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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从森，男，系湖北省大冶市刘仁八镇云台中学语文教师,近年开始文学创作,曾在《诗词月刊》《中国诗选刊》,<<流泗诗词>>,<<诗词>>,<<中华诗词>>,<<千华诗词>>，<<铜草花>>,<<仙桥流韵>>等刊物发表作品. 一抹斜阳，半山晚照。这个时候，总能看到一个人踱步于故乡的幽径，或赏景，或沉思，或回味。这个人就是我。也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与故乡的情结愈来愈深的缘故吧，总是在下班回家后，端一杯淡绿的茗茶，徜徉在故乡的幽经，悠闲于故乡的巷尾。 我的故乡坐落在秀美果城的西北边，幕埠山脉向东分支之南麓。村子不大，三十户人家，倚山朝畈，一条小河从前面环抱而过，终年流淌着清澈而柔情的绿水。古老的、破旧低矮的房屋都已经不见了，放眼望去，都是风格各异的别墅和楼宇。被石滚滚得如同镜子一样发光的黄土乡场，已经被混凝土所硬化。变了，一切都变了。 不，村头的那棵古老的株树至今没有变，它依然矗立在故乡乡场边缘。这是一棵苦株树，十年前，市文物局来我村为树挂过牌，说是这棵树己经有五百多年树龄了，属于保护对象，并叮嘱村人一起保护它。前年，我由这树想到了故乡的人,特别是我已故的父亲和故乡唯一一位健在的上辈老人，他跟随我父亲搭当了一辈子，奋斗一生，清贫一生。我一直叫他牛爷，对他如同对我父亲一样尊敬。我经常去看望他，与他攀谈，他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讲述着他与我父亲一生的风风雨雨，坎坷历程。每次听着，都有不一样的感受，时而淡定，时而亢奋，时而潸然，时而骄傲。感情的潮水曾一度泛滥，成诗成句挣脱心中: 苦雨摧风五百年，村头屹立景光添。 枯虬傲展谁知晓？嫩簇繁兴我解诠。 满树圆实思饿岁，一身朴质写蓝天。 何愁双鬓秋霜点，始悟人生不老篇。 今天，也是在一个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与这位八十四岁高龄的老人在这古株树下不期而遇，话题自然是眼前这巍巍的古株树了。 硕大的树干，估计四个成年汉子张开双臂手手相牵，才能免强合抱。淡青黑色的树皮极为粗糙，谁都能感受得到它历经岁月的久远与沧桑。树顶，一根根粗枝都已枯死，没日地顶着太阳，没夜地挑着月亮。虽然身已枯死而折射的精神却晖晖闪光。中间部分,枝丫繁茂，深绿的老叶呵护着浅绿的嫩叶生机勃勃，欣欣向荣。满树的白色小花成簇成瀑，淡香飘逸。几条粗藤交缠在一起，攀干而上，附枝而长。这藤条一到夏天开着的长条花很特别，小时候把它采下来当成毛笔写过字。而花期过后结着的果实有拳头那么大，一个个吊在树枝藤条上，如同上百盏电灯泡，又像一个个翠绿的皮球。老辈人叫它凉粉坨，听说能做出凉粉来，可以吃。而那满树被蜜蜂群绕的小白花，就能联想它结出的一个又一个如同小指大小的圆圆果实，叫苦株籽，呈棕色，壳薄而脆，肉质圆实，微苦。记得小时候，成熟了的籽粒纷纷落下，地上到处都是。我们捡起一些，用铁丝穿着，在野外捡点干柴燃火烧着吃。这位老人告诉我，一九五九年一九六O年这两年，全国闹饥荒，很多地方都饿死人，我村一百多条生命在最艰难的时候全靠这一树的籽实维持生命，支撑渡过生命的难关。 记忆的闸门徐徐开启，往事一幕一幕拉开。 故乡的古株树下浓荫遍地,是村人休憩，乘凉，聊天，娱乐的场所。人们似乎成了一种定律，不约而至，自然而聚,天南地北,侃侃而聊。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村中唯一的文化娱乐是听评书。村头有一个跛子，四十来岁，听大人说是他小时患小儿麻痹症才留下的后遗症。他的小腿还没有别人手腕大，如同瘦瘦的竹筒。他走路总是一手拄着根棍子，像划船一样显得很吃力。他读了十八年私塾，能写出一笔很工整的小楷，他是个打算盘的高手。村中的爷字辈们都没进过学堂门，但都能识文断字，都能打加减乘除法算盘。听说都是他在空余时间一手教会的,从没要过报酬。那时是生产队，白天天一亮，他就开始跛出家门，走街串巷，做些补雨伞，补雨鞋，凿碗字，修坏锁,配锁匙的营生活计，夜晚在投宿的村庄说评书获些米粮。他娶了个双眼瞎的妻子，相继生了两儿一女，生活过得很是艰难。那时我日夜盼望着这位跛子大哥回村(因为他小我一个辈分，按当地规矩:少年叔侄如弟兄)，因为他回村后，每当月亮升起，他就在古株树下架起了小鼓，响亮而有节奏的鼓板声在乡村夜空回荡。于是人们陆续赶至，不大会工夫就是一片黑压压的人们。