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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宏友，湖北麻城市人，1977年毕业于华师黄石分院（今湖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学语文高级教师。《交流式班主任工作法》被收入1997年黄冈市普高工作会议《材料汇编》，著有《高中生成才与成人》。 “单位同意”，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四个字，但是，上个世纪的每一个人，几乎没有谁不与它发生关系，也没有谁能够绕开它而自由自在地生活。你出生，要你父母的单位同意，要有“准生证”，你才能来到这个世界上；你读书升学、参军、参加工作，要征得你所在地的基层单位同意，你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你要结婚、调动工作，或者升职，要你所在的单位同意，你才能心想事成；你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加入中国共产党，更需要单位同意，你才能获取政治生命…… 所以，“单位同意”，它关涉到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它无处不在。你是一条虫，还是一条龙，你自己说了不作数，得由它说了算！ 偶尔看到一则材料：一九七七年，邓小平在主持全国科教工作会议期间，力主当年冬季就恢复全国高考。当时的教育部拟定招生的原则是：“自愿报名，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在审批考生参加高考的资格时，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单位同意”会影响很多人报考，因为这是有前车之鉴的。于是，他指出：“单位同意这一条我看去掉，比如说考生考得好，生产队却不同意，车间不同意，或哪个领导脾气不好，考生该如何是好？”所以，后来在确定招生原则中取消了“单位同意”这一条。 “单位同意这一条我看去掉。”就是这一句话，它成了许多人人生道路上的一根救命稻草，把一大批人头上的紧箍咒给砸了个稀巴烂，搬走了压在他们头顶上的一块磐石，救人于水火之中，让他们获得了解放，得以浴火重生。特别是一批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给了他们施展拳脚的用武之地，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展现聪明才智的平台，就像鱼儿进入了大海、雄鹰翱翔于苍穹、千里马奔驰在广袤的大地上一样，他们人尽其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重塑了各自的人生，使他们的人生精彩纷呈。这句话成就许多人的人生。 “生产队却不同意，车间不同意”，“考生该如何是好“？是的,“不同意”这种反对意见，这种来自社会最基层的群众的意见，面对它能怎么办呢？他们不同意，难道你要脱离基层，脱离群众不成？“你”都拿他没办法的事情，一介考生岂能奈何得了？ 虽然许多人心地善良，但是，在面对有人要离开而去过好日子的时候，要他表示“同意”，的确很难做出抉择。你要跳出“农门”，脱离“鸡”的身份而去做“凤凰”，即便没有影响到他一丝一毫的利益，可是，他就是心情“不爽”，要他宽宏大量地表示“同意”，无论如何总是有点别扭的。 有一句很通俗的话，槽里吃食猪拱猪。我吃不上，你也别想吃；你不让我吃，我叫你也吃不成，宁可大家都饿着。他们本来都是很普通的一个共同体，应该彼此关心，相互照顾：你够不着，我就拿着勺子喂给你吃；我够不着，你也应该拿起着勺子喂给我吃，只要有可能就应该帮人一把。可是他们却“我”字当头，私心发酵，生怕他人好，生怕他人比自己强。于是，他们就“人各自私，人各自利”。看到对方不如自己，就高兴，就开心；如果某人的日子好过一点，发展得顺利一点，就浑身不自在，就眼红。