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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前的这部五卷书《随想录》，是晚年巴金的封笔之作。20多年前，我曾读过单行本的第一卷《随想录》。去年五月，我在小城逛新华书店时特别留意书架，看有没有这部书，书架上没有，问营业员，他在书摊上找到一本，还是精装五卷本的，他解释说仅存这一本。我没有犹豫，当即解囊购回。值去年盛夏高温之际，我将自己闭门修课半月，总算如愿以偿把这部厚厚的大书读完了。 巴金自己对《随想录》的命运并不看好，他认为这五卷书只是他的“无力的叫喊”，“不会引起人们注意或关心，就让它们自生自灭”，“它们多么微弱，可以说是患病老人的叹息。”（见《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但读者却对老人及其作品仍然注意和关心，这部书当初出版时在国内曾产生了巨大影响，有人将之称为是巴金晚年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誉为是巴金“力透纸背、情透纸背、文透纸背”的真话大作。现在距离这部书出版的时间又过去了20多年，历史尘埃早已落定，作为后来的读者，对这部书有没有新的说法呢？ 就我今天的读后感言，我认为这部书的历史价值仍然是不可低估的。 首先是它的思想价值。《随想录》的思想价值就是倡导说真话。这个结论基于巴金对十年“文革”的切肤之痛和无情鞭挞。巴金写《随想录》时还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两个凡是”争论方息。巴金当时在《随想录》中大讲特讲说真话，而锋芒所向毫不隐晦地直指十年“文革”，这确乎是需要有一定胆识的。张振金在《中国当代散文史》里称巴金的《随想录》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说真话的精神；二是批判的胆识：三是自审的意识。这个评价自然是着眼于散文创作的角度，但《随想录》的思想价值主要还在于政治领域。当时对“文革”的态度是任何人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一道坎，而巴金《随想录》里的150篇长短文章显然都是在拿“文革”说事，尽管巴金自说自唱“全是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其实“五卷书上每篇每页满是血迹，但更多的却是十年创伤的脓血。”（见《随想录》合订本新记）巴金回顾“文革”时假话成风，上上下下都讲假话，有的是诚心的，有的是违心的，有的是被迫的，有的是故意的。巴金坦言他也不例外。他在十年“文革”时期违心地讲假话太多。尽管肉体上没有受过体罚，但精神方面却时时处在压抑之中。“我究竟讲过多少真话？”“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一个盗名欺世的骗子。”他在《随想录》中反反复复地重复“说真话”这三个字，这是老人痛切的感受，真切的呼吁，抑或是无奈的感叹，真诚的忏悔？他说这部书就是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他在世时也是一直极力主张和呼吁要建立具象的“文革博物馆”的。巴金的用意显然是要让后人永远记住那个年代，告诫后人永远不要让那个年代回来。巴金对“文革”的全部看法对于后人来说可能并不那么重要，但他倡导的说真话的精神却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说假话对人性对人格的践踏之深，对国家对民族的危害之大，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中国这块土地上自古以来就存在着说假话的土壤和条件，纵观现实，说假话在许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都还有一定市场，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也还时时处处在被人夸耀，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警惕吗？ 其次是它的史料价值。这部书的史料价值也不容小觑。