在那个闭塞的时代，我从他的评书中知道了水浒、三国、西游……也是在他评书中懂得了什么是善、恶，什么是狗熊，什么是英雄，也是从他的评书里慢慢领悟了做人的准则。在平常人眼里，他好像可有可无，而在我当时幼小的心灵中觉得他很了不起，就是现在仍然不改初衷。可不是吗?村人哪家没有他凿过字的碗?补过的雨鞋?他没有收过谁家一分钱，他总是推说手下功夫不算什么。他主动给村人说过的评书不知多少本，他从没收过一粒米，他总是说生产队分了人口粮他家，他总是占了大家的油。后来进入八十年代了，说书、凿碗，补雨鞋已没有了市场。于是他就开始转行补皮鞋。自从有了电视后，再也听不到他的鼓板声了，渐渐地人们时不时把他淡漠了。慢慢地他老了，不能拄着木棍一拐一跛地串村了。幸好他的儿女长大了，虽然小学三年级都没读完，但凭着七尺身躯干着卖力活还能维持家计。两个儿子没有智谋，但我认为其孝心在果城里算是数一的。他去九江打工都要带着这对残疾的父母，迁移于异乡。邻村接太公唱大戏，他背着跛瘫的父亲去看，牵着瞎眼的母亲去听,来回辗转四次。后来跛脚大哥和瞎眼大嫂一年中相继去世，记得当时我在他的祭文中这样写过他:他的一生，命运多舛，经历过无数的风风雨雨。虽然他肉体残疾，但是他以顽强的意志和毅力支撑着一片蓝天。他在不经意间发出自已的光和热，他从不索取，唯有奉献。 牛爷打断了我的沉思,他跟我讲，那是在七十年代初期的一个夏天，在这棵古株树边乡场前的一个土台上，摆着一排桌子，上面坐着公社大队干部，我的父亲被罚站在台前，台下坐着一乡场的人，都是来自各生产队的队长和会计。这是一个斗争现场会，批斗我父亲。牛爷说，我们生产队田地分三个部分组成，一类是门口畈田，这类田泥脚浅，土质肥，自流灌溉。二类是垴上的榜田，这类田泥脚更浅，肥沃，但不耐旱，不能自流灌溉，纯属靠天下雨或人工灌溉。三类田是山坳里的垅田，这类田属泥沼，不能牛耕，全靠人工挖出，地下常年冒着冰凉的冷水。按照当时上级要求，第一，所有农田必须插双季稻，第二，早稻必须在五月一日前全部插完。我父亲是队长却明知故犯，他只把一类田插双季稻，而且早稻从"五一"过了才大插，违背了“不插五一田"的号召。更为甚者，他把二类田和三类田全部插一季稻，谷种是他一年前费尽周折从几百里的地方买回来的，叫"六九一"。这更是与上面精神对着干。牛爷说，这个斗争大会我父亲很冤，因为膀田和垅田插双季稻违背了自然规律，非常低产，几乎无收。父亲买回的一季稻谷种头年就试验了，亩产八至九百斤。再说一类田"五一"过后插，是父亲多年实践总结的经验，因为山区与平畈季节来临时间有异。不管怎样，父亲性质严重，影响极坏。就这样在炎炎烈日下，在一个一个干部严厉批判的发言中，父亲整整站了一个上午，满头的白汗也整整流了一个上午。然而他在台上是如此的坦然，像一座山一样巍然不动。 我好奇问牛爷，公社为什么不撤父亲队长职务。牛爷此时显得有些激动，他说，不是不撤，而是撤不了，上头干部拗不过全体社员。牛爷说，他当时第一个在会中提出只跟我父亲搭当，否则辞职，然后队委会,社员一致抗议和请求。我问牛爷父亲到底错没，他显得更激动了。他说，从那年起我们队粮食年年大丰收，公粮和余粮是整个公社送得最多的生产队。 牛爷的话终于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那是一九八一年的一个金秋时节，也是在这棵古株树边的乡场上，台下坐着上千人，台上也是一排桌子，父亲也是站在那里。不同的是，他胸戴一朵大红花，拿着一个话筒，在千人会场上作无稿发言。有几句话我至今记得，"我没有读过书，几十年我只知道凭良心做人，按实际情况做事，不弄虚做假。要说有成绩，那都是全体社员的。" 那次父亲被评为全县劳模，县政府还为他写了专题报道，发表在黄石日报头版中，而且还奖了一个闹钟和一千元人民币给他。记得当时他把闹钟和一千元人民币全送给了生产队。 一九八二年，我们县开始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承包到了各户。牛爷说，从那时开始，他俩仍然做搭当，继续负责村中事务，一直到二OO二年父亲去逝。二十年中，他们俩从没向村和村民要过一分钱的工资。他们两都不是共产党员，然而他们用自已平凡的一生诠释了不平凡的价值。 如今，父亲那一代男丁中只剩下牛爷一个人了，那代人的故事正在被故乡的人忘却。转眼，我也已步入知天命之年。在故乡翻天覆地的巨变中，我们这一代人在逐渐老去，新的一代人不断成长起来。一代代人如同红尘中匆匆的过客，来了，又走了，又有几人去追忆和缅怀? 月亮升起来了，古株树在月华的沐浴下显得更加伟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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