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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黄钟》2017年第1期） 摘 要：目前所见的中外关于“贝多芬在中国”的研究，毫无例外地都以李叔同1906年在《音乐小杂志》刊登的贝多芬炭画像和他三百余字的《比杜芬传》为始。事实上，早在上海开埠之初，上海租界的西侨乐人已有演奏贝多芬弦乐三重奏之史实。到1870年代，不仅贝多芬的各类室内乐作品已在沪租界的音乐会上和沙龙中频繁上演，他的交响乐、序曲、钢琴奏鸣曲、小提琴协奏曲等也不时被来华巡演的西洋乐人和寓居上海的西侨演奏。本文以19世纪最后20年贝多芬音乐在上海西人音乐生活中的呈现为焦点，以编年的方式追溯贝多芬各类作品在晚清中国的演奏史。 关键词：贝多芬；上海；北华捷报；字林西报；兰心戏院 作者简介：宫宏宇，男，云南大学音乐学院兼职教授，新西兰尤尼坦理工学院研究员。 引 言 目前所见的中外有关“贝多芬在中国”的叙述，无论是报刊文章，通俗读物，还是学术学位论文或专著，都几乎无例外地以廖辅叔先生1992年《贝多芬在中国》一文中所挖掘出的史实及勾勒出的时间框架为准绳，以李叔同（1880-1942）1906年在《音乐小杂志》刊登的贝多芬炭画像和他三百余字的《比杜芬传》为始。事实上，早在1860年代初，上海租界的西侨乐人已有和自称为“帕格尼尼弟子”的外来小提琴家演奏贝多芬弦乐三重奏之史实。在《贝多芬在上海（1861-1880）》一文中，笔者通过对1850年就刊行的英文《北华捷报》上有关上海开埠以后音乐活动报道的检索，对贝多芬室内乐作品在上海1860年代的初次出现，及其所参演的乐人、所面对的听众及演出的场所做了详细的考证。例证表明，贝多芬早期创作的《降E大调三重奏》除在1861年底已在上海租界的音乐厅出现外，贝多芬各时期创作的各类作品——包括其大型管弦乐作品——也已于1880年之前在上海租界的各类正式和非正式音乐会、公益募捐活动和艺术沙龙中不时被演奏。笔者的考证还显明，贝多芬交响乐和室内乐作品在开埠后上海的持续出现与早期寓沪西人——特别是寓居上海的爱乐人士及早期来华专业乐人[如上海工部局乐队的首任指挥，法国人雷慕萨（Jean Remusat, 1815-1880）和上海圣三一堂管风琴师乔治·芬顿（G. B. Fentum）]——紧密相连，而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弦乐重奏曲和钢琴与弦乐重奏作品在上海的演奏则与苏伊士运河开通后来华巡演的职业西人音乐家的逐渐增多息息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到1870年代中期，抵上海演奏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和弦乐重奏作品的不仅有长期寓居上海的西侨业余乐人，还有在世界乐坛叱诧风云的钢琴家和小提琴家。更重要的是，来华演奏家在上海音乐会所吸引的对象已不仅仅是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西侨，也兼及本土的华人听众。 本文将继续以编年的方式，通过详细检索1879年至1900年西文报刊文献中所刊载的上海音乐会节目单、乐评及当事人的回忆，来重构贝多芬作品19世纪最后二十年在上海的演出情况。鉴于目前所见的研究多受达尔豪斯（Carl Dahlhaus, 1928-1989）接受学理论的影响，大都聚焦贝多芬作品在中华民国，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接受史，本文将集中叙述清代末期贝多芬音乐在半殖民地上海的演出史。 一、贝多芬在1880年代的上海