就像螃蟹，想要爬上岸去，痴心妄想。你刚一抬腿，就被其它螃蟹死死地勾住，无法动弹：我上不了岸，你也别想上岸；你要上岸？我还没上岸呢！咱们都在水里混得了。这种人，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坏的心眼，只不过是想自己多了一点，为别人着想少了一点，客气地说，就是眼皮子薄。 这个群体的人还好说话，因为，他们只是思想上一时拐不过弯来而已，如果有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他们是不会固执己见的。怕就怕“哪个领导脾气不好”。为什么？因为他领着衔，头上有顶桂冠，是“领导”，人送雅号“土皇帝”。 这种人是民非“民”，就因为他是大伙的“头儿”。他有签署意见的权力，他手里握着“公章”，掌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在他的“一亩三分地”里，由他说了算。这种人虽然官不大，但是权力却不小，如果“脾气不好”，不给你小鞋穿那才怪。他们当中，有人出于一己私心，遇事就耍心眼，玩心计，使手段，下绊子。谁要是被他盯上了，准没好日子过，非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不可。所以，纵然“考生考得好”，如果你对“领导”有什么礼数不周，或者是他瞧着你不顺眼，一旦发起脾气来，你就孙悟空也别想逃出他“如来佛的手掌心”。 所以，在当年，这“单位同意”四个字，虽然它代表了正义，绝大部分人得到了它的垂青，他们在生活中顺风顺水；但是，对于那些政治背景“复杂”、略有“瑕疵”、或者做人不愿意“哼哼哈哈”的“死心眼”而言，他们则被“边缘化”了，不仅举步维艰，而且受尽白眼。所以，“单位同意”就成为了这类人十分昂贵的奢侈品，可望而不可即。于是多少人的才智被扼杀了，多少人的前程被毁掉了。 有这样的一家父子三人，在“单位同意”的大背景中，他们左冲右突，却阴差阳错，因而命途多舛。正可谓一家三父子，命运各不同。 史家父亲是一个平凡而普通的农民，因为在塆里辈分高，百分之八十的人称他二爹。解放之初，二爹被乡亲们推举为合作社里的互助组长，生产队的小队长；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又先后担任过生产大队的副大队长和大队长。可是，最后却干不下去了，只好自己认输，偃旗息鼓，败下阵来。 一九六四年春节刚过，公社朱书记就登门做二爹的思想工作，要他放下包袱，继续担任大队长，大胆地开展工作，却被二爹婉言谢绝了。 起初，二爹到大队部担任副大队长的时候，主要是兼职出纳。这是一件让人非常头疼的工作。期间，隔三差五，特别是节日（端阳节、中秋节，“五·一”劳动和“十·一”国庆节等）之前的那些天，从大清早直到吃早饭的时候，都有人堵在他家门前，拿着大队长审批了的支条支取钱款。 在集体经济所有制的年代里，农村很少有人家手有余钱。一年之中，只有大队在半年预算和年终决算的时候，余粮户才能够拿到钱。所以，农村人如果家里要用钱，只能向大队临时借支。而那些缺粮户，自然是不仅很难支取到钱，相反，如果家里有经济来源的，还要向大队交欠款。比如缺粮户中，家庭副业搞得好，鸡、猪等家禽家畜养得多，养得很成功的农户，或者家里有人在国家的机关单位或者厂矿企业工作，只要有工资收入的，就要定期或不定期地交还缺粮款；而那些家里没有经济来源，也就没有偿还能力的缺粮户，他们的欠款就只能年复一年地码在集体的账面上。虽然是缺粮户，但是，除了工分抢粮的一部分抢不进来以外，还是能够按月领到基本口粮的，这可能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农村里的最集中最突出的体现吧。 当时，农民经济生活十分拮据。许多人家常常用三两个鸡蛋换点油、盐，妇女们就用旧书废纸、破铜烂铁、龟甲等从货郎担那里换取针线。如果谁家里儿子娶媳妇、闺女出嫁，或者盖个伙房什么的，就得提前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计划着养猪、养羊等以增加储蓄。