的房间“朝向不好，见不到阳光”，有的是由两房一厅改成两间逼仄的单间，把床和柜子摆进去，就基本不剩下什么活动的空间。“这样的房子，租金也不便宜，还要收管理费，听他们说，水费要8块钱一吨，电费1.5一度，太贵了。” 上个月，乐师傅帮一个年轻女孩从公司宿舍搬到一间小公寓。东西不多，但她不愿麻烦同事帮忙，朋友住的也很远，就找到了搬家公司。梅雨季，女孩的衣服没晾干就收进塑料袋，沉甸甸的，拎在手上。又赶上一直下雨，到新住处的时候，全身都淋湿了，疲倦又狼狈。“一个人住自由，但也有些孤独吧。” 有次，他遇上了一对正在闹分家的夫妇。“一直在吵架，说这个我要搬走，那个不能给你。急了还叫我们师傅看到有想拿的就拿走，看着心烦。”来回几十趟，一个完整的家，空了。搬家，也是一个和物什博弈的大工程。很多人白天忙于工作，光收拾就要花好几个晚上。决定旧物的去留，成了难题。 一些东西，成了被舍弃的对象。如过时的衣物、过期的食物调料，占地方的电饭煲、烧水壶、床垫…… “如果这些东西搬过去的那边有的买，他们又刚好想换，就会扔掉或卖掉，有的也会送给我们用。我上次碰到一个年轻小伙子，准备扔掉一张还很新的双人床，具体什么原因，我也没问。”乐师傅曾在蛇口，遇到一对正在办离婚的夫妇。夫妻名下各有工厂，中间还有业务往来。“家里的东西，我们都不要了。师傅你看中了什么东西，想拿你就拿走。其他你就帮忙丢掉。”惊诧之余，乐师傅想，这可能是感情比较“新”的结束方式“和平分手，缘分尽了放手嘛。” 还有些旧物，使用价值已经弱化，但他们还是不愿意扔。“给一个女孩搬家，她带了一台很旧的老式笔记本电脑，说是八年前买的，落后了，现在不怎么用了。我劝她拿去收旧货那卖掉，她说这台电脑从上大学，一直陪她毕业来深圳工作，扔了卖了都舍不得。” 清点好行李，他们就出发了。在旧住处积攒下的所有生活细节，被打包进大大小小的箱子，装进车里，塞地满满当当。 这是他们的全部家当，也是他们在深圳，或重或轻的回忆。 搬了20年家
明天自己会搬到哪呢？ 不断搬迁的人们，像流动的水母，在深圳的的上空悬浮着、寻找着，始终没有一个能真正安定下来的“家”。 搬离老地方，有人即将奔赴下一块落脚地。有人寻觅无果，决定离开，换一个城市，开始新的人生。 乐师傅曾遇上四个刚研究生毕业的小姑娘。她们是室友，从西丽大学城宿舍搬到福田的公司附近。中午刚卸下行李，他就被邀请去吃一顿姑娘们的“散伙饭”——其中三个继续留在深圳，另外一个决定回老家工作，吃过饭，就要去罗湖火车站了。“她们看上去挺难过的，毕竟下次见面也说不准是什么时候。” 他搬家去过最远的地方，是上海。客户跟他差不多大，都过了50岁，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几位师傅，把打包严密的黄木家私、贵重物品，小心翼翼地抬上车。一路上，客户都在向他们讲述自己在深圳的奋斗经历。“他说拼过了，老了，就把深圳的房子卖了，带爸妈回上海老家养老。” 他的老家在湖北浠水的农村。1996年，听说有老乡在深圳做搬家工，能挣钱，他就来了。“在老家也不好，以前粮食税高，光种田的话，日子很苦。” 刚来深圳的时候，他和几个老乡在宝安合租,农民房，房租300块钱一个月。为了揽生意，他们在楼道里贴小广告、用bb机联系客户、在报纸上做广告……搬家、搬厂、修下水道，只要能挣到钱，他都去。 二十多年过去，房租从300涨成了2500，印象中最初住过的楼房不在了，被小区和商业楼取代。 话罢，他指了指身后的大新村， “我们帮别人搬家，自己也搬家。听说这里也要拆掉改造。拆了的话，我们不知道又要搬到哪里去。” 集中住在大新村，组搬家车队、找老乡合租都很方便。相比于一条马路之隔的小区房，在城中村，找个老乡一起买架二手上下床，再租进不带家具的一房一厅，便宜的多。“谁都想住的宽裕一点，但换到对面去，房租要五六千啊。” 安定是什么？机遇、年轻、创造，这些深圳的城市标签，都与乐师傅无关。在他眼里，在深圳的安定，是可以踏踏实实干活和“挣点钱”。 “深圳适合高端的人、有头脑的人，机会多。我们这些干苦力的粗人，没读过什么书，能挣点钱给小孩读书、家里老人有口饭吃，就行了。” 乐师傅有两个儿子，小的还在上三年级，大的今年专科毕业，在武汉找到了工作，再过几年，也要娶妻生子了。学费、房价，都是压在他肩上的担子。 今年，遇上了最特殊的春节。乐师傅在老家和家人一起待了几个月，县城解封后 ，又赶紧回到了深圳。“有好多人联系我们，说本来早就要搬家，因为疫情积压了几个月。订单很多。”生意最好的时候，他甚至连熬了几个通宵，最多的一天，能搬4个家。 “也不知道还能再干多久。只能说在这里能尽多大力就尽多大力，多挣点钱寄回去，日子有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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