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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人：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研究馆员林世田 今年5月18日是第44个国际博物馆日，全国各地博物馆纷纷奉上丰富的“文化大餐”，从精彩展览、社教活动，到专题讲座、文创开发等，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为载体，致力于弘扬历史文化，推动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文物是祖先遗留给我们的无价之宝，是历史的凝固和文明的体现。文物中的典籍保存着不同风格和独具特色的丰富文化知识，有着极高的文物价值、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为了加深公众对典籍文化的了解与认知，搭建起博物馆与公众沟通互动的有效平台，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联手在艺APP录制专家鉴宝视频，深入浅出地为读者解读国家典籍博物馆正在展出的几件特色藏品，展示典籍魅力。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唐写本《辩亡论》
今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120周年，我向大家介绍一件国家典籍博物馆正在展出的敦煌遗书——唐代写本《辩亡论》。 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在清理莫高窟底层泥沙时，无意中打开了藏经洞，发现了总数约6万号的敦煌遗书，这批时间跨度长达7个世纪（4至11世纪）的文献以写本为主，也包括少量印本、拓本文献，其中有我们耳熟能详的、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雕版印刷物——唐咸通九年（868）印本《金刚经》（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和目前发现的最早实物拓本之一——唐永徽四年（653）前传拓的唐太宗《温泉铭》。敦煌遗书内容丰富，是我们研究中古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民族、宗教、语言、文学、艺术、科技等问题时必不可少的文献资料，因此也被誉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有16579号，写卷长度居世界各大收藏机构之首。敦煌遗书是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之一。每一部敦煌遗书都有一个精彩的故事，都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我们欣赏一卷敦煌遗书，首先是看外观。《辩亡论》黄纸墨书，用标准的唐楷写就，字体舒朗俊秀，字字抄写严谨，一丝不苟。用我们今天的眼光审视，是一部上乘的书法作品。这件写卷是经过“入潢”染色的，所谓“入潢”即用黄檗作染料，将纸张染成黄色。经过“入潢”的纸张，颜色明净庄重，而且可以驱虫，防止虫蛀。该卷卷端题写篇名“辩亡论”，是《文选》的零篇。《文选》也就是《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共收录先秦到南朝梁130多位作家的700多篇作品，反映了先秦至南朝梁初各种文体发展的脉络。古人特别崇尚《文选》，相信只要熟读《文选》就可考中秀才，宋代民间更有 “《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篇名“辩亡论”下面是作者名陆士衡。陆士衡，名机，他的祖父陆逊是三国时期的著名将领，出将入相，后来做了吴国丞相，是三国时期的风云人物。他的父亲陆抗也是吴国的著名将领，曾出任大司马，掌管兵权，可以说陆机的家世显赫。然而在陆机20岁的时候，也就是公元280年，西晋出兵平定吴国，统一天下，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吴国灭亡后，陆机与弟弟陆云回到家乡华亭闭门学习，经十年苦读，成为文章冠世的名士，历任平原内史、著作郎等职，世称“陆平原”。陆机有感于故国的沦亡，及他的爷爷和父亲等先辈创业的艰难，深刻反省，并模仿贾谊的《过秦论》，写成了这部《辩亡论》。《辩亡论》叙述了东吴的兴亡，把知人善任、任人唯贤归为国家兴盛的主要原因；还叙述了他爷爷和父亲的功勋，表达了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与追求。《辩亡论》作为政论名篇，最早收录在裴松之注《三国志》和《昭明文选》里。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使纸张得以普及，并代替竹木简被大规模用于书写。但是在陆机生活的西晋时期，都城洛阳还出现了“洛阳纸贵”的现象。与陆机同时代的文学家左思，历经十年，完成了《三都赋》，当时“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这形象地叙述了当时的知识是怎样通过传抄在纸上进行传播的。正是由于纸本文献的流行，魏晋南北朝时普遍出现了一种“手抄口诵”的读书方法。当时的人为了增强记忆力，边读边抄，抄写并不严谨，有时只抄写需要记诵的部分，有时省略虚字，有时修改艰涩难懂的词句，还常常使用异体字、俗字，因而写本时代的文献传播具有流变性和变异性的特点。每一部抄本都是一个不同的版本，每一部抄本都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和文字价值。如果我们把这部唐人写本《辩亡论》和《三国志》《昭明文选》里面收录的《辩亡论》作一下对比，就可以印证写本时代这个有趣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辩亡论》写卷还使用了一种黄色的涂改液。古人校对文稿时，发现抄错了，就用雌黄把错字涂掉，再写上正确的文字。我们今天说的“信口雌黄”这则成语，就来源于雌黄这种涂改液，意思是可以随意涂改。《辩亡论》出现多处雌黄修改，也说明这个唐人写本是经过严格校勘的。另外，陆机还是一位书法大家，现存传世最早的书家墨迹就是他的《平复帖》，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被称为“法帖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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