所以，平日里，赶情答礼、添置衣物、买个油盐等，就只能到大队借支零花钱，并且，这只是余粮户的权力。而那些缺粮户根本就支取不到钱，除非红白喜事、严重疾病、或者突发事件等，还必须经过大队干部集体讨论审批，否则，要支取到现金几乎是不可能的。 俗话说，小河无水大河干。那时候，集体经济非常脆弱。有支条就付款，符合规章制度，符合操作流程，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在这个大队就是不正常，就是做不到。因为大队没有集体企业，就一个赔钱不挣钱的林场，集体经济不过就是个空架子，很多时候根本就没有现金，比十八岁大姑娘的脸还干净。那些老缺粮户、大缺粮户，几百上千元的欠款空挂在账面上，所以，就是到了卖公粮的季节，粮、棉、油卖给国家了，扣除各种税费以后，剩下的钱款还要拖延时日，才能到达账面上。去银行提取，可是银行也有规定，在扣除贷款后还要分批提取。所以，虽然社员手里有支条，可是出纳那里却没有钱，于是，因为不能兑现而经常闹矛盾。有些人是软磨硬泡，有些人则恶语伤人。特别是负责审批的主要干部如果不愿意得罪人，不管出纳那里有没有现金，也不讲该不该批的原则，一律“同意”，签上大名，这样，矛盾就都集中到他这个主管出纳的副大队长这里了。他不光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苦楚，还要“留有余地”，以备不虞之需，来确保大队必要的开支，以保证工作正常运转，所以，常常不敢按常理而为之。尽管他费尽唇舌，想尽千方百计，甚至大费周章，以至于向富裕户借钱周转，却还是满足不了借支户的要求。因此，这个副大队长十分为难，既“秀才遇到兵”，又“哑巴吃黄连”，真是吃力不讨好。虽然他对群众说尽好话，陪尽小心和笑脸，但是，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审批者，却毫不客气，不仅给予无情指斥，甚至于爆粗口。于是他们磨擦不断，矛盾冲突频发。 后来，二爹当上大队长了，专管生产；而先前的大队长则当上书记了，专管开会，专管说话算数的事，当起了“甩手掌柜”。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为了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国家也调整了农业政策。史大队长坚决执行党的农村政策，不仅鼓励各生产队千方百计地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努力提高主要农作物的产量，抓好多种经营，搞好农副业生产，而且大力支持农民开垦荒地，种好自留地，搞好家庭副业。社员的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了。他们起五更睡半夜，战酷暑斗严寒，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大集体的基本口粮加上自留地里的收获，社员们的温饱问题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连续几年，社员几乎家家挖有地窖，收藏红薯，储备果蔬，以备春荒；许多人家还烫豆皮了，吃得起挂面了；农历年，乡亲们也吃上了久违的肉糕、糍粑等食品。许多鲜美的食物都摆上了普通百姓的餐桌。当时，乡下人的生活，让许多城里人都羡慕不已。 但是，也有个别私心比较重的人，他们种自留地就拼命，而在参加生产队劳动的时候，就偷奸耍滑，消极怠工，出勤不出力。这在当时虽然是一种普遍现象，可是它却成了史大队长的一大罪状。有人把责任归咎于他一个人，说他对私心膨胀的社员不批评，不教育，姑息纵容，助长了社员的小农经济思想，就在史大队长入党的事情上，他们大做文章。 这个大队的支书眼睛不好使，说话的时候，眼睛总是流着泪眯成一条缝，人送外号“瞎子”。不叫的狗咬人。瞎子书记还真是个阴毒的家伙。表面上哼哼唧唧，没有什么大主意，像是个老好人，可是，他却憋着一肚子坏水，专使阴招害人。