1870年代，由上海西侨组成的上海爱乐协会已将贝多芬的三部交响乐曲——《C大调第一交响曲》（1872年3月2日；1879年12月17日）；《D大调第二交响乐》（1875年11月16日）；《F大调第八交响曲》（1874年2月7日）——的部分乐章搬上上海的音乐会舞台。可遗憾的是，从1880年到1890年的十年间，贝多芬的交响乐几乎没有在上海出现过。只有天主教圣若瑟书院（St. Joseph’s Institution）的女学生在1880年3月16日的一场音乐会上用两台钢琴（四手）和风琴弹奏过贝多芬《第一交响曲》的一个乐章。时隔8年后，直到上海爱乐协会恢复活动后，才于1888年11月15日晚在兰心戏院（即现今兰心大剧院）重新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一交响曲》。贝多芬的交响乐之所以在1880年代较少在上海的音乐会堂被演奏，主要原因有3：1.工部局管乐队的成立；2.欧美歌剧团体来沪巡演而带来的歌剧热；3.寓沪西侨音乐界人事的更替。 在上海租界演艺史上，1879年可以说是颇有转折意义的一年。该年租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工部局通过“上海运动娱乐基金”（Shanghai Recreation Fund）于该年2月接管了一直活跃在上海租界的一支业余管乐队，并将其命名为“上海公共乐队”（Shanghai Public Band）（又称“市府乐队”Town Band）；二是“意大利皇家歌剧团”（The Royal Italian Opera Company）的访沪。这两件大事都对贝多芬交响乐作品在上海的继续出现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被工部局接管的公共乐队是有其特定的功用的，除了为上海租界的万国商团年度游行时奏乐以外，它主要的功能还包括为工部局市府的各种庆典活动、交谊舞会和体育竞技助兴，同时也有偿地为寓沪西人社团的演剧及各类娱乐和公益活动提供伴奏。后来为了收支平衡，公共乐队也不得不屈尊为上海富有的华人庆生、祝寿、婚丧嫁娶礼仪等场合奏乐。与1870年代民间自娱性质的上海爱乐协会在雷慕萨的指导下曾将贝多芬的序曲、交响曲的部分乐章加入音乐会的做法不同，处于工部局“乐队委员会”严格制约之下的工部局乐队不再有选择自己曲目的自由。它所演奏的曲目以当时西方盛行的各类通俗舞曲和进行曲为主。乐队虽偶有提供音乐会的机会，但曲目也仅限于在通俗舞曲之后嵌入个别流行歌剧选曲。雷慕萨的继任维拉（Melchior Vela）任工部局指挥时代的公共乐队虽不乏在公开场合演出的机会，但从1881至1899的19年间，公共乐队仍以定期在外滩的公共花园、跑马场、市政厅等场所提供娱乐，在私人邀请的场合奏乐助兴，为上海西人业余剧社配乐，以及与来沪巡演的音乐家合作演出等形式为主，演奏的作品中，通俗曲目占绝大多数。以1885年《工部局年报》所记的演出为例，当年乐队选择演出的音乐作品曲目包括：25首序曲、78首乐曲精选片断、72首进行曲、82首华尔兹、28首波尔卡，还有加洛普等各类舞曲。 进入到19世纪80年代后，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的大小欧美歌剧团体也开始将上海作为一主站。随着各类歌剧团的陆续访沪，以歌剧片段和歌剧选曲为主的音乐会开始在上海租界频繁出现。如1879年底由意大利歌剧经纪人卡格里（Augusto Cagli）带给上海的第一个歌剧季，一开始就创下了11部意大利歌剧在中国首演的纪录。法国歌剧在1880年代的上海也不时出现，但早期的法国歌剧均以轻喜剧为主，《卡门》和《浮士德》等大型歌剧只是偶尔夹杂其中。因为上海公共租界以英国侨民居多，所以来上海演出的歌剧团体也以英国为多，特别是在19世纪90年代，英人歌剧团所带来的剧目以吉尔伯特与苏利文（Gilbert and Sullivan）的轻歌剧为主。通俗的轻歌剧音乐在上海音乐会上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贝多芬作品（特别是大型管弦乐作品）在上海的演奏。 此外，寓沪乐人的离去与职位的变更也影响到了贝多芬作品的演出。