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访锺叔河老人

访锺老　长见识

周末闲来无事，想起很久没去看望锺叔河老人，于是电话相约，次日上午前去拜访。

十点钟到锺老家，锺老在起居与办公合一的房间接见我。这房间我是非常熟悉的，每次单独拜访，锺老都在此接见，南面墙上挂的是黄永玉先生赠送给锺老的画，西面墙上挂的则是高仿的周作人手迹。

书桌上放的是锺老全集的打印稿，老人正在审阅修改。

作为一位老出版人，锺老的桌面永远是井井有条、干干净净的。稿中的文字改动也是规规距距，极有章法，这与“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的境地差别很大，我从未见过锺老的书横七竖八地摆放。

我们从陈布雷、黄郛的日记聊起，老人对往事记忆深刻，论及近现代名人如数家珍。说到谭延闿日记，老人告诉我，某出版社准备出版，将中华书局出版的影印本及书稿打印版交给朱正先生，请朱正先生校阅。

谭延闿日记我是通读过的，里面错误不少。这次出版社是找对人了，朱正先生是能从字缝中抠出文章的人，他文字考究，举证严谨，逻辑性强，对长沙历史人物了如指掌，包括后来不见经传的当年名人。锺老说，这点优势是任何地方的名家也无法相比的，包括谭延闿的儿子谭伯羽。

谭延闿日记曾由台湾的研究机构进行数字化处理，谭伯羽与许多专家参与整理，耗时数年。然而即便是专家，对谭延闿在湘日记中所记载的人与事，也会时有一头雾水之感，不是水平问题，而是民风与习俗差异的问题。

接着，锺老跟我言及最近遇到的一件趣事。河南一藏家，从锺老旧识胡姓书友处得知锺老的电话，并委托胡从中介绍，欲求锺老在他所藏的周作人著作上签名。锺老很快回绝，并表示，周作人的书，他签名没意义。然而对方告知，这些书都是周作人著作的初版本，锺老听后有了兴趣，说签名不行，但可以观赏一下。此人二话不说，将书寄给锺老。

锺老打开那箱书一看，竟然是如假包换的真货，足有30余种，皆为民国版，甚至有周作人在沦陷区的出版物，有本还是当时报社出版的。这些初版本，有一部分锺老也未见过（锺老曾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所以周作人后期著作的版本他都见过）。这批书品相极佳，有不少是几经流转，有不同藏者的签名。

锺老跟我聊起收藏与版本的趣事，我说沈鹏年先生著有《行云流水记往》（上下册）一书，其中谈及黄裳先生早年收旧书一事。沈氏在文中虽对黄不屑，但也道出了当年的状况。黄裳所在单位办报，无纸张来源，于是黄裳四处收罗旧书化浆造纸，从中得到好书无数。

锺老听后笑了，说道，自己刚参加工作时，在《新湖南报》（《湖南日报》的前身）当记者。受单位委托，他到水陆洲（现橘子洲头）一家造纸厂采访，亲眼见证了将旧书化为纸浆。只见满地旧书，省里派了文史馆的一批专家前去选书，将明清时期的线装书收了起来。

造纸厂用于化浆的这些旧书，是专人四处收罗来的，用船将旧书运至造纸厂，只因造纸厂的收购价高于废品站。

锺老还谈起，他曾到衡山县采访。在办公室，县里某领导见到当时的“小锺”，顺手拿起桌上的一支毛笔说：“你是读书人，有文化，这支毛笔送给你，你或许用得着。”“小锺”拿起毛笔仔细端详，只见这支毛笔是象牙笔杆，笔套是银质的，很是不凡。再仔细一看，笔杆上刻有“为赵恒惕祝寿”字样（民国年间赵恒惕曾任湖南省省长），落款竟是徐世昌，笔套上还微刻了两句诗（似为对联）。虽知其价值，但因当时所受教育的约束，“小锺”没敢要。这支笔后来到谁手上并不清楚。

想起锺老原来跟我说过，他年轻时曾随主管文化的某领导一起下去检查工作（锺先生是随行记者），在衡阳一家图书馆，他们见到一套长沙出版的线装《金瓶梅》，一看内容大吃一惊，因为书中有不同于任何版本的描写。比如，西门庆临死前痛苦异常，必须有女人坐在他身上他才不痛。当时锺先生极力鼓动这位领导将该书转至湖南图书馆保存，可是无人理会，该书最终处境如何也不得而知。

把话再拉回到周作人著作上。

锺老翻开周作人著作的版权页，说道，关于版权页，现在的书，有个方框，内中注明“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字样。而在当年，那个框内贴有一枚类似邮票的小票，这种小票可称为版权票，票上盖有“知堂”字样的印章，系周作人私章。

锺老告诉我，当时著名作家为了防盗印，都会自己印制版权票。作家与出版商商定，准备印多少册，作家就给多少版权票，指派人逐本粘贴，以便与出版商结账。这样出版商就不敢偷偷印刷发行，否则会惹上官司。

锺老说，他在长沙曾买到鲁迅、胡适著作的民国初版本，上面就有类似的版权票，也有印章。

想来也是，这才是真正的版权页，虽然手法原始，倒也无懈可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