在二爹入党的问题上，他就把少数社员消极怠工的问题，无限上纲，说成是“不热爱集体”、“破坏集体生产”、“挖社会主义墙角”，说二爹对这些现象听之任之，是收买人心，助长了社员的私心杂念，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但是，上级党组织认为，史大队长的群众基础很好，也做出了成绩，有目共睹、有口皆碑，并且已经是第三次讨论了，要求大队党支部再次讨论。 于是，瞎子书记就找到当时的公社团委书记，商讨对策。此前，公社党委指派这两个人做史大队长的入党介绍人。终于，他们达成一致，使出了杀手锏，向公社党委反映说：“史大队长的父亲曾经当过保长，他却没有如实地向党组织交代清楚，这是对党不忠诚。”所以，史大队长入党的事，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又给搁置下来。 公社团委书记，其实是史大队长结拜的义弟，虽然，当时他已经是公社团委书记了，却因为某些问题被暂时停职了。当看到公社党委书记对他的义兄比较器重的时候，他就心生妒忌，与瞎子书记一拍即合，俩人一唱一和，他们如愿了。 所谓的“历史问题”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在日本人入侵的时候，史氏族长兼任保长，他为人奸诈，怕担责任，担风险，就让史大队长教私塾的父亲暂时代理保长，他自己却跑到东山里避乱去了。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日本人走了，原保长也回来了，自然也就没史大队长父亲什么事了。可谁知，在二十年以后却被人利用，拿来说事。在填履历表时，史大队长就征求义弟的意见，自己父亲的这段经历要不要填写。他被明确告知：“不必填写。”为什么？因为没达到六个月以上的经历可以不用填写，更何况保长之职仅仅是临时代理。谁知此人出尔反尔。 由于这两个人相互勾结，暗中使绊子，基层党支部“不同意”，所以，史大队长入党的事，迟迟没有落实。原本这就不是个事，可是，二爹的工作开展得不顺利，心情也不舒畅。为了图个自在，就干脆撂挑子不干了。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后来，二爹也暗自庆幸，如果接受了朱书记的劝说继续干下去，在随后的“四清运动”中，自己还不知道会被整成什么样子呢！ 但凡是个人，他就有软肋。像这种人虽然是个“官”，却也只敢捡软柿子捏，如果拿捏不住的，他也无可奈何。比如，果真遇着个稍微有点“横”的硬茬，也是“穿皮鞋的就怕了打赤脚的”，只能当缩头乌龟。更主要的是，他毕竟还是个民，也怕“官”，也怕“管”。如果遇上一个“为民做主”的正派官，你阳奉阴违，两面三刀，我就迎头棒喝，给你好看，他也就只能干瞪眼。史家老三就有幸遇上了“打赤脚”的和“为民做主”的贵人。 一九六八年，史家老三中学毕业以后，成了一名“知识青年”，回到本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招工，不让填表；征兵，多次体检合格被拉下；连大队企业的门槛也没踏过，更不用说摊上“以工代干”之类的好事。他曾经给在部队服役的同学写信说：“连续三年都体检合格了，可是连个‘火头军’也当不上。”最滑稽的是，他却成了一个专职的临时会记：大队修水库工地的会记，修大桥工地的会记，支援闹水灾地方搬运泥沙、恢复农田的工地的会记，还当过生产小队的会记。他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成了大队副职干部的跟班。因为这样临时组建的队伍，基本上都是由大队贫协副主席、副连长，或者是选一名退职的原大队干部带队，工程完了，队伍也就解散了，当然也没有他什么事了。 有一年年底，大队召开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有一位名史宏焱的代表为这家老三抱不平了：现在国家招工、招干、征兵，集体企业招工，还有大队厂场安排人员，你们大队干部的亲儿戚儿，上过学的，没上过学的，都安排得差不多了；可是二爹家里，老三他们弟兄四个都齐整整地窝在家里，是不是轮也该轮到他们家了？