笔者在在《贝多芬在上海（1861-1880）》一文中提到，贝多芬第一、第二、第八交响曲的部分乐章之所以能在1870年代的上海租界演奏，1860年代中期就活跃在上海的法国长笛演奏家雷慕萨功不可没。但雷慕萨1880年9月1日的突然离世，使得能够演奏贝多芬序曲、重奏曲和交响乐曲的上海爱乐协会失去了灵魂性的组织者，其演出活动一度陷于停滞状态。虽然新成立的工部局公共乐队仍定期、定点为上海外侨提供音乐节目，但从1879到1900年的20多年间，该乐队几乎没有演奏过贝多芬的任何作品，唯一的例外是1892年。在该年5月20日（工部局市政厅音乐厅）、6月1日（法国驻上海总领事寓所）、9月3日（外滩公共花园）的音乐会上，工部局乐队破天荒地将贝多芬1805-1806年创作完成的《里奥诺拉序曲》（Leonore Overture）与华尔兹、加沃特、波尔卡等舞曲同台演奏。就贝多芬的交响乐而言，工部局管弦乐队直到1904年8月23日，才在外滩的露天音乐会上演奏过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工部局乐队这种极端重视轻音乐、完全忽略古典曲目的现象，一直到20世纪初，即德国人鲁道夫·柏克（Rudolf Buck, 1866-1952）1906年11月任公共乐队指挥后，才有所改变。柏克1906年底上任后随即将公共乐队扩展为真正意义上的管弦乐队，公共乐队演奏的曲目也由此开始“以欧洲十八和十九世纪的作品为主，……偏重德奥的作品”。
但值得庆幸的是，虽然1880-1899年间贝多芬大型管弦乐作品在上海演出受到影响，但截止至1886年上海音乐界的另一灵魂人物，上海圣三一教堂的管风琴师芬顿（G. B. Fentum）离沪，贝多芬的室内乐作品仍从不间断地在上海租界的音乐厅出现。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也不时在音乐会的舞台上出现。 贝多芬的室内乐作品之所以不间断地在上海的音乐厅出现，这是因为受过专业音乐训练且以音乐为生的伊伯格（J. C. H. Iburg，?-1888）和1872年7月就来到上海的管风琴家、钢琴家乔治·芬顿（G. B. Fentum）仍活跃在1880年代的上海音乐界。前者是毕业于布鲁塞尔音乐学院的专业小提琴手，1875年初到上海，直到1888年2月病逝，除了1880年短暂离开过上海几个月外，一直在沪从事音乐教学和演出活动。后者是专业管风琴师，钢琴也弹得很好。芬顿1865年就开始在新加坡圣安德鲁教堂任专职管风琴师，自1872年起，任上海圣三一堂管风琴师。他们二人加上1880年12月来上海的专业小提琴手、后来成为工部局乐队第二任指挥的梅尔吉奥尔·维拉（Melchior Vela）一起，不仅定时地在上海租界的音乐会上演奏贝多芬的室内乐作品，在戒酒者协会、基督教青年会及为赈灾举办的音乐会上也演奏贝多芬的小型器乐作品。如在1880年3月5日举办的戒酒会音乐会，伊伯格、芬顿和上海的两名业余乐手就演奏了贝多芬的《降E大调钢琴与弦乐四重奏》。1881年1月25日晚，在上海德国俱乐部（Club Concordia）的一场音乐会上，伊伯格和“德侨俱乐部三位最有音乐才能的业余乐人”一起演奏了贝多芬的《降E大调钢琴与弦乐四重奏》（作品16）。这是继1875年10月25日比利时小提琴家珍妮·克劳斯（Jenny Claus，1844-1881?）在兰心戏院演出后，该重奏曲又一次在上海被完整地演奏。在1882年6月26日晚芬顿为上海男青年协会半年一度的会议而组织的一场音乐会上，伊伯格、芬顿和刚到上海不久的长笛手罗阿姆（W. B. Loam）一起演奏了贝多芬的《D调钢琴、小提琴与长笛三重奏》（见图1）。1882年10月7日晚在戒酒会堂举办的音乐季的第一场音乐会上，芬顿、伊伯格、丹恩伯格（Danenburg）和扎克哈瑞阿医生（Dr Zachhariae）演奏了贝多芬的《钢琴和弦乐四重奏》（见图2）。1883年2月6日晚在共济会音乐堂举办的“维拉太太音乐会”上，芬顿、维拉（Melchior Vela）、扎克哈瑞阿演奏了贝多芬《降E大调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三重奏》（作品1）。