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我们使用史料的时候都觉得史料不会有错误，就像文物一样，是真实存在的。但是现在，一切史料，包括物质性的史料，不论是一件文物、一本书还是一封信、一篇日记，都要加以批判、分析”。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始终带着微笑，温和平缓的语气给人一种亲切儒雅的感觉。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学者，做历史研究的时候却选择了与性格完全相反的方向，与主流保持距离，与过去的研究保持距离，甚至与史料保持距离，不仅如此，还要怀疑它、批判它。做了近30年历史研究的学者成为了历史中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时，导师田余庆曾送给他们《尚书·洪范》一书，里面记有“有猷有为有守”六字。罗新觉得至少要守住“有所不为”，拒绝成为旧历史的囚徒。“当你对传统的某些说法怀疑的时候，你会自然地蔓延到所有领域，意识到这些都是有问题的。” 在一场关于“作为反叛者的历史学家”的讲座中，罗新带着新书《有所不为的反叛者》跟读者分享了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一个反叛者追寻历史之路。 拒绝成为旧历史的囚徒 在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上，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这样一段记载，由于北方战乱，人口大量南迁，北方移民给南方带去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地区经济的开发。 学生时期的罗新，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个定论，甚至当他站在讲台上的时候，也曾如此告诉自己的学生，但是后来他意识到这里面其实有许多值得商榷的部分：所谓先进的北方技术是指什么?当时北方旱作农业比南方稻作农业更先进吗?如何移植?南方土著被北方统治者改造，完成政治和文化认同的过程中那些血泪、反抗，如何就变成了充满浪漫气息的江南开发史? 历史叙述多是如此，哪怕是看起来确切无疑的说法，也可能经不起追问，经不起深入推敲。罗新认为人们时时刻刻都在使用历史，但是绝大部分是在滥用和错用，这当中甚至包括历史学家自己。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去重新考察这些内容的时候，就需要有做为反叛者、起义者、异议者的意识和决心，去质疑那些被广泛接受的说法。 在历史研究的路上，罗新慢慢意识到，每一种记录过去的史书，都有自己的目的。他们当然有追求真实、记录真实历史的动力和动机，但是他们还同时受到了现实生活环境、现实利益、立场不同的制约，当然以牺牲史学为代价的国家强介入更是屡见不鲜。 在罗新看来，确保历史知识的正确与准确，不滥用或错用历史，关乎人类的精神健康与心智发育，而这正是历史学家的职责。确保这一职责得以履行的，是历史学家的美德，他将之总结为：批判、怀疑与想象力。“我们熟悉的历史，包含着大量的神话与伪史，其中有些将会被揭穿、剔除和取代，有些则因史料匮乏、证据单一而使质疑者无可奈何。怀疑与批判的美德使我们不仅勇于揭破神话、创造新知，而且有助于我们在那些暂时难以撼动的新老神话面前保持警惕、保持距离。” 将怀疑运用的淋漓尽致，并对进一步科学地研究中国古代史开辟了道路的《古史辨》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还得从胡适1917年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课程说起。以前这门课程都由年长的教授主讲，在胡适之前的陈汉章从伏羲女娲讲起，一个学期也讲不完上古。但是胡适“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劈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古史辨》的作者顾颉刚将这段故事写在了书中。胡适这样讲，可是把深习旧学的北大同学们吓了一跳。 倡导西方史学研究方法，认同“大胆怀疑，小心求证”“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的胡适就这么把号称五千年的历史删去了一半，为什么呢?罗新认为，在传统叙述中，关于旧时代的哲学和历史充斥着神话与传说，考察这些由来已久的论述，会发现其构建基础都是经不起科学方法检验的史料。在胡适那里，经不起现代史料学检验和认可的，也就不能是现代历史学所认可的，因而要从现代历史论述中排除掉。 胡适的观念对顾颉刚影响深远，1923年，顾颉刚和钱玄同等人一起，发起并主持了古史辨伪的大讨论。他们重新研究整理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在学术界掀起了一个新的辨伪浪潮，并形成一个“古史辨”派。 《古史辨》将古书中一些虚妄的记载和伪史料清除出去，推翻了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积累造成的古史观，在此之前，人们对伏羲、神农、女娲等人物的存在深信不疑。尽管在当时的环境之下，有些观点有不尽严密、怀疑过头的不足，但是因为他们的工作，由于他们的怀疑、批判，才能重建中国历史的系统，我们的历史教材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活在帝王将相阴影里的小人物 2016年，53岁的罗新利用暑期从北京一路徒步，走到了内蒙古锡林郭勒，从大都走到上都，一共花费了15天的时间。一路上，他对北方的长城尤其感兴趣，这与他关注边缘人的研究理念不谋而合。 有许多逃离蒙古统治的蒙古人到长城这边来，也有许多逃离明朝统治的汉人跑到蒙古去，长城两边的流夷便是历史夹缝当中的小人物。“我最大的热情是找到在这个地带里的一种特别的生存状态。在明朝以前的史书里，几乎难以见到记载这种人。