你们说，我们大队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天下？老三的祖父不就是代理了几个月的保长吗？你们真的要把人家“打入十八层地狱”，再“踏上一只脚”吗？要知道，他们家也是贫农成分，从前也是苦大仇深，为什么就不能享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呢？ 这个史宏焱，在互助组的时候，曾经当过合作社的社长，可是个天不怕地不怕，什么话都敢说的“大头社员”。他的话音未落，会场上立马像炸开了锅一样，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掰扯得大队干部们面红耳赤。 这时候，四大队已经和邻近的五大队合并了，瞎子书记变成了副书记，“公章”也不再掌握在他的手里了。大队刘书记当场拍板说：“小学正缺一名民办教师，我们一起做工作，让他们家老二继续当小队会记，我们就安排老三到大队小学当老师。”史家老二的小队会记当得忒好，并且小有名气。尤其拨弄算盘，他的指法，简直像钢琴家的手指在钢琴上跳动一样美妙。但是，瞎子书记就是瞧着他不顺眼，逮着机会就打压他。于是，老二一走了之，到武汉东西湖农场卖工去了。生产队就派专人去武汉找他。无可奈何，老二就回来接替老三继续当小队会记，史家老三就到大队小学教书，也算是有了一份正儿八经的差事了。 一九七一年六月的一天上午，大队部会记推开教室的门，对正在讲课的老三说：公社王书记打电话通知，让你必须在一个小时内赶到公社。 公社王书记曾经是县三中的教导主任，四清运动时，抽调出来搞社会主义教育，后来就从政了，是公社专管文教卫的副书记。他曾经听过老三讲课，印象不错。老三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事，但是感觉也绝不会有坏事，就立刻跟另一位老师换课，马不停蹄，一路小跑地赶到公社。一见面，王书记就嘟囔开了：“你们大队瞎子太不像话了，谁也不商量就随便改变公社集体研究的意见。你赶快去写申请书，麻城师范学校招生的老师马上要走了。”老三向熟人借来纸和笔，匆匆写完申请书，还有简历和自传，一并交给了王书记。没想到，王书记当着各大队推荐来的人和招生老师的面，全文念了他的申请书，还进行了评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此刻，他就有了一种好的预感，不觉心头一热：没想到，改变命运就在这一瞬间。 其实，瞎子副书记几天前就去公社开会了，主要议题是分配上学的指标，四大队分到了一个上麻城师范学校的名额，公社提名推荐老三。瞎子副书记当场反对，要换成小学校长刘幼青，说她思想过硬，出身好。这位校长有过奋不顾身，英勇救牛的英雄事迹的。一个冬天，她家门前的草垛着火了，正在吃草的牛哞哞叫，她快速从家里拿出锄头把牛绳挖断，一头牛得救了。当时大队就安排她当老师，小学下放到各大队办以后，她就当了校长。可是，这位校长初小都未念完，王书记说她年纪大了，基础太差，跟不上。瞎子书记也没提出异议。可是，散会以后，他也不跟其他干部通气，心想，我把人送到你的面前，看你怎么拉得下脸面。难怪老三去公社途中遇到刘幼青，问她，却支支吾吾的王顾左右而言他。没想到，这一次，瞎子副书记虽然“脾气不好”，却失手了。 虽然出现了一点波折，但是，一九七二年二月，史家老三到麻城师范学校学习去了，终于如愿以偿。 可是，史家老二却没有这么幸运。由于得不到“单位同意”，他曾经同机遇失之交臂。 金秋十月，史家老二拉着板车跟队里的社员们一起，到镇上去卖棉花。眼前就一台磅秤，会计员是个女的，打算盘很慢，卖棉花的队伍排成了一条长龙。于是就有人抱怨，骂骂咧咧的，说会计员笨，打算盘的水平太差；有人插队，当然人家不让，就又吵吵闹闹的，乱成一锅粥。史老二也挤上前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他听到，质检员报出了棉花的等级，过磅员报出了重量，可是，算盘还在断断续续地响着，软绵绵的，就像哮喘病老人有气无力的咳嗽声一样，慢的人心里发慌。卖棉花的人越发不耐烦了，口不择言地瞎嚷嚷。听到大伙的抱怨，女会计员方寸大乱，手指更不听使唤，越发地慢了。 