1883年3月9日晚，在为上海共济会堂管风琴募捐所举办的第三场音乐会上，贝多芬的《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四重奏》中的“行板”和“回旋曲”、海顿《创世纪》中的唱段、门德尔松《降B大调大提琴和钢琴奏鸣曲》的“快板”、卡尔·赖西格（Karl Reissiger，1798-1859）的《长笛、大提琴、钢琴三重奏》中的“小行板”和“回旋曲”是当晚的主要曲目。同年6月20日晚，在为上海文学与辩论会举办的音乐上，伊伯格、芬顿和“一位小有名气业余大提琴手”一起演奏了贝多芬1797年完成的《降B大调钢琴与弦乐三重奏》（作品11）。在1886年4月20日的“伊伯格音乐会”上，伊伯格、芬顿和麦当劳（Mr. MacDonald）演奏了贝多芬的《c小调钢琴三重奏》（作品1，第3号）。1888年11月15日晚在兰心大剧院上，维拉、伦德特（Lundt）、丹恩伯格和麦当劳演奏了贝多芬《G大调第二号弦乐四重奏》（作品18，第2号）。 图1 1882年6月26日节目单 图2 1882年10月7日节目单
19世纪80年代初，在上海的专业乐人继续在各类音乐会上演奏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和奏鸣曲。1882年11月10日，伊伯格在其该季音乐会上演奏了贝多芬唯一的一首小提琴协奏曲：《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1）。但这并不是伊伯格首次为上海听众演奏这首名曲，早在1877年11月27日他就曾演奏过该协奏曲的第一乐章，但这次演奏的整部协奏曲，而且有管弦乐队伴奏。 寓居上海的音乐家外，将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奉献给上海听众的还有1886年7-8月来上海巡演的匈牙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安迪·雷米伊（Ede Rémenyi，1828-1898）（见图3）。据《格鲁夫音乐及音乐家辞典》，雷米伊曾在维也纳学习，一度与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as，1833-1897）关系甚密，但后来交恶。1886年8月21日在兰心戏院的音乐会上，雷米伊开场的节目就是贝多芬这首协奏曲的第一部分。可惜当晚为雷米伊伴奏的只是钢琴，对此，《北华捷报》的乐评人颇有微辞。在他看来，贝多芬的这首杰作是为大管弦乐队和小提琴写的交响乐作品，没有管弦乐队伴奏，贝多芬这首不朽之作的光彩也就顿失大半。但这种无法按照贝多芬原意、不完整地或在没有管弦乐队伴奏下演奏《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情况，在19世纪一直没有改变。1899年5月，来上海巡演的康斯坦丁·杜穆切夫（Constantine Doomcheff）在上海共济会音乐堂举办的音乐会上，也仍只是演奏了贝多芬这首小提琴协奏曲的华彩乐段。 图3 作曲家雷米依 伊伯格和芬顿1880年代还经常一起演奏贝多芬的钢琴和小提琴奏鸣曲。如伊伯格在其1883年3月20日在共济会音乐厅举办的本年度的第三场音乐会上，就与芬顿一起还演奏了贝多芬创作于1810年的《F大调第五号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春天》，作品24）。《北华捷报》1883年3月21的报道说：“在芬顿珠联璧合的钢琴伴奏下，伊伯格的演奏和往常一样出色，发挥出了他一惯保持的高水平，特别是他演奏的第三乐章的谐谑曲和第四乐章的回旋曲部分，令听者兴致盎然” 。两年后，在1885年4月30日的“伊伯格音乐会”上，他俩又一起演奏了贝多芬的《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芬顿1886年7月由于身体的原因不得不离开生活了14年的上海移民澳大利亚后，伊伯格仍不断地和寓沪的业余乐人一起将贝多芬的室内乐作品呈现给上海的听众。