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形势发生了根木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民族矛盾转为阶级矛盾，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顺应历史潮流，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富强、民主的新中国。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则顽固地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置全国人民的和平意愿于不顾，妄图实现其独裁的阴谋。内战的乌云在初见和平的中国天空上徘徊。为了争取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同国民党统治集团展开了复杂而激烈的斗争，中国由此进入解放战争时期。
在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战争中，康平的政治、军事形势处在种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状态，这时候，康平开始建立党的民主政权。康平地处辽北，深受日本帝国主义压迫，贫穷、落后，康平人民富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传统，中国共产党在康平的成立，使康平的革命局面焕然一新，开创了康平历史上的新纪元。从此，康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为辽北乃至全国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至1945年八▪一五光复，日本人一手策划的伪满洲国对东北人民进行了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这14年中，日本侵略者控制着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政治、经济大权。规定县级机构是日本统治的最基本的地方政权，县参事官(后称副县长)由日本人担任，并陆续安设日本人警务、经理、产业等指导官，全面掌握地方的政治、经济命脉。
日本人在政治上实行残暴的法西斯统治。
八・一五光复前，康平县隶属于伪奉天省，另有一小部分划归伪兴安省。
全县行政在伪康平县公署的领导下统一行使，县长由中国人担任，日本人任副县长，县行政在日本副县长操纵下执行。县公署下设的各科、股都设日本副职，实则掌权，而重要科股如庶务科、地方科、开拓科、警务股等，则由日本人直接任正职。这样的县公署自然成为日本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
警察机构是伪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治者镇压人民的工具。康平县公署下设警务科，辖东南西北4个派出所，全县直属警察署4个，以下有15个警察分驻所分布全县。科长、署长等由日本特训出的汉奸担任，日本人任指导官指挥一切。全县警务人员200多名，这些日寇豢养的汉奸、走狗，为效忠主子、满足个人私欲，抓劳工、逼出荷，抓经济犯、政治犯、思想犯，权势渗透到各个领域，人民对他们恨之入骨。
伪满时中央成立协和会，触角伸到东北各地，先后建立各级地方组织。康平的协和会是与县公署平级的特务机构，各街村设立分会，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为更好地通过各级伪组织来完成统治使命而设立的。协和会及分会均由日本人主持，它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宣德达情”，这也是他们高唱的活动宗旨。“宣德”就是忠实地宣传日本统治中国人民的假道德，“达情”实质上就是时时刻刻监视中国人民的言行，可见其本质是侦察民心、民情的特务组织，是为了更好地统治镇压康平人民，对康平人民的思想和精神进行奴化。当时民谣称“关东军、宪兵队、警察署、协和会”为伪满“四大硬”。
光复前，县以下实行保甲制度，机构是街村和甲屯，全县13个街133个甲屯，全部实行保甲制度，规定五家连保、十家连坐，彼此互相监督，如有反满言行立即举报，否则连保、连坐的人家也要被牵连治罪。这是一项罪孽深重的制度，妄图使康平人民永远成为大和民族的顺民。
这些从上至下的一系列非常严密的伪组织犹如一张黑暗之网笼罩着苦难的康平人民。
日本在康平推行屠杀与怀柔，即镇压与欺骗相结合的政策。