史老二沉不住气了，就在旁边开始心算。当棉花等级和重量报出来以后，他马上就喊出了金额的数字，和随后会计员报出的数字相同。周围的人也没特在意，只是瞟了史老二一眼。接连几次以后，史老二心算所报出的数字与会记员报出的数字，不仅毫厘不爽，主要是快了很多。大家就硬把他推到会计员身边，要他代为打算盘。本来棉花采购站的工作人员不同意，可是，会计员早已憋了一肚子气，就把算盘推给史老二说：“你来你来。”说完，赌气走了。在众人的催促下，史老二也不客气，拿起算盘就拨弄。于是，几乎在质检员报告棉花等级等级、过磅员报出重量的同时，史老二就报出了金额数。因为，史老二手指下的算盘珠子几乎是跟过磅员报重量的声音同时响起的，所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算盘珠子发出的噼哩拍啦的声音，干脆利落，节奏明快；拨珠指法之灵活，如做匀速运动，令人眼花缭乱，在场的人看的目瞪口呆。速度快了好几倍，大家在一片惊叹和赞许声中回到了各自的位置。 这一天，史老二出尽了风头，他打算盘的功力，不仅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喝彩，而且是在棉花采购站吃的晚饭，还专门派人骑自行车送他回家。 但是，这绝非一日之功。 读小学的时候，老二总是病怏怏的，又处在饥荒年代，家里非常穷苦，连肚子都填不饱，哪里有钱给他治病啊。小学毕业后，老二就在家务农，因为年纪小，被全队社员共同推举，跟与他同时小学毕业的同学合着当小队会记。大队这样安排，既是为了缓和小队内部的矛盾，也是要试试看谁稍微强一点就决定最后用谁。很快他就脱颖而出，正式当上了小队会记。 他当会计才一年，四清运动就开始了。住队的工作组队员，是龟山茶厂的团委书记，是个女的。她让老二“下水”交代问题，可是，做了几天的工作，他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十五六岁，充其量就是个大孩子，知道什么贪污？怎样搞鬼？可是，工作队员动真格的了，要他交出账本，停职交代问题。他本来就是个“闷葫芦”，也是“心底无私天地宽”吧，把钥匙往办公桌子上一丢，大声吼道：“你懂个么xx”,就气冲冲地跑回家了，把个大姑娘呛得泪流满面。后来，通过他父亲反复做工作，老二才收起了孩子脾气，拿起了算盘。小四清结束时，他退赔了5毛钱。当他把“会计”当个事情做的时候，那么小的年纪就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这可能就是他后来对外界缺乏信任的根源。但是，他真的对算盘着了迷，他说，一听到算盘珠子有节奏的响声就来劲。于是，算盘由十一档的换成了十三档的，十五档的，十七档的…… 第二天，麻城县白果镇棉花采购站的工作人员找上门来，征求老二和他父亲的意见，要召收他为临时工，也叫“以工代干”。这是天大的好事呀，求之不得，哪有不同意的道理？于是，来人让老二填完表格，他们亲自去找大队干部签意见，盖公章。可是，那个“脾气不好”的领导，以种种理由，拒不签字，不盖章。棉花采购站的同志连续跑了好几次，“领导”就是不放人，甚至连借用几个月的要求也被否定了。史老二气急了，他不顾父亲劝告，跑到大队部门口，夹枪带棒地骂了一通，可是，又能怎么样呢？事后传出话来，那个“脾气不好”的领导说：“你骂吧，我就是要把你放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后来，虽然老二在拥有9个公社10万多人的白果区，当过会计培训班的老师，赢得了一些荣誉，但是，终究因为领导“不同意”而未能离开这片土地。 当然，他比他的父亲要幸运，因为，他赶上了好时候。他当过大队会计，被村民选举当过村主任；他还把食用菌种到了黄石的地下防空洞里。现在老了，还经营着自己的一片果园。 从前读《论语》，对“小人”的内涵总感觉很模糊，后来逐渐明白了：“脾气不好”的领导就是对“小人”最确当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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