1886年12月在共济会堂举办的“通俗音乐会季”的第一场音乐会上，伊伯格就又一次演奏了贝多芬的《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1887年12月8日晚，伊伯格又与来上海巡演的、被《北华捷报》乐评人称为“一流的”德国钢琴家克赫勒（Herr Köhler）一起，在上海德国俱乐部演奏了技巧要求甚高的贝多芬《第九号小提琴奏鸣曲》（《克莱采奏鸣曲》，作品47）中变奏乐段。这并不是伊伯格第一次在上海演奏《克莱采奏鸣曲》。1875年3月刚到上海举办的首场音乐会上，他就曾将此曲包括在演出曲目之中。不过当时他只演奏了此奏鸣曲的一个中间乐段（即庄重华贵的行板及其四首变奏），但这一精巧绝妙之曲仍不失为当晚音乐会之精华。
19世纪80年代初，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继续时常在租界音乐会上被演奏。如1884年3月27日晚在上海共济会堂举办的维拉夫人冬季音乐会上，时任工部局公共乐队指挥的维拉就选择演奏贝多芬1799年创作的《c小调第八号钢琴奏鸣曲》（《悲怆》，作品13）。但他当晚的演奏，与1875年3月30日晚业余乐人的演奏一样，没有得到《北华捷报》乐评人的认可。1875年3月30日晚弹奏《悲怆》的是位技艺欠佳的业余乐人，《北华捷报》的乐评人抱怨说她不应选择弹奏《悲怆》。对专业乐手维拉弹奏的《悲怆》，《北华捷报》乐评人也同样挑刺说：“我们不得坦诚地说，维拉先生过激的雄壮华丽风格并没有让我们有太多的愉悦感。不断地用响亮的踏板，加上演奏者特别用力的弹奏，产生出的是一种使人震耳欲聋的雷雨般的效果，影响了对贝多芬音乐更精美之处的欣赏。”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80年代初在上海演奏贝多芬《悲怆》奏鸣曲的不仅有寓沪的专业音乐家，也包括上海教会学校的师生。如1882年3月23日晚，在位于法租界、成立于1871年的上海天主教女子圣若瑟书院（St. Joseph’s Institution）举办的音乐娱乐会上，贝多芬的这首名曲就是其中的节目之一。与十多年前《悲怆》在上海初演后被乐评人诟病和以上维拉弹奏后反应欠佳相对照，该晚由圣若瑟书院学生演奏的《悲怆》反而得到了《北华捷报》乐评人由衷的赞许。 除了寓居上海的西人专业乐人和教会学校的师生外，1880年代来上海巡演的欧洲音乐家也不时将贝多芬的《悲怆》作为音乐会曲目之一。如1886年7月10日晚在兰心戏院举办的音乐会上，随以上提到的匈牙利小提琴家雷米伊来访的美国钢琴伴奏艾斯多尔·拉克斯登（Isidore Luckstone，1861-1941）在弹奏了肖邦的波罗乃兹和夜曲外，还演奏了贝多芬《悲怆》的两个乐章（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第三乐章“回旋曲”）。 《悲怆》并非1880年代在上海出现的贝多芬的唯一的一首奏鸣曲。如在1888年6月在圣若瑟书院举办的一场音乐会上，该书院的德·卢卡小姐（Miss de Luca）就弹奏了贝多芬《降E大调第18号钢琴奏鸣曲》（作品31）的部分乐章。对德·卢卡的演奏，《北华捷报》的乐评人也给予充分的肯定。在1888年1月3日在上海德国俱乐部举办的第4场独奏会上，以上提到的德国钢琴家克赫勒（Herr Köhler）就将贝多芬的另一首钢琴名曲——《第十四号升c小调奏鸣曲》（《月光》，作品27，No.2）——献给了上海的西侨听众，这也可能是《月光》第一次在上海出现。 19世纪80年代中期，来上海巡演的欧洲音乐家也开始将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带给上海的听众。1887年12月16日晚，以克赫勒在其来上海后的第3场钢琴独奏会上，演奏了贝多芬《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又称《皇帝》，作品73）最后一个乐章。据笔者所见的资料，这可能是《皇帝协奏曲》第一次在中国演出。