这些人就是我说的‘边缘人’，他们不仅在权势结构里、在经济利益结构里处在比较边缘的、被动的、相对来说总是被排挤的状态，而且在历史记录上他们也处在边缘。大家不大记他、说他。正经写历史书不写这些人，只有在原始的档案里才有这些人。然而从这些人身上能看到历史的真实。被排挤掉的真实历史是多么宝贵啊”。 过去，人们用民族把人分成一个个的群，每一个群都是确切、稳定、边界清晰的，就像是无法流动的僵硬的东西。但是罗新并不认同，他表示，按照民族划分这是一个现代发明，是比较晚近的、近代以来才形成的思想方法。但实际上，古代的民族边界永远是活的、开放的、流动的。历史上很多悲剧的发生正是因为大众过度关注群，过度关注宏大的东西。只有关心到一个一个的人，我们才知道这个群的意义在哪里，这个群存在的目标是什么。 历史少数人创造的，不论是文化精英、政治精英，都会在历史中被大书特书，而小人物被裹挟在其中，不被重视，更多的处于被同情、被拯救的位置。无论是二十四史还是其他历史记载中都是如此，这种传统由来已久。但是英雄史观或者说精英史观是罗新一直以来比较远离的研究方式，“英雄史观容易使我们的历史叙事充满陷阱，一方面强调民众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深刻地忽略作为个体和真实存在的民众。这样就遮蔽了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我们所说的历史上的边缘人群和弱势人群，在历史书写上从来没有进到过聚光灯下，他们在历史叙述中的地位，还远远不如他们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这就是历史书写的放大与虚化效果。对历史上弱势人群和边缘人群的漠视或重视，必定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对我们当下社会的边缘人群和弱势人群的漠视或重视直接相关，两者互为因果。一个健康的社会里，每个人群、每个个体都是值得关怀、值得讲述的”。 于是，罗新的研究方向选择了对抗英雄主义史观。“帝王将相一直在权势的中心，为什么今天一定要在历史叙述的中心呢?我们为什么不把那些当时被遗忘、被打击、被迫害的人当作今天我们叙述的中心?我对主体性、主线观非常反感，我认为那个东西只是中国古代的“华夷之辨”“中国古代的正统论”的现代翻版。” 数百年来，人们将大量的精力、热情放在研究秦始皇、刘邦这样的英雄人物身上，研究他们个人的经历细节、一言一行，甚至包括性格、喜乐，而且其中充满了不确定的推测。凡是有名字的都是帝王将相，正因为如此，当罗新想去写被侮辱、被压迫、被迫害、被边缘的人时，常常面临资料匮乏的情况，因为这些人在历史上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们不得不讲帝王将相，因为几乎是他们构成了唯一的史料，特别对于早期历史来说。我还是要写他们，但已经不再关心他们多么伟大、他们的丰功伟绩，我关心的是这些故事里面隐含哪些我关心的历史，我关心的另外一些人，在他们的影子里面，在他们所笼罩的黑影里有哪些故事。这是我对抗英雄主义史观的途径，至少目前阶段我只能这么做”。 罗新不断强调民族主义话语主导下弱者和边缘人的历史——它们被视为“历史学家破除历史神话”工作的一部分。 学者不应该回避历史研究的现实关怀 最近，罗新的新书《有所不为的反叛者》登上了北京万圣书园书店六月排行榜的第一位。走出了历史类图书太专业受众少的困境。其实从《中古北族名号考》《黑毡上的北魏皇帝》到《从大都到上都》，罗新已经出版了多本畅销书。 曾经，罗新感受到的历史的无能为力，也渐渐有所改变。在民族史的课程里，第一节课便是讲种族，他告诉学生们不存在黄种人、蒙古人种，这都是伪科学的历史成果，现在还用这些是错误的。可是几节课之后，还有同学在说蒙古人种。这种情况当然不仅出现在课堂上，社会中具有错误观念的人更多。 “一种观念的形成不是一次教育的结果，是漫长时间里多种文化媒介、多种文化渠道培育的结果，你想通过一两句话就把它解散，那怎么可能，所以也不应该对自己期望太高。”罗新是如此宽慰自己的，但从未放弃积极寻找战胜伪历史的途径。 专业还是大众，这是许多历史学家面临的困惑，是为同领域的专业人士写作，还是为更多的读者写作，让公众对历史或者历史的知识有更多的兴趣，以及正确的认识。 罗新并不介意为两者兼顾，他年轻的时候对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十分感兴趣，这本畅销二十多年的历史类图书不仅影响了罗新，也影响了好几代年轻历史爱好者。“大家发现有一种不同的历史写作，这个历史写作也是严肃的，里面没有哪个地方经不起检验。差别只在一些细节上，有的专家认为这么说价值不当，那是从专业意义上的判断，不是从历史学著作的意义上说的。”罗新甚至认为，学术就是靠这样的书籍、这样的写作发展的，“写的活泼一些、灵活一些，并不意味着技术规范上的叛逆。” 在写作《黑毡上的北魏皇帝》时，罗新的目标就很明确，一本同行能看，非同行也能看到书。尽管被评价为适合开拓思路，而非用来讲究考据，但是如果按照专业论文的写法，也许全世界也只有不到百位感兴趣的学者，这种知己了了的感受罗新已经体会多年，当然这也是许多历史学家共同面临的困境，颇为可惜。但是《黑毡上的北魏皇帝》这本只有136页的小书，在2014年出版不久后，便一书难求。在二手书市场上身价也已翻了近十倍。 这是罗新没有预想到的，他深切地体会到这种写作方式的优势，将自己的想法、研究结果传达给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读者，如果足够幸运，这些读者有很多未来将成为历史研究者中的一员。 当然，罗新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畅销，而是让历史在现实中发声。正如罗新引用的北大历史系教授彭小瑜的那段话：“学者不应该回避历史研究的现实关怀。而让现实关怀具有合法性的根本依据是，史学研究必须正面肯定良善的道德和价值观，成为社会正义的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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