采取残忍的“治安强化运动”，和汉奸勾结，通过各级组织机构，到处搜寻“反满抗日分子”，凡涉及不利于日伪统治的言行，即将当事人列入黑名单暗地监视。爱国志士被杀者时有所闻，有民族气节的爱国人士常被加以“有反满抗日嫌疑”的罪名被送到法库县北韩家窝堡矫正院去服牛马似的劳役，终日受暴刑，惨死者不计其数，无辜百姓被加以莫须有的罪名而被害者也不在少数。当时在群众中流传着几句民谚:穿衣吃饭经济犯，大声说话国事犯，三五成群政治犯，夜晚点灯思想犯。与此同时强行征兵，强制参加“勤劳俸仕”劳动，征集劳工，强抓劳工，实行清乡并屯的“集团部落”政策，康平人民苦难深重。
与此同时推行怀柔政策，组织宣传队高唱“王道乐土”、“日满亲善”、“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等高调;组织全县人民参拜神社，感激天皇的“保佑”，强制人民天天唱歌颂天皇盛德的伪满国歌；人人遵守《国民训》，中心内容是效忠天皇，推行奴化教育，设立奴化团体，发行奴化报刊；美化日本“武士道精神”和“大和魂”。目的是妄图以此来毒害和腐蚀康平人民，磨灭他们的抗日信念和反抗意志，安心做亡国奴。
日本帝国主义对康平实行狂的经济掠夺。
垄断金融，有三条途径:一是强占金融机构，获大量财富。二是设立满洲中央银行，在康平设立分行，通过大量资本输入，以贷款、贸易等手段牟取暴利，侵吞财源。三是进行货币改革，利用伪满中央银行统一东北货币，以很大折扣兑换各种钱币，从广大人民手中掠取了大量钱财。如兴农合作社康平分社及哈拉沁屯支社，各街村办事处，各甲屯兴农会均由日本人操纵一切财权。兴农合作社对康平人民特别是农民贷款进行高息掠夺，同时实行强制储蓄，如扣留伪满职员工资储蓄，截留出荷粮款储蓄等等。
出荷是日本侵略者为了战争需要而采取的切断农民生活命脉的措施。光复前，实行的是村落集团出荷制度，以伪村、屯长为代表与本人订立收购约，秋收后，督促送出荷粮。伪政府还在哈拉沁屯、齐家屯、三台子、方家屯、小城子等交通要道设立农产物检査收购所，一经发现农民私下交易，就地拍卖。由于出荷粮数量规定的残酷，造成许多人家纳完粮后，口粮所剩无几，只得以糠菜糊口，所谓“糠菜半年粮”。
日本帝国主义对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实行统制配给政策。政策规定对粮谷、布匹、棉花、食盐等一切生活必需品，采取配给制，不许自由买卖。配制品也由兴农合作社掌握，配给数量极少，甚至规定“吃细粮”犯法，对战略物资棉花控制更紧，人们几乎见不到棉线布，到最后甚至连学生用的文具纸张，学生制服也实行配给，数量远远不足。
苛捐杂税沉重。仅县级税就有很多种:国家税附加税、地捐、房捐、杂捐(如车、船、渔、屠宰捐等)、村级保甲税等等，其他巧立名目的各级各类税更是不胜枚举。在苛捐杂税的煎逼下，人民饥寒交迫，有的家破人散，走死逃亡。
掠夺土地，大批农民破产。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实现其永远占领中国的迷梦，在中国土地上圈划出入殖日本移民的区域，称开拓地。区域内中国人把土地、房屋让渡给日本人，家产净绝，身无立锥之地。开拓地俨然独立王国，只升日本国旗，严禁附近中国居民入内。失去土地的农民，没有出路，饱受流离失所之苦。
垄断市场和物价，摧残康平民族工商业。随着日货的大量输人，城内商业活动逐渐被日本人垄断和操纵。日本人成立“物资整备委员会”，与兴农合作社等组织一起垄断市场和价格。康平民族工商业遭到严重打击，大批工商户纷纷倒闭和破产，相反日本人的各种会社、公司，不费力便获得大量利润。
伪满政府把商品价压得很低，使商业部门因成本高而连年亏损，逐渐衰退甚至倒闭。而商品销售部门由于受价格控制，购入商品价高，售出价低，营业日渐萧条，纷纷破产。
光复前，康平的政治形势是极端黑暗的，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的是惨无人道的法西斯统治，为了支持长年战争，对康平的经济掠夺更是残酷，广大康平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灾难深重，长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为了谋求生存，有些人不得不背井离乡。饱经苦难的康平人民渴望一个真正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的到来，为康平人民带来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一个党。因而光复前康平的政治、经济形势注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康平将迅速发展强大并得到人民的广泛拥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