雷慕萨1880年9月的猝然离世，使1860年代末就活跃在上海的上海业余爱乐协会失去了得力的组织者，从而导致了上海大型管弦乐演出活动的停滞。但上海的西侨并未因此而失去聆听贝多芬的管弦乐作品的机会。1885年6月3日晚，在来访的荷兰音乐家苏维勒特（Guillaume Sauvlet, 1843-1902）的音乐会上，贝多芬的《费德里奥》序曲是本场音乐会的开场曲。19世纪80年代末期，上海爱乐协会在维拉的领导下恢复活动后，也于1888年11月15日晚在兰心戏院演奏了贝多芬1811年创作、次年在布达佩斯首演的序曲《雅典的废墟》（Die Ruien von Athen，Op.113）。 二、贝多芬在1890年代的上海
与1880年代难得有机会聆听贝多芬大型管弦乐作品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1890年代上海租界的听众从一开始就有机会欣赏贝多芬的交响曲。早在1890年2月12日晚在兰心戏院的第5场音乐会上，刚恢复活动的上海爱乐协会就演奏了贝多芬《凯旋进行曲》。1892年4月20日晚，上海爱乐协会在1892-1893年度音乐季的第12场音乐会上，演奏了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 的一个乐章，由时任工部局乐队指挥的维拉担任指挥。在同一音乐季的第13场音乐会上，该协会还演奏过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的两个乐章。在1893年6月2日晚举办的“凯洛浦藤管风琴独奏音乐会”上，参演的乐人演奏了贝多芬《英雄交响曲》中的第二章《葬礼进行曲》。 贝多芬的交响乐在1890年代中后期也曾在上海被演奏过。如在1896年4月26日在上海圣三一教堂举办的音乐会上，其中的一个器乐曲就是《田园交响曲》的一个乐章。在1899年1月20日晚举办的音乐会上，上海爱乐协会的乐人演奏了贝多芬《C大调第一交响曲》中的第一、第二章。1897年6月波兰炫技派钢琴家安东尼·德·孔特斯基（Antoni De Kontski，1817-1899）第二次来上海开音乐会时，他弹奏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行板”乐章。 贝多芬的交响乐作品，不仅在1890年代上海租界的音乐会上可听到，在日常生活中也偶尔可听到。如贝多芬《英雄交响曲》中的第二章《葬礼进行曲》在实际生活中就用到过。在1894年9月26日下午为比利时驻上海总领事麦克思·戈贝尔（Max Goebel, 1846-1894）举办的出殡仪式上，上海工部局管乐队吹奏的就是此曲和肖邦的《葬礼进行曲》。在场的不仅有驻沪的西人政要及驻军代表，还有上海衙门派来送葬的兵士30人。
贝多芬的室内乐作品不仅被寄居居上海的专业音乐家演奏，寓沪的业余乐人在1890年代中期也尝试着演奏。如1896年2月7日晚，在兰心戏院一场基督教青年会为上海虹桥麻风病医院募捐的音乐会上，一对业余乐人——汉克曼牧师（Pastor Hackmann）和麦耶尔思小姐（Miss Myers）——就演奏了贝多芬《A大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第六号》（作品30）的柔板乐章。 进入到90年代后，贝多芬技巧要求较高的小提琴作品，也一再被将上海作为音乐会之旅一站的外来演奏家演奏。如1896年2月在兰心戏院举办的穆欣演出团第4场音乐会上，来上海巡演的比利时小提琴手奥维德·穆欣（Ovid Musin，1854-1930）（见图4）就演奏了贝多芬为法国小提琴家R.克莱采（Rudolph Kreutzer，1766-1831）创作的《第九号小提琴奏鸣曲》（《克莱采奏鸣曲》）。以上已提到，贝多芬的这首在重要性上与《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不相伯仲的奏鸣曲，并非是第一次在上海出现。早在二十多年前，伊伯格在1875年3月2日晚于兰心戏院举办的音乐会上就将此曲包括在演出曲目之中，1887年12月8日晚，伊伯格又奏过《克莱采奏鸣曲》中的变奏乐段。但伊伯格第一次只演奏了此奏鸣曲的一个中间乐段——即庄重华贵的行板及其四首变奏——而奥维德·穆欣演奏的是贝多芬的全曲。 图4 比利时小提琴手奥维德·穆欣