由于巴金身份的特殊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所接触所共事所关注所关心的周围的人们多是在中国文坛有影响有成就的人。在《随想录》中，他依次点到的就有曹禺、叶以群、丽尼、俞云阶、田间、冯雪峰、鲁迅、方之、靳以、老舍、方殷、黎烈文、杨朔、赵丹、茅盾、丰子恺、方令孺、艾青、叶圣陶、胡风等人。巴金以饱满的深情记述了与他们的交往，不加雕琢的披露了那些个年代许多史实。文集中有不少悼亡人的文章，其中有许多细节也鲜为人知。这对于后人撰写中国当代文学史无疑是有补益的。如《纪念雪峰》中他写到：“他殷勤地留我一起出去吃饭。我们是在新侨饭店楼下的大同酒家吃的饭。雪峰虽然做主人，却拿着菜单毫无办法，这说明他很少进馆子。他那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在重庆时就传开了。”在《悼方之同志》中他写到：“方之回到南京，身体已经被折磨得很坏了，他订了个五年计划，他说：‘我准备再做五年苦工。’他想好了十多篇作品，准备一一写出。后来他病情严重，住进了医院，他向爱人央求：‘告诉我，我还能活多久。能活三年，我就做三年的打算；倘使只能活一个月，我就马上出院，把最要紧的事情做完……”在《怀念老舍同志》中写到“我仿佛看见满头血污包着一块白绸子的老人一声不响地躺在那里。他有多少思想在翻腾，有多少话要倾吐，他不能就这样撒手而去，他还有多少美好的东西要留下来啊！但是过了一天他就躺在太平湖的西岸，身上盖了一床破席。”《悼念茅盾同志》中说到茅盾当编辑时的认真：“我才发现他看过采用的每篇稿件都用红笔批改得清清楚楚，而且不让一个笔画难辨的字留下来。”这些个近于白描的叙述让读者不能不对中国文坛上许多前辈的高风亮节而肃然起敬。还有他写到的世界文豪如卢梭、伏尔泰、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左拉、赫尔岑等人的轶闻轶事，也是带有权威性的史料补白。在《随想录》中，他还写到了“牛棚”生涯和病中生活，尤其是那篇《我的老家》，这些对于后人研究巴金本人生平及创作生涯，则更具有难能可贵的史料价值。 其三是它的建言价值。在文学表现手法上，《随想录》可视为是一部随意的记录，其中有看电影的观感，有谈创作的体会，有访法日的游记，有怀亡人的文章，有与人书写的序。尽管看似记录随意，思想却并不浅显。且不说巴金“建立文革博物馆”之呼吁对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其他散见在他的文章中的许多建言也都闪耀着睿智的光彩。巴金的许多观点都是他毕其一生的阅人阅世的经验之谈。如《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我们就从中受益不少。“人的冤案现在陆续得到平反，书的冤案也开始得到昭雪”。人类精神文明成果是应该互通有无不分国界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大量的西方大师的名著如潮水般涌来，这不能不感谢巴金等大师们的建言所致。还有《把心交给读者》，这是在告诫我们写作的诚实态度，惟有诚实才能写好文章。还有他对世界语的卓见，关于世界语，他认为是易学易懂的，这是人造语的长处，不仅对于欧洲人，对于我们亚洲人，对其他的民族也是如此。他坚信世界语一定会成为人类共用的语言。关于汉字改革，他则认为，“汉字是废不掉的，我单单举出一个理由，我们有那么多优秀的文化遗产，谁也无权把它们抛在垃圾箱里。”“我不会再说烧掉线装书的蠢话了。”“搞汉字改革必须慎重，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忘记汉字是团结全国人民的重要工具。”关于文学的作用，他认为，文学有宣传的作用，但宣传不能代替文学；文学有教育的作用，但教育不能代替文学。文学作品能产生潜移默化、塑造灵魂的效果，当然也会做出腐蚀心灵的坏事，但这二者都离不开读者的生活经历和他们所受的教育。他还说到“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是自然，是无技巧《探索之三》。”这与武术境界中的“无招胜有招”大有共通之处。另外，他的一些建言不仅仅只是泛泛说道，而是带有可操作性的。如《再说现代文学馆》就庶几接近于政协的提案或人大的议案。 以上笔者简要概括了《随想录》最主要的三大价值，但勿庸讳言，《随想录》中有些缺憾也是客观存在的。 巴金有的观点值得商榷，譬如首篇谈《望乡》里，他认为“那个时候倒的确有黄色影片上演，却从未见过青年们普遍的腐化堕落”。