19世纪90年代最早在上海演奏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是上海圣三一教堂的管风琴师凯洛浦藤（ F. L. Crompton）。1890年3月10日晚，凯洛浦藤在爱乐交响乐堂举办的第二场音乐会上演奏了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升c 小调第十四钢琴奏鸣曲》（《月光》）。 除了寓沪的专业乐人外，19世纪90年代来上海演奏贝多芬钢琴作品的也不乏有世界声誉的钢琴家。与早在1874年4月初来沪演出贝多芬《降A大调第31号钢琴奏鸣曲》（作品110）等作品的英国女钢琴家阿拉贝拉·戈达德（Arabella Godard，1836-1922）一样，1895年10月3日晚在兰心戏院演奏贝多芬《月光》的波兰钢琴家、作曲家德·孔特斯基也是世界顶级的钢琴家。孔特斯基自称是贝多芬的嫡传弟子，他所到之处，当地报纸也竞相用“贝多芬最后一个活着的学生”、“钢琴之父”、“德皇御用琴师”这样的诱人标题为其音乐会做广告，上海的《北华捷报》也不例外。 19世纪90年代末期在上海租界演奏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还有活跃在上海音乐界的本地专业乐人。如在1899年1月6日举办的个人音乐会上，曾短期担任过上海工部局乐队指挥的德国人菲利克斯·斯坦伯格教授（Professor Felix Sternberg）演奏的第一个曲目，就是贝多芬的《D大调第七号钢琴奏鸣曲》（Op.10，No.3）。 与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在上海音乐会的频繁出现相比，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1890年代在上海较少被演奏。1899年3月16日，在上海爱乐协会的一场音乐会上，寓居上海的考尔富夫人（Mrs. Korff）曾演奏过贝多芬的《C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Op.15）。 结 语 以上对贝多芬作品19世纪最后二十年在上海租界演出的考证再一次表明，贝多芬的各类作品已在李叔同1906年刊登贝多芬炭画像和《比杜芬传》之前出现。1880年代在上海租界音乐会上被演奏的贝多芬的作品不仅有钢琴与弦乐重奏作品、小提琴协奏曲、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等，还有著名的钢琴奏鸣曲《悲怆》《月光》和《皇帝》。进入到1890年代后，贝多芬的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和小提琴奏鸣曲、钢琴奏鸣曲、钢琴协奏曲等继续出现在上海租界舞台。给上海西侨听众演奏贝多芬作品的不仅有寓沪的专业和业余乐人、教会人员和学生，还有来上海巡演的环游世界的音乐家，甚至包括有世界声誉的著名演奏家。贝多芬《英雄交响曲》中第二乐章《葬礼进行曲》在1890年代上海西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也表明贝多芬音乐已不局限于寓居租界的西侨，至少上海衙门的兵士也有所耳闻。 微信版文章注释从略，引用请据原文 原文载于《黄钟》2017年第1期 （责任编辑：章 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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