他此处所说的“那个时候”是指他年轻的时候。我们当然承认，任何时候好青年都是普遍存在的，但这不能成为可以允许黄色影片上演之类坏现象堂而皇之存在的理由（当然《望乡》不属于此类）。而现实情况是，许多中间青年却的确是被坏现象引诱而向坏的方向转的。再如《文学的作用》里说，“读者对每一本书都是‘各取所需’，塑造灵魂也好，腐蚀心灵也好，都不是一本书就办得到的。”这也不甚正确，实际上现实中许多正在成长的年轻人正是由误看一本坏书而走上歧途或因为一念之差而走向犯罪的。读一篇好的作品，会使人感到心灵充实，会充满对生活的热爱。但读一篇坏的作品呢？却感觉像吞了绿头苍蝇，倘若中毒则极可能会毁了人的一生的。巴金作为文坛泰斗，如此表态似乎有对社会不良现象“放一马”之嫌。 巴金有的思想倾向我并不同意，比如在写到日本的许多文章里，巴金的字里行间都充满对日本的深厚感情，《访问广岛》尤甚。由于巴金的人生阅历，这本来无可非议，即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民也是与日本军国主义者有区别的。但不知他想过没有，广岛长崎事件当然不应该发生，但这悲剧却是由日本自身造成的。在侵华甚嚣尘上时，整个日本都几乎处于癫狂状态，以为真的可以三个月可以灭亡中国了。没有广岛的悲剧，日本天皇不会那么轻易宣布投降，二战可能还会无限期延续下去，在中国在东南亚还可能会继续发生无数的悲剧。广岛死亡了几十万人，这些人当然有很多是无辜的，但中国在二战中死亡人数却是一千多万人。巴金老人想过这个数字比例没有呢？而且文章中说到广岛长崎将之与中国的十年“文革”连在一起说，只谈“果”而不谈“因”，这也容易误导后人产生似是而非的联想。 巴金对中华传统文化譬如孔孟之道的轻视我也是认为不妥的，他说“我脑子里给填满了所谓孔孟之道，可是我并没有相信过那些圣贤书。”他将之嘲弄为“封建糟粕”或者“封建精华”，是义无反顾首先丢开的东西。《再说端端》而我们现在分明已经深深感受到，孔孟学说与道教佛教一样，从总体上都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后人丢掉不得的。 这部书好在把晚年巴金的思想活动、人生轨迹和文字语言留了下来，但如果单独地看每一篇文字，则大多缺乏文采。在这方面，我有与他女儿小林同样的感觉，“受不了那种老年人翻来覆去的唠叨”。我还要说句真话，倘若说这就是巴金的散文，那么不如说是他的说话，只不过是他将这说话一字一句记了下来而已。香港那七位大学生在这方面说得不错，的确有些地方“文法上不通顺”，又缺乏“文学技巧”。但巴金却对这七位大学生深恶痛绝，斥其“赤膊上阵”，“挥舞棍棒，杀了过来。”他憎恨“文革”，只为创伤太深，拂之不去，所以容易动怒，出语偏激。读者对这一点当然也能理解。 但我仍然佩服巴金，我佩服老人终于兑现了他庄严的承诺，在他有生之年，终于向世人奉献出了这部厚厚的《随想录》。巴金是一位写作极为勤奋的老人，他笔墨耕耘六十年，为读者为社会奉献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当初他将写这部书列入了他的写作计划中，他表示说到就一定要做到，那时他已年届八旬，身体状况又非常不好。其间还因两次生病住院治疗，最长的一次竟有七八个月不能动笔。这里要说明的是，由于巴金不会使用电脑，他只能靠手中的一枝笔来写作。这决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细节，须知这对于体弱多病的巴金来说是何等的不容易。据巴金在《无题集》后记中说，“的确我写字十分吃力，连一枝圆珠笔也几乎移动（的确是移动）不了，但思想不肯停，一直等着笔动，我坐在书桌前干着急，慢慢将笔往前后移，有时纸上不出现字迹，便用力重写，这样终于写出一张一张的稿子，有时一天还写不上两百字，就感觉快到了心力衰竭的地步。”为了写《随想录》，巴金说 “我一刻也不停止我的笔，它点燃火烧我自己，到了我成为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感情也不会在人间消失。”完全可以这样说，老人是在用他的血，用他的心，用他的信念在写作，正是凭着这股对祖国对读者的爱和感情，巴金终于在晚年令人难